“亡天下”悲剧后的万恶之恶——文革50周年祭

有关中国时事政治,社会现象之分析批判。

版主: 周明河

周明河
帖子: 39
注册时间: 周日 9月 18, 2016 8:34 am

“亡天下”悲剧后的万恶之恶——文革50周年祭

帖子周明河 » 周日 9月 18, 2016 1:02 pm

【作者:周明河】
 
【导语:万恶之恶,恶之极也。本文主要分析为什么文革中会出现全民性的滔天罪恶,重点分析为什么说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为什么说这种罪恶超出了其他历史时段、其他民族所犯下的一切罪恶,这种罪恶的本质是什么,对今天的消极影响又是什么。本文主要是提供一种较为新颖的解释文革的话语模式,给大家一些有益的启迪吧。】
 
 
【一】什么是“亡天下”?

 
“亡天下”的观念最早应该是由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提出来的,顾氏在其所著《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一条中说道: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亡国”的表现无非是政权的更迭,诸如五代那样,政权的更迭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其实一般百姓是不需要对此多操心的,那些“肉食者”多上点心就行了。但是“亡天下”就不同了,此时仁义被阻塞了,道德堕地了,“兽食人、人相食”的地狱般惨象出现了(《孟子·梁惠王上》:“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是率兽而食人也。”),一般百姓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担忧了,此时,再卑贱的人也应该站出来阻止这股“亡天下”的祸水泛滥,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那么,究竟怎么才算是“亡天下”呢?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解释,从历史方面分析,顾炎武所担心的不仅是每个王朝末期所出现的大动荡、大屠杀现象,更担心的还是随着满清“蛮夷”的入关,华夏的千年道统很可能要被打翻在地——如此一来,中国就成了一帮不讲仁义、不遵道德的野蛮人的天下,最后进入一种类似蛮荒时代的混乱、血腥状态(五胡十六国时期有点近似)!

不过从历史经验看,虽然蒙元彻底灭掉了华夏政权,但是还没有灭掉华夏的千年道统,满清入主中国亦如是,可见顾炎武是有点多虑了,尽管由剃发之类恶政引发的反抗及屠杀现象也一度极为严重。然而,让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顾炎武生前虽然侥幸没有看到“亡天下”的莫大悲剧,但这并不代表“亡天下”在他身后的几百年、几千年里就不会发生!

今天的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亡天下”的涵义呢?我想,华夏的千年道统一旦亡了,整个价值体系被颠覆了,那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也就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中国”的地理概念,或者一个种族概念。好比一个人突然失忆且性情大变,其实他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他了,他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

那么究竟何谓“华夏的千年道统”?我认为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华民族这套发源于孔孟的“仁义”学说(道家、墨家也有一些道义观念),如果这套道德价值体系被彻底推翻,被一套反仁义的价值体系所取代,那么必然就会产生一堆暴君、暴民,直搅得全天下鸡犬不宁、生灵涂炭。

我们从历史经验看,秦王朝的意识形态就是以不讲仁义、不择手段的法家为主的,虽然秦始皇有意疏远了亲近儒家的公子扶苏,但是他也许已经意识到了纯任法家思想来统治国家是行而不远的,所以最后才有意传位给扶苏。不管秦始皇是否有让秦王朝建立一套类似汉武帝确立的这套“儒表法里”制度模式,但都表明一个核心问题,即道义观念是不能随便抛弃的,否则国家(政权)就会失去人心,失去凝聚力,就不会长治久安。

帝制时代的这套“儒表法里”制度模式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因为有了这套制度存在,不仁不义、父子相残的事情就会代不乏人,但有了儒家的意识形态充斥其间,才能尽可能平衡作恶的制度。
 
 
【二】何谓“共产主义”价值观?

 
华夏民族的千年道统没有亡在满清之手,所以他们享有了近三百年的国祚,可是到了近现代,千年道统却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自从晚清遭受西方坚船炮利的打击之后,中国人开始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诸如徐继畬、郭嵩焘、谭嗣同之类的政治家、思想家慢慢注意到,西方之强盛并不单纯在于兵精器良,更为主要的是,其在内政方面更为接近儒家的治世理想,即所谓的“选贤任能,讲信修睦”(徐继畬认为美国尤其是这样),于是他们或明或暗、或在生前或在死后皆表达了对西方制度的叹羡——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晚清的开明之士并不为自己的文化自卑,他们更关注的是制度!所以封疆大吏张树声在上光绪的临终奏折中(1884)才一针见血地指出:“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戎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可不幸的是,正像秦晖教授所指出的,到了清末民初,随着中国人不再直接向西方学习(如中断学生留美),反而接受了日本的二道“启蒙”,以至于陷入了制度改良方面的认识误区,从而在主张和实践上不能对于“中国(专制)病”对症下药。到了“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留日派为主的所谓“文化干将”,有鉴于日本式的强国强兵的榜样影响,开始在中国大肆鼓吹儒家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是中国人奴性思维的罪魁祸首,因此产生了“打倒孔家店”强烈呼声——此时,华夏的两千年道统面临着严峻的危机!

实际上,华夏道统的消亡并不可怕,儒家思想也并不让我们现代人多留恋,可关键的问题是——把儒家打倒了,树立起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如果是基督教的道德伦理体系,那还算中国人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在华夏道统日趋消亡后,并不是另一套道义文明观念取代了它!真可谓“天堂有路偏不走,地狱无门硬去闯”。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一部分所谓的知识群体的价值真空逐渐形成,此时俄国革命和马列主义日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加上苏俄大力干涉中国内政、有意对中国进行革命输出,中国人开始被慢慢赤化,随着抗战的结束、国共内战的开启,也终于迎来了两种文明观、价值观的决战!

马列主义究竟为何呢?首先说马列主义是一种不怕身后洪水滔天的无神论,是宣扬阶级斗争和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的,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是不会讲仁义的,更为关键的,这个“阶级敌人”、“革命敌人”未必全按财产和血统划分,它有可能是任何人——因此,任何人在这种政治、文明环境中都是不安全的!列宁主义不但吸收了一部分马克思的学说,更主要是吸收了俄国本土的民粹主义思想,按照《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一书中给出的解释,民粹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崇尚和信仰“人民”(主要指农民和贫苦劳动者),并把人民理性化;

第二,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

第三,企图通过俄国独特的公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第四,对一般文化抱着鄙薄态度,反对文化崇拜,倾向于以虚无主义的态度评价文化,以道德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科学和文化。

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苏俄在对内尤其是对外方面,完全不再讲求什么法律、道德、人权等,就像我以前在《南京政府那十年·卷一》里提到过的:“许多档案文件表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这些观念对于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国界和民族关系有着重大影响。”

当然,历史上诸如宗教圣战一类的价值观的武力输出现象是很多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悲剧,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你费心费力、流血成河所输出的价值观,究竟是否有一套仁义的、人道的价值做核心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在你成功地完成这套价值观输出后,人民还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这才是悲剧中的悲剧!

而更大的悲剧还在于,当无仁义、无人道的思想祸乱天下时,无论是一茬苦、一茬罪还是二茬苦、二茬罪,都有可能不断刷新人类的罪恶记录!20世纪的人类历史就是这个戏路上演的:比如说在西方,本来一战还算是比较文明的,双方对待战俘也较为遵守国际公约,但是到了一战结束之后,随着德国的纳粹化以及苏俄的赤化,国家原有的价值体系被颠覆了;在德国,有了泛滥开来的种族主义(包括国家至上主义),人和人不再平等了,出现了不具备生存权利的贱民;在苏俄,有阶级斗争了,很多人成了“阶级敌人”,也可谓是没有任何法权保障的贱民。在这种情况下,二战前后也就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邪恶、最黑暗的一页,什么文明法则都不讲了,各种暴行层出不穷(比如说苏俄除了残酷的国内大清洗,也有屠戮波兰精英阶层的“卡廷惨案”,除了祸害德国,也祸害我们东北人,诸如此类)。

有人或许又问了,为什么日本也那么野蛮呢?因为日本是军国主义国家,主要是制度的病,这个倒是跟法家那一套相似,也在血缘上有点关系,因为日本近现代很多思想家也推崇商鞅、韩非之流,但鄙夷儒家;秦国也是军国主义,在历史上也有野蛮的恶名。
 
 
【三】毛如何集大成?
 

就像王鼎钧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之三《关山夺路》中所指出的,国共内战的实质,就是以蒋为代表的儒家文明观与以毛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文明观之间的决斗——这就是与美国南北战争最大的不同,在讲仁义、讲人道的价值体系中竞争,往往是道义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什么毛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外部势力干涉的因素,比如蒋、毛个人的素质,但是更为主要的,我想就是道德逆淘汰、底线逆淘汰的必然结果——一个还讲点仁义道德、还有点底线的人,最终被一个根本不讲仁义道德、“无法无天”的人打败了!

按照共产主义和革命崇高的那套理论,为了多数人的利益是可以随便牺牲少数人的一切的,甚至于为了达成崇高的目标,牺牲大部分人的一切也在所不惜(“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在革命有理、革命神圣的这套价值体系中,种植和贩卖鸦片也被鼓吹、认同为“革命鸦片”,长春围城所造成的几十万死难者也被当成革命战争的必要牺牲,背信弃义、寡廉鲜耻也成了自己津津乐道的所谓“阳谋”!在内战中肆无忌惮地抢掠一切人力、物力资源,并对城市和乡村狠狠地破坏,也被说成是“打烂一个旧世界”,以便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遵照这套新的政治伦理、政治逻辑,再加毛氏坐江山前后又大力吸收了斯大林主义、法家思想等,终于令毛氏成为了古今中外不仁不义、反常识反诚信之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与帝制时代的暴君们不同的是,毛氏还扮演着一个真理的制造者、裁决者的角色,确乎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政教合体!

众所周知,2016年是文革爆发半个世纪的祭年,为了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或者说尽量消除它的不良影响,我们就必须深刻检讨文革悲剧的历史、文化成因。很显然,原有的一套理论似乎不太能解释得通文革的本质问题,究竟为什么文革之中会制造如此之多的罪恶呢?为什么罪恶的制造者除了国家暴力机器,也多是一般学生、群众呢?又为什么文革后很多罪恶制造者缺乏深刻的反思、忏悔呢?

显然,这里就归结到了本文的主题了,即文革是“亡天下”、是华夏道统、价值体系被彻底打翻的一种恶果。当然,彻底打翻是需要时间的,1949年的鼎革只是其中重要的一步,更为关键的是此后的17年间,给普罗大众尤其是年轻学生灌输了这套新的价值体系、革命文明观——它不是强调什么“仁者爱人”,不是要人互敬互爱、互相帮助,而是宣扬“时刻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人与人要互相监督、互相仇恨,所以这种政治文明生态比之古代还差得远;加上现代的一些技术手段的提升,国家对于个人身心的控制强度,也是无以复加的。

这里不得不一提的是,诸如一些完全没有参加过内战的国军抗日将领的坟墓也被打烂,这种极端行为就表明了新政权与传统价值的彻底决裂——而毛本身又是摇摆不定、喜怒无常的,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价值混乱、精神错乱,引发了国民的病态狂热。

 
 
【四】中国的底线在哪里?

 
毛氏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这是很多人非常迷惑的。

现在通行的解释,就是毛氏想要以其“毛天下”取代“党天下”,因为在大跃进、大饥荒等闹剧、悲剧过后,毛在党内的权威大损,作为大独裁者的他开始感到了权力的某种不安全感,因此决心发动一场夺权运动以另行组织一个绝对效忠自己、听命自己的权力系统,或架空或有力制衡原有的官僚体系。古代的雄主帝王如汉武帝、光武帝、明太祖等往往也是这样做的,比如用内朝架空外朝,只不过作为一个有实无名的“帝王”,毛想要真正巩固权力、传袭权力,就要做更多的工作,流更多的血。

这里我们不再一一历数文革中令人发指的暴行了,但是我们应该认为到一个重要问题,即文革系“万恶之恶”,不但是因为文革中的罪恶罄竹难书、恶果难以估量,也不但是因为暴行的参与主体非常广大,更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暴行的制造者往往当时没有犯罪感、事后也没有必要的忏悔表现(如道县大屠杀的一些参与者),这就是良知的被毒化!

正像一位朋友指出的:“集体主义思维就是舆论绑架式思维,集体主义思维重视群体,忽视甚至抹杀个体。”参与罪行制造的人越多、被毒化良知的人越多,犯罪感、罪恶感也就越弱,暴行和破坏也就会不断花样翻新,乃至不断打破原有的残忍、邪恶指数,诸如“知青吃人”、“活取内脏”等事件就是重要表现——当然更让人不忍直视的,还是亲人、夫妻之间的互相加害!

整个国家不讲仁义了,不讲人道了,也不讲法律了,在这种极端恐怖的环境中,任何人都是不安全的,包括孤家寡人的毛自身,任何人也都可能会因为讲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导致性命之忧,更甚者,声讨、惩罚的主体不是来自国家机器,而就是来自自己身边原本最亲近的人!安全感没有了,信任感也消失了,幸福感也谈不上了,最终留下的只是一种权力的狂热、权力的异化!大部分人压抑的活着,少部分人嚣张的活着……

我们当然不愿意生活在这样一种可怕的环境中,事实上随着毛的去世,可怕的“文革状态”也就基本结束了。然而不幸的是,原有的一套价值体系、伦理标准并没有消失,反而继续影响着今天的我们的现实政治及生活。

比如说“计划生育”的出台,以及其中屡见不鲜的暴行。再比如说极端功利的思想,所谓的“黑猫白猫论”就是体现——循着这套逻辑,只要能够达成目标,可以不问手段、不择手段,于是在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环境污染、道德崩溃、权力滥用、金权崇拜等等不良现象都出现了,甚至于到了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边缘,试问:这是否还是当初拟定的那个发展“目标”?或者说,如果这就是当初拟定的那个发展“目标”,这样的所谓“目标”又是否合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

这就像革命阶段,为了达成革命目的、取得政权,可以肆无忌惮地搞阴谋、搞破坏,可是当建政之后,却还是没完没了的恐怖、饥饿与迫害。因为从一开始就做不到“以人为本”的话,那最终也不可能实现“以人为本”,大众也就得不到社会发展的红利——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要敌视红色政权,价值观方面的确是大敌!

言尽于此吧。总之,在中国这块“上帝唾弃之地”,国人欲恢复家邦、锐意维新,就当从捍卫道德底线、文明底线做起,否则就只有万劫不复,这绝非危言耸听。

回到 “中国历史”

在线用户

用户浏览此论坛: 没有注册用户 和 1 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