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全面战争何以爆发？（1月18日语音分享文字版）

[周明河]

【较之语音版，又增加和调整了部分内容】


有关于中日全面战争这个题目，我在2013年9月其实是出版过一部书的，这就是《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这个所谓“大转折”，其实就是指中国命运的巨大转折。当然，不要说中日两国，就是整个远东、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因为这场大规模战争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局势其实也是互相影响的）。
关于我这部书的出版和命运就说来话长了，反正特别曲折，我这里只能作为一个开篇小故事长话短说了。
这个书最早是确定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来出的，但就在最后关头，浙大出版社说浙江审查比较严，社里有点担心，所以决定放弃这个有政治风险的选题。我把这个稿子重新发到了天涯上面，然后就有很多出版社和出版公司又来找我，因为我不太懂这个出版业的事情，就把稿子交给了第一个前来联系我的编辑，而且他很热情，反正后来是由一个很不起眼的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也不太对口）出了，而且还特别低调，不敢大肆宣传，封面语也没有突出这部书的特色。即便是这样，后来人家出版方还告诉我，书是9月份出的，如果推迟到10月，那么就绝对出不了了，因为当时又下来一个新文件，这类书要接受政审，不但时间长，而且枪毙的可能性很大。
事实也果然是如此，当我在2015年10月拿着修订版各处寻求再版时，反正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接的。时至今日，对于修订版我也有点不太满意了，但是根本没有动力再去修订，因为明知暂时是出版不了的。
啰嗦了这么多，其实也是想表明一个事情，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关于这个抗战开局的问题，大家看一般的书往往是看不来的，因为我的观点和视角有点与众不同，当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比较敏感！
如果大家仔细收听的话，我想很可能会从此改变你对于中日战争的看法！


一、

好了，下面开始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里先简单追溯一下，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武力冲突，最早大概可以算是唐朝初年的白江口之战，这个有点类似六十多年前的韩战的模样——唐朝、新罗联军一方与倭国（也就是现在的日本）、百济联军之间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水战，结果唐朝、新罗联军一方战胜，从此以后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尤其是让日本开启了向唐朝全面学习的这样一条谦卑之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这个日本的典型特点之一，就是谁比我强，我就向谁学习，绝不保守，也绝不顽固——这个可能也是日本这种比较世俗理性、实用主义的小国的一种心理，但是从自卑到自负也很容易。
后来就到了明朝万历年间的那个援朝之战，当时明朝的实力尚强（因为张居正改革，财政状况还可以），加上朝鲜本身也出了李舜臣这样的名将，再加上日本运气也不太好，结果又一次被打败。但这次日本虽然被打败了，可是他们不久就进入到了德川幕府时代，日本开始走上了一条类似清朝那样的闭关锁国之路，当然，他们也觉得清朝就是蛮夷立国，不屑于向他们学习。
当然了，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也不是完全封闭的，它还保留着一些由官方主导的对外贸易的渠道。我们一般中国人都特别小瞧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这个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的城市化水平特别高，甚至比同时代的欧洲（主要是17世纪的欧洲）都高出近一倍——达到了惊人的10%以上——这可谓是工业革命的古代社会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正是是因为城市化水平高、商业异常繁荣，所以当时日本的技术水平特别高，教育普及程度也非常之高，男人的识字率可能接近一半，女人的识字率也达到了20%。所以我说，这个明治维新的成功也不纯粹是明治一代人努力的结果，它也有历史积淀的因素。因此说，日本在近代的崛起有必然性。
历史这东西往往是建构出来的，清朝初期和清朝晚期各方面在看待满洲与中国内地的关系上，可能就有差异。同样的，民国时期和现在也会有差异，而日本人的满洲观又不一样。
他们当时是把清朝当作的中国的殖民时期来看待的，本质上满洲是满洲，中国是中国，所以满州地区（也就是把我们的东北）看作是一个有别于中国的地方，而中国大致就是指长城以南。日本人后来的的确确是对满洲有野心，但是对于中国内地，往往就要区别对待了。
而且啊，不但是日本人这样想，当时的满清朝廷的权贵们，其实也是这么想和也这么做的，他们本来一直就不愿意让汉人移民到满洲去，而随时准备在政权瓦解时退回关外。只是后来因为沙皇俄国的侵略，加上内地人口严重过剩，让满清决定不再那么严格限制移民了，甚至开始鼓励移民，这样就可以充实满洲地区的力量和加强满洲地区的安全。
1907年是清政府正式结束满洲封禁的一年，自此以后，“闯关东”的人数更是爆炸式增长。根据一个粗略的统计，仅仅山东一个省，在清朝260多年大约有七八百万人闯关东，但民国三十八年的时间里，山东一省净流入东北地区的人口就达到了8000万人！【参见刘德增《闯关东：2500万山东移民的历史与传说》一书】当然真正活到1949年左右的关外山东人，估计也有2000万左右。
“闯关东”对于中国的影响，可能类似于美国的“西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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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有点扯远了，咱们回到主题。
书接上回，时间很快就到了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开始面临着一个西方势力逐渐威逼的严峻考验，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然，中国还是早了那么十几年，人怕出名猪怕壮嘛，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首先就受到了英国的当头棒喝！
当然，对于这个鸦片战争的起源及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见仁见智，没必要一味谴责西方的所谓侵略，为什么呢？因为英国方面发动鸦片战争的一个主要动机，其实就是捍卫自由贸易【当然输入鸦片是不光彩的，所以很多英国议员其实也是反对这一点的，“鸦片战争”险些没能在1840年发动】；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在日本武力叩关，目的也是希望日本打开国门，实现自由贸易——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自由贸易是增进人类福祉、推进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杠杆！哪个国家封闭、保守，哪个国家必然要走向野蛮和落后。
另外，西方带给中国的伤害的总和，其实也远远不及中国的这套野蛮制度本身，这套制度所带来的各种邪恶和压迫，尤其是周期性的大动乱、大崩溃，简直就近似于一次次的种族大灭绝。就比如说一场太平天国运动，它所造成的物资、人口损失，就要远超什么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来华甚至于中日全面战争这些中外战争的总和。
中国的前车之鉴在前，日本的幕府也觉得斗不过西方，只好打开了自己的国门。不过也有一小撮顽固分子非要“攘夷”，结果就被美国人的坚船利炮给收拾了一回。
幕府统治末期，日本本来就有各种问题和矛盾，幕府权威大大衰落，结果在西方的刺激下，在一帮郁郁不得志的中下级武士的推动下，日本就发生了所谓“倒幕运动”，最终日本成功地走上了“明治维新”的道路——明治维新说到底，是一场不完整的革命，也是一场由不得志的下层精英主导的革命。当然，这个里面的代价还是很大的，尤其是明治初期，各种社会动乱乃至于武装反抗都很多，比如大量地烧毁学校和捣毁征兵站，还有1877年著名的西南战争，双方就伤亡达3.6万人。
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同时也是为了压制这种民权运动，1889年一部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日本宪法正式颁布实施。这部宪法的重点是强化国家权力，尽量减少人民的干预。根据当时的选举法，真正拥有选举资格的人才只有1%（同时代的英国却有28%），内阁对天皇而不是对国会负责。
实际上这时候的日本体制，是吸收了一部分民主要素的寡头体制，但也有君主立宪制的很大成分。这种半集权体制对于一个后发国家而言，只要统治者够开明，确实有其相当的赶超优势，但必然也会产生很多的不公和社会矛盾。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量派出人员出访欧美，日本人由此越发看到了西方工商业的发达及军事力量的强大，当然也包括对西方文化方面的一种崇拜。由此在1870年代，日本又开启了一场全面西方学习的运动，甚至扬言要“脱亚入欧”（实际上就是摆脱亚洲的价值观，包括与亚洲感情上的一种切割）——这种学习，也包括了对殖民主义、扩张主义的认同，而且这个也是不进则退，没有中间道路，因为在当时的那种国际环境下，日本如果不进行主动出击，那么它的处境也许是危险的，尤其是作为亚洲人、黄种人，日本人对于西方国家、对于白种人的咄咄逼人，会感到极大的不安，因此当时的日本才首先瞄准了台湾、朝鲜甚至所谓满蒙这些地方，而首要的目标，肯定就是在海上遏制英国、法国等，在陆上则抗衡俄国。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对于当时身处西方包围的日本，要抱一种同情吧，应该站在日本人当年的立场上来想一想。
关于日本为什么会在1890年代走上一条对外军事扩张并攫取国外经济特权的帝国主义道路，其实还有一些因素在推动，比如说一部分日本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把日本看成是神国，“为宇宙之首肩，应掌控世界各国”，所以在世界上应该具有特别的地位，而日本的所作所为也被看成是传播文明（就像当初西方对日本所作的那样）。所以新闻界、冒险家及社会大众一面主张对外强硬，一面主张要结成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同盟。
另外，一批有影响的日本人已经在海外建立了相当重要的商业利益，尤其是在朝鲜，军事控制与经济控制实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不过日本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这就是急功近利、非常得势利眼，过去他们被中国打败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什么都好，如今被西方打败了，就开始觉得西方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好，甚至于中国的人种也差——当然，这虽然不是所有日本人的想法，但也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而这些观念也深深地影响了留日的鲁迅等人，鲁迅的所谓“国民性批判”其实就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启发。
当时英国海军世界最强，日本的海军就学习英国；德国陆军当时世界最强，日本的陆军就学习德国，包括政治、文化方面，日本也是坚决的拿来主义——可是呢，西方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很大的，所以也就造成了日本的一种消化不良现象，包括后来的一些开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军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这些纷争，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再加上日本自身的武士传统所引发的政治暗杀、军人干政及天皇崇拜等等，在世界经济大危机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反民主潮流的影响下，日本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二、

有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缘起，也就是所谓责任问题，我们就各打五十大板吧。本来大清这个政权及其对外政策，也不是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与朝鲜的关系也不是什么正常关系（朝鲜的高宗其实也想摆脱大清的控制，不过大清出于国防安全也确实应该重视朝鲜），尤其大清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就说湘军对于南京的大屠杀吧，比所谓的旅顺大屠杀，那规模大太多了！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就算是当时最文明的美国，也存在一些帝国主义倾向和屠杀现象，比如说他们1900年前后在菲律宾，杀人放火现象也是很多的，甚至于像布林克利《美国史》中所提到的，当时美军每受伤一个人，就会杀掉十五个菲律宾人！
相反，当时的日本为了证明自己的文明，希望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同感，争取与英国结盟，所以在八国联军来华的时候，日本出兵最多，也表现得比较文明，获得了一致的赞誉！ 因为甲午战争，大清失去了台湾，但在俄国、德国、法国等的干涉下保住了辽东半岛。大清重臣李鸿章等人抱着所谓“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把俄国当成了一个需要利用并加以贿赂的对象，尤其是在朝鲜、东北问题上，可是没想到，俄国这个畜生熊太贪婪了，乘着义和团之乱，居然派了二十万军队南下，把满洲地区给拿下了，这样的话，甚至也直接威胁着整个朝鲜，此时的日本能不着急吗？话说回来了，龙兴之地都让人家给占了，大清能不着急吗？
甲午战争的时候，虽然中国被日本打了，但是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反而由轻视一变而为敬仰，甚至开始怀有一种学生对老师的好感！在接下来的日俄战争中，虽然清政府表示要保守中立，但是在感情上肯定是倾向日本的，而且日本也不会独霸东三省，所以中国方面是在秘密地帮助日本，比如说吴佩孚当时就跟日军合作，在东北搜集情报被俄军抓住了，还差点丢了性命。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伤亡8000多人（据说病死了差不多一万多人，是战死人数的十倍），但是日俄战争中日军仅战死、病死等各种死亡就接近9万，伤亡不下二十万众。甲午战争日本得到大量赔款，而日俄战争日本没有得到一分赔款。从这个方面看，中国给日本一点利益也是说得过去的，虽然日本的野心超过了清政府的许诺。
日本主要是通过跟俄国的密约，获得了南满和东蒙的势力范围，后来之所以发生九一八事变，就跟日本获得了在南满地区的驻兵权有关。虽然日本挡住了俄国的侵略势头，但中国也算“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于中国命运影响最深的国家，除了俄国（后来的苏联），就是日本了。日本和苏联深深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到了日俄战争以后，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崇拜之情更加深了，而且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中国如果不向日本学习，还能向谁呢？这里我要说到袁世凯，在袁世凯心目中，那日本绝对是头号的学习对象，他后来的所谓“称帝”，也跟这个有很大关系，虽然他并不具备称帝的条件。
清朝曾经向美国派出过很多学童，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因为顽固派的阻挠，结果这个过程被打断了，中国失去了一次大规模的直接学习西方的机会。
到了20世纪初，中国便开始了全面学习日本的道路，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日两国的制度、国情根本就不一样，中国学习日本，接受日本的这种“二道启蒙”，就像秦晖老师所指出的，这是危害大大的！在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身上就有显著的体现，比如他们普遍的激进主义，虽然“新文化运动”宣扬所谓科学与民主，但是这些文化健将们大多数人都是一知半解的，他们的骨子里其实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也就是我常说的激进压倒了缓进、国权压倒了民权），为了追求所谓国家强大，就不惜牺牲民主和自由，其实这倒是更像法家的追求。当然了，这也是情有可原吧，只是今天的我们应该看清这些人的真面目（鲁迅本身还反民主）。
另外我们可以想想，如果美国和中国离的很近，那么会是什么结果呢？去日本留学的花费可能都不及去美国的十分之一，所以说文明传播是有成本的，便宜不见得是好货！
当然了，日本在1915年向中国强行兜售所谓“二十一条”，包括后来在山东问题上刁难中国，这些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也是迫使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转向思想激进的外部主因之一。从1895年到1915年，日本是中国的主要学习对象，但是由于日本的蛮横，很多中国人的学习对象除了欧美之外，就干脆变成后来的苏俄了。
不过，在清末与民国初期，中日之间的关系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只要中国方面尊重日本的既得利益，那么日本就不会太过分，而且这个时期的日本内部，也有一种文明化、民主化的趋向，尤其是一战以后。1919年，日本的选举人口已经达到5%，不过到了1925年，只要是不接受国家补贴的25岁以上的男子都有了选票。政党政治也有了长足进步，政党轮替也已逐渐变成日本政治的常规。
但是与同时代充分民主化的英国相比，日本不仅没有女性的普选权，更主要的还是天皇的巨大权力与军队、官僚的特殊性——一个天皇制国家权威主义、超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三位一体的奇特体制，正是未来的日本走向疯狂和灾难的一个制度根源。一战后的日本，其实问题还是很多的，而且因为政党政治也不是成熟，又受到各种掣肘，所以受到了各方面的压力，尤其是当时政治恐怖、政治暗杀盛行，对于议会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日本在历史上有深厚的武士传统，而明治维新也是一帮武士推动的。当政党政治岌岌可危时，作为武士继承者的军人就开始蠢蠢欲动了，何况这些军人并不受政府的领导——当时的日本军人和军队实在是一种未被政治驯服和有效管束的巨大力量。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国家出现危机时往往会酿成军事政变、军人干政的局面，但由于日本的特殊性，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成功的军事政变和最直接的军人干政，但是却出现了一种“慢性军事政变”和一种“渐进军人干政”。“九一八事变”被西方史学界认为它“标志着一个军人统治时代在日本的开始”，再比如到了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以后，日本实际上加强了军队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力度，军人干政的倾向愈发明显，造成了军部绑架政府的局面，一个“军国主义”的日本已经羽翼丰满。
当然了，造成日本军人干政或者说控制政府的动力，其实也在于所谓“总体战”的需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著名的军事家鲁登道夫提出了“总体战”的理念，获得了包括日本军人在内的高度认同。如果要有效地贯彻“总体战”，就需要国家对于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至少政府和军队要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在日本的特殊体制下，就决定了日本政治未来的两个方向：不是政府收服军队，就是军队收服政府！军人出身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就是“总体战”的拥护者，他活动于政党和军队两方面，试图强化二者的关系。
在日本军队内部，渐渐出现了统制派和皇道派两种主张和失利。统制派以永田铁山等为核心，主张在军部的统制下，不使用武力，而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途径，进行平稳缓进的国家改革。统制派要求建立总体战的体制，并要求加强对军队的统治。皇道派以北一辉为主要灵魂人物，北一辉提倡激进民族主义，他一方面赞同天皇至上主义，另一方面受左翼政治思潮影响，要追求经济平等目标。皇道派反对政党政治，主张对外积极扩张，所以被称为日本式的法西斯主义。
但是不管是统制派也好，皇道派也好，都是对于日本的现实政治是不满的，而且都有一种反民主的倾向。
天皇家族的权力是武士和军人赋予的，他们也更多倚重军人。我觉得天皇可能也会存在一种偏袒和讨好军队的倾向，这也是他自身的利益所在吧【比如说1935年关于“天皇机关说”和“天皇主权说”的大争论，军方是支持“天皇主权说”的，这对于天皇维持权力是有利的，所以天皇肯定支持军方】。而且作为半专制的君主而言，他的利益所在也应该是反民主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尽管当时的日本上下都特别敬仰和崇拜天皇，天皇自身也竭力把自己打扮为神，但天皇毕竟是人不是神，还是有他作为人的自私的一面，他的利益最大化与日本国民的利益最大化并不是一致的。同样，当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利益最大化与中国人的利益最大化更不是一致的，民族主义很容易蒙蔽人们的眼睛。
另外，造成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因素还有一个，这就是经济因素。由于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造成日本的经济困难，而经济危机往往会推动政府的集权，因为民众都希望政府巨大的作用，其实这也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上台的历史背景，同时美国政府的权力也获得空前强化。当时的苏联也是世界上反民主的巨大力量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说，日本后来走向军国主义，其实也是受到了恶劣的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三、

中日关系最大的变化的根源，在中国的一方，首先就在于国民党的崛起。当然，国民党的崛起也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变局。
国民党纯粹是暴力起家、武力上台，政治合法性资源严重不足。国民党受苏俄超激进主义的影响，为了获取自身的合法性，在外交外面也开始奉行所谓“革命外交”，一天到晚嚷嚷着“打倒帝国主义”，当然后来这个帝国主义其实也包括了红色帝国主义！
不过呢，蒋介石还是清醒的，在反苏反共之后，蒋介石需要求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持，所以1927年下野之后他立即到了日本，可是日本的态度有点冷淡，可能还是觉得国民党发动的这场革命，对于日本在华利益有一定的伤害，在华的日本侨民可能都会感到一种不安！
有一个统计，说是日本的在华投资总额占到了其海外投资额的90%，东北又占到了其中的70%。日本还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煤、铁产量——这是其现代工业迫切需要的而其本土又极为缺乏的命脉资源。假如这部分投资丧失，那么无异于人之断血，有一本《中华民国史》中就指出：“尽管这时的日本仍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一大债务国，但它对中国的投资、借款额却在突飞猛涨，1927年在华投资额已高达25亿日元。因此，人们将之喻为倾家荡产、孤注一掷的投资。这种状况，导致日本对中国革命风暴的承受力十分脆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一旦战乱不休，那么肯定对中国人的购买力大有影响，何况新政权还可能会敌视日本。
所以当1928年5月所谓的“二期北伐”打到济南时，日军做出了一种过渡性、威慑性的举动，制造了“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的的确确是恶化了中日关系，这一点日本方面后来也承认，说是“此一事件毕竟加深了南京政府对日本感情的恶化，极应予以重视。说起来，在东方会议上决定的保护当地侨民的方针，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无论如何那不是对一个独立国家所应有的企图。如此用兵，使得两国国民的对立情绪更加恶化，而且隐藏着导致战争的因素。”
这一晃就到了6月份，张作霖被爆杀了！谁干的？现在有的资料说其实是苏联人干的，但是也可能就是日本人干的，不管是谁干的，当时中国人认定了这就是日本人干的——这个事件大大恶化了张学良同日本人的关系，使得他很快就“改旗易帜”，从名义上归顺了南京国民政府。
可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蒋介石还面临着来自冯玉祥、阎锡山、新桂系包括张学良等地方势力的威胁，为了对付这些新军阀，蒋介石的首席智囊杨永泰就提出了一个计策，即“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系、以政治方法解决阎系、以军事方法解决桂系、以外交方法对付奉系”，所以就有了后来蒋介石煽动张学良去挑战苏联，上演爱国秀，结果引爆了“中东路事件”，因为奉军实力太差，爱国秀演砸了！在这个事件之前，蒋介石答应会帮助张学良，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所以伤亡惨重的奉军的确是被消弱了，然而也更加恶化了国民政府同苏联的关系，也增加了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不信任，让日本关东军方面在两年后敢于放手一搏！
我前年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国民党的激进革命，完全应验了梁启超曾经的担心，这就是“革命召瓜分”！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一年，就是所谓中原大战，后来在蒋介石方面胜局基本已定的时候，之前左右摇摆的张学良方面挥师入关，加入了蒋介石阵营，接管了华北部分地区，这样的话张学良本人也暂时留在了北平，一部分奉军主力也留在了华北。
于是乎，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有些后方空虚了，这一点也是造成关东军敢于放手一搏的关键！
为什么会发生九·一八事变呢？这个我们再从日本方面说说，尤其是要从石原莞尔这家伙身上说说。我在《南京政府那十年》第三卷中对于石原莞尔的生平和思想，都有一个大概的介绍，这里就简单说一说吧！
我曾经说过，日本文明、制度中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陆军的主要学习对象是德国，德国这个国家，后来走向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绝对不是偶然的，同样，日本最终亲近德国、走向军国主义，也不是偶然的，日本陆军受到德国的各种的坏影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石原莞尔及冈村宁次等人都去过德国学习，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充满了诸如虚无主义、激进主义乃至极端主义的因素，信奉这些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主义的东西。当然了，石原莞尔是一个虔诚的日莲宗信徒，这个教派的“日莲圣人”指出过所谓的“统一世界的大规模战争”注定会发生，所以石原莞尔为了让日本在这样的终极决战中利于不败之地，尤其是在同苏联的武力扩张与革命输出的角逐中，处于一种有利地位，包括缓解当时的日本的经济危机，就不能不决定把满州地区给收入囊中。尽管日本天皇及政府当时并不敢这样乱来，担心会遭到西方列强的阻挠！起码美国是明确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的。
大家知道，这个关东军的来历，就是由于日俄战争，石原莞尔当时是关东军参谋，他的想法得到了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支持，大家知道，在日军里，石原莞尔是号称“日军之智”，板垣则号称“日军之胆”，这个家伙是敢想敢干，而且后来的地位也很高，曾经做过陆军大臣！加上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支持，关东军的这一小撮人就阴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日军大本营也听到了一些风声，还试图阻止！只是没能阻止住，这个跟七七事变那个时候有一点点类似，只不过1937年搞阴谋的不只是日军里的激进分子，还有红色阵营一方的。
当时关东军人很少，只有1万人，加上约1万在乡军人及3000名满铁警察的支援【此外驻扎在朝鲜的日军也越境支援了，大概有两三万人】，对于留守在东北各地的20万东北军而言，其实没有什么优势，因为东北军的装备也很好，甚至还有空军。
九一八的细节我就不说了，反正是没有抵抗，主要还是张学良的一种误判。但是更可耻的是，张学良这货拥有很强的军阀本性，当日军打到锦州时，各方面包括蒋介石都希望他能够好好抵抗一下，但他就是不抵抗，而且当时日军只有2万人，东北军则有20万以上，最后张学良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继为由，开始向关内撤退，只留下了三个骑兵总队维持锦州一带的治安。
后来日军又打到了热河，东北军还是不怎么抵抗，东北军元老、热河省主席的汤玉麟表现就很差，急急忙忙弄了200辆汽车装着自己的私产运往天津租界，本人则弃守承德，率千余人逃往丰宁。张学良闻讯大惊，当即下令通缉老汤。
当时还有一个风波，就是在守卫热河时，张学良跟南京政府讨价还价，结果惹恼了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当然这两人关系本来就不好，汪精卫一看张学良对于国家大事这么儿戏，就闹出了一场辞职风波，结果他真的辞职去了欧洲。张学良不久之后，因为丢失热河的责任，也是千夫所指，最后也下野了，去欧洲也呆了半年，避避风头。
但是，这个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样就到了1936年了。6月份前后有一个所谓“两广事变”，其实他们背后的支持者是谁呢？虽然两广打着抗日的旗号，但是背地里还是寻求了日本方面的支持！由于老蒋比较善于挖墙脚，结果广东的陈济棠很快就垮了，广西则与南京方面达成了妥协，这已经是10月份了。
红军跑到陕北以后，蒋介石就调东北军去围剿红军，但是没想到东北军战力那么差，连败了几次。这个时候张学良就想与中共达成妥协，以免得两败俱伤，甚至于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中共是苏联一手扶植的，张学良完全可以通过中共的关系，来实现与苏联的合作。也完全可以通过打通西北交通线，来实现与南京政府的分庭抗礼——注意，这个时候的新疆是盛世才的天下，而盛世才已经跟苏联紧密合作了，所谓的红军西路军，其实也是想打通西北交通线。
自从1927年占据半壁江山的时候，蒋介石就想做越王勾践，不想招惹日本，这个也是著名军事战略家蒋百里的主意，蒋介石对此甚为赞同。蒋介石日记里，对别人都是直呼其名，唯独对蒋百里，言必称“先生”。后来又有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当然了，这个就是烂污政治的悲哀，不能通过民主方式达成有效的团结，而只能通过逐个的武力削平来实现——那么谁最有理呢？谁应该来做国民政府的老大呢？没法说清！
不过可以说清楚的是，以南京政权取代北京政权是中国政治的一次全面的大倒退，而且恶果累累。国民党用党统消灭了北京政府的法统，但是蒋介石又得依靠武力在国民党内部巩固自己的党统。
反正打来打去，还是蒋介石一方逐渐占据了上风，当然在这个期间，国民政府方面为了遏制一下日军的侵略气焰，也进行了一些抵抗，比如说“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一·二八”打得比较好，日军主帅就换了三次，不断增援，国军伤亡在1万4千人左右，日军伤亡在八千人左右。而且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时候，蒋介石就是想复制一下1·28的模式，国军如果打得不错，双方就可以停战谈判了。
长城抗战规模相当大，中国军队共出动三十五个师30余万人参加战斗，损失达6.5万人。日军与伪军总兵力在15万左右，其中日军伤亡近1万，伪军总伤亡在3万左右。
有人要问了：日军这不明显就是要灭我中华吗？他们如此得咄咄逼人？
还真不是，占据东北、占据满蒙地区是真，甚至于想要永久占据满蒙应该也是真，但是对于中国内地，那就不一样了！
日本除了脱亚入欧的一种思潮，其实还有一种亚细亚主义的倾向，就是倾向于亚洲（黄种人）提携和亚洲共荣，所以很多日本人曾经真诚帮助过中国。当然有时候这两股思潮还会莫名合流，产生“大东亚共荣”这么不伦不类的东西。
石原莞尔其实也有亚细亚主义思想，至少从现实角度出发，他也觉得应该扶植中国，以达成中日联合来对抗苏联甚至对抗西方，只不过因为日本军人做事简单粗暴，伤害了两国的感情，又被苏联加以利用，这个是后来一系列悲剧的主要根源之一。
实际上，日军之所以想染指长城一线和内蒙这一带，主要目的就是想守住地理要害，尤其是想切断苏联通过蒙古与国民政府的陆上联系，当时啊，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
日本非常担心一件事，这就是当日本与苏联大战的时候，国军会从侧后方打击他，所以他就想在满洲国与南京政府之间制造一个隔离带，也想一定程度上控制华北的资源，所以才有了他们推行所谓“华北自治”的活动。其实就是想扶植或者打造一个不敌视日本的华北政权。随后就签订了什么《何梅协定》，把国军及国民党势力逐渐挤压出了平津、河北等地。
这个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断增长，抗日情绪不断高涨，这有宣传的缘故，也有这种不了解日本真正意图的缘故，不过还是有一派人，包括了汪精卫、胡适、陶希圣等人组织的“低调俱乐部”，可惜他们不是主流——而那些真正主张抗日的，整天唱高调的，又是各怀鬼胎！蒋介石心里比谁都清楚。
起码张学良就坚决要“抗日”，当然了，这个抗日是要加引号的，于是他就联合西北军的杨虎城把前去督导剿共的蒋介石给扣了。这一扣不要紧，竟引起了红色沙皇斯大林同志的震怒，原来是XX方面根本没有搞清楚太上皇的意图，所以招来了莫斯科方面严厉的批评！
原来中X方面是假传圣旨，他们根本没有向太上皇请旨，一厢情愿地就认为太上皇一定会同意抓蒋。小六子感到受到了欺骗，于是就进退失据了，加上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斡旋，最后张学良决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闯的祸我来背！这个还算是有点江湖义气！
不过还是要指出的是，其实西安事变最大的影响并不是让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剿共并没有停止，而只是因为处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问题，被拖延了半年左右。西安事变最大的影响，就是让蒋介石看到了斯大林的所谓“善意”，于是蒋介石就上了斯大林为他安排好的抗日的这条贼船——因为斯大林后来在谈判时承诺，只要中国抗日，苏联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甚至于在关键时刻还会亲自出兵！这就是蒋介石抗日的底气的来源！所以说西安事变最大的关键在这里！
对于西安事变的影响，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后来说道：“迄今，我得到两个结论：其一，西安事变促成中日之战提早爆发。不论南京官方如何解释，日方认为委员长如果不答应实施张学良的统一抗日主张，张是不会释放他的。其二，西安事变的解决意味着中国将单独抗日。苏联希望远东爆发战争。此种战争将使日本陷入泥淖，解除日本进攻苏联的隐忧。一旦此一目标达到，苏联在外交战略上则予中国有限度的援助，其援助数量仅仅使中国能继续抗战。换言之，不论西安事变的原因如何，但却非常符合苏联的利益。”
而日本方面也是这样理解的：由绥远战胜、西安事变等所引起的国民气势和民族抗日的狂热，使蒋丧失了在中日之间驾御于中间道路的力量；蒋的背后有中X、有苏俄的存在，决定了中日两国的悲惨命运。
但不管怎么说，西安事变的确是一个转折点，一个“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被事实上放弃的开端。

四、

我曾经反复的强调过，全面抗战是突然爆发的，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日本方面连弹药都很少，军队多数也是临时征召的。有一位芹圃舍人老师，曾经给我说过一件事情，就是说斯大林当时曾指示少奇同志，要隐藏在29军内部的人员挑起中日武装冲突。这方面的证据确实有，只是我没有找到斯大林这个明确的指示的材料，但是按照一种逻辑，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张克侠回忆录里也披露了这件事。
但是呢，这个只是一方面而已，另一方面是日本军队里的二货们。日本军队的体制也有点特殊，政府当然管不了军队，但是陆海军大臣也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像陆军是由参谋本部指挥的，而陆军里的参谋们却有一种很大的“隐性权力”，他们虽然职位看起来不高，但却更像是军队的实际掌控者。
“九一八事变”虽然是先斩后奏，但是日本天皇眼看效果不错，就做了事后追认。实际上这就等于是鼓励了军事冒进主义，而且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堵不住了，一直到引爆太平洋战争，再到日本彻底战败。
回到1937年初，前面提到的那个“华北自治”运动，不是没有推行成功嘛，日本政府也担心恶化中日关系，所以不想继续推行了，但是一些军队中激进分子不这样想，他们既然有这种“下克上”的传统，其实还是想在这方面立功的，所以日方的材料中也可以找到他们挑动武装冲突的证据——因此说，中日两方都有爱国贼，他们才是诱发全面战争的元凶！
这里我就不再细讲了，感兴趣的可以看看的我那个《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这里我主要是想强调，日本军队方面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大本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以退求和派，石原莞尔甚至主张华北驻屯军撤出平津地区，干脆撤到山海关以外，免得在那里惹出事端（这个华北驻屯军跟那个义和团运动有关系，又是爱国贼制造的祸端）。另一派是以作战课长武藤章为代表的以进求和派，意图就是通过武力威慑迫使国民政府赔礼道歉之类的，类似于重演长城抗战后签订《塘沽协定》一样。
这里不能不再次提到“统制派”的领军人物永田铁山，作为军事理论家、战略家的永田铁山曾经设想过，假如日本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开战，那么就必须仰赖中国东北、华北乃至华中地区的资源——在中日关系良好的时候，通过建立中日同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一旦双方关系恶化，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就不能不考虑动用强硬手段乃至武力手段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永田铁山于1935年被暗杀，石原莞尔在1937年前后已经打消了染指华北的念头，只是陆军里还有一些人仍然幻想通过武力恫吓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这就成了“七七事变”后以武藤章为首的一部分日本军人采取强硬立场的动因——武藤章等人就是永田铁山的信徒和继承者。
因为蒋介石背后有这种抗日舆论的压力，以及党内各种反对派及中共的压力，所以他在当时的确是采取了一些有些过度的反应，比如派遣几个师北上，其中就包括了两个中央军的师。按照以前的协议，蒋介石不应该这样干。
一看这个架势，石原莞尔一派在大本营内部就占据了下风，于是乎华北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尤其当时还发生了一个“通州事件”，这是1937年7月29日的事情，造成五百多名日本侨民、顾问、官兵和日韩浪人的被杀，至于谁是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大家就可以想一想了。不过这次事件可能不只有一个黑手。
于是日军就大举进攻了，于是平津就沦陷了。
为了在对日和谈中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同时也希望西方国家都来严重关切中日冲突，加上国民政府的统治重心在长江下游地区，所以蒋介石与陈诚等人就决心，通过一次迅猛的出击，将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都赶下海去！大家注意，对于这次主动性进攻，国民党方面是讳莫如深的，从来都是强调日军主动发起了进攻！其实不是，所以后来参与了这次战役的国军将领张发奎就在回忆录里说道：“简言之，我们采取了主动权——日军在卢沟桥攻击我们，我们挑起了八一三事变。但是我不能在《抗日战争回忆录》中披露这一点，因为我们一向宣称我们在抗（抵抗）战。”
可惜的是，国军战力太差，负责指挥的张治中水平太差，没有完成目标，结果引来日军的增兵，于是又引来国军的增兵，于是日军再增兵，于是国军再增兵，日军再增兵……
增着增着，就打成了一次超大规模的主力会战，日军先后投入的总兵力就达到了20余万，国军则在六七十万之众（先后投入的兵力）。其实在1·28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国民政府就小小的增援了一下，所以战争始终是有节制的，但是这回不同了，蒋介石有底气了！他非要跟日本人硬顶！
日本方面一看，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军方原来就向天皇承诺了，一个月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这时又承诺三个月就可以解决——大家注意，这句话到了中国这里，居然就成了日本决心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版本，这实在是政治误导的典范！因为当时日本完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弹药少兵员少，也没有转入战时体制，尤其是满洲国的建设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不愿意被打断。而在中国方面，蒋介石在庐山时也说得清清楚楚，“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为了赶紧解决中国事变，日军于是又一次性地派出了四个师团约10万之众（其中有一个师团从正面增援上海战场），从金山卫登陆，直接就抄了国军的后路，造成了淞沪战场上的国军的大溃败！
应该说，这次大溃败是影响重大的，而蒋介石是这场大溃败的主要责任人，因为他违背了一个兵家常识，这就是预备队的问题。预备队本来就少，蒋介石还把预备队全部调上了前线，结果造成了后防的空虚，以及关键时刻的反应迟钝。后来蒋介石其实也承认自己的错误，认为自己是“坚强太过”。
这一场大溃败不要紧，居然使得前线的日军完全不顾大本营的命令，为了追求更大的战果，竟然一口气就拿下了南京，并且制造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屠杀！
过去还可以说对日和谈很必要，这一回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就使得坚持抗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不过，我们追究这个全面抗战爆发，或者说提前爆发的责任时，首先要看到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中日双方当时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也互相不那么信任。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蒋介石的这种无能，这种误判，正是因为他的政治的、军事的无能，才导致他最后弄巧成拙。以前很多人就问我，伟大领袖是不是要比老蒋的军事水平高呢？我就说，伟大领袖的那个水平，跟山大王的水平差不多，只不过人家有权谋，比如说挑动国军和日军恶斗，人家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说三年内战不过是两个军事外行、常败将军之间的较量，哪个不怎么干预前线将领，哪一方就容易胜出，偏偏老蒋喜欢充内行，而且他还有飞机可以飞来飞去！
当然了，日本方面的那些二货也有责任，包括关东军方面。
当然，也包括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他曾经有过积极斡旋的打算，可是由于担心被激进分子暗杀，所以一直畏缩不前，政治不作为，搞鸵鸟策略。到了1938年，这个货不愿意老是被军队牵着鼻子走，于是更进一步，发表了一个声明，明确表示不再以国民政府（实际上等同于蒋介石）为对手，而期待与“中国新政权”调整邦交——这无异于不再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近卫显然是小看了老蒋在中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独裁者或者一个政党，完全是可以将其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当然，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
这一声明关乎重大，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日本的有识之士在后来对此批评道：“‘不作为对手’并不是法律上的词语，让人明显感觉到的只是对于‘对手’的侮辱。据说，‘不作为对手’这句话，是外务省某课长的穷极之策。他本人曾做过这样的辩解：这是故意避开法律字句而苦心想出的暧昧说法。”
针对日方分裂中国、颠覆国民政府（及其蒋的领导）的企图，蒋介石则针锋相对，马上发表谈话予以驳斥，并强调了自己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不然，首先就是蒋的地位不保，这肯定是蒋介石本人不能容忍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努力至此宣告失败！
然而战争在继续，双方谈判的努力并没有结束，这时日本就幻想通过军事手段的压迫，迫使国民政府接受城下之盟，于是就一口气打到了武汉！大家要注意的是，武汉的得失是一个转折点，从拿下武汉的这一天起，中日全面战争就进入了一种战略相持阶段，这时的日军不是没有了继续进攻的力量，而是觉得往后完全可以通过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攻势为辅的手段来解决中国事变了，从此日军也基本不再以攻城略地为主了——直到1944年的一号作战。
关于中日全面战争期间日军对华方略的变化（《试论中日全面战争期间日军对华方略之变化》），我曾经也专门写过一个论文，其中尤其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日本方面对于中国内地基本没有什么领土野心，因为内地没有日本所迫切需要的资源，如果以武力来掠夺诸如什么粮食、矿产，那肯定是得不偿失的，日本人没有那么傻，因为代价实在是太高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在中日关系不断恶化、日苏战争逐渐明朗的大背景下，一部分日本军人又确实想控制住华北，只是没想到局面居然失控了。
我们后人来细心检讨这段历史，其实也为如此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局面而深深迷惑，也不怪很多人被各种宣传口吻所误导。
身在历史之局的人们其实也多是迷惘的，比如《剑桥中华民国史》里就说：“他们（也就是日本方面）使整个国家为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却并不清楚。正值日本的军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
再像一位战场的普通日本军官曾经对前来欢迎的维持会会长说道：“此种无谓之战争，不必欢迎。”
可是长达八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毕竟是事实啊，这个到底怎么解释？我认为这纯粹就是日本方面的一种死要面子，就是他们不能吃亏的表现，但结果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后来干脆把英美也都惹恼了，走上了一条疯狂的军事冒险之路。
其实啊，像日本海陆军里的一些精英人物，比如冈村宁次、山本五十六、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等等，都是反对中日全面战争的（像山本也反对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但他作为军人还必须服从），土肥原就曾说1937年的战争是“师出无名”，冈村就曾经感叹说“我虽有如此想法，但此后却始终在中国战线，并四次出任军司令官，这种与友为敌的命运，真使人啼笑皆非”。所以严格说起来冈村也不算挑起战争的战犯，而且他还积极约束军纪，并没有滥杀现象，但是释放化学武器，可能是个污点。
山本五十六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石原莞尔在1939年前后就曾经想联系山本，想要通过两个人的联合，来促成中日全面战争的结束，但是因为当时石原莞尔处于被监视状态，行动不那么自由，而山本又突然成为了联合舰队的总司令，需要立即走马上任，致使两个人的见面变得遥遥无期……
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对于历史的反思，却必须有如果！如果没有七七事变，会怎么样？如果蒋介石不去主动进攻上海的日军会怎样？如果淞沪会战，蒋介石很有节制会怎么样？或者，国军打得不错又会怎样？包括1938年以后的一系列和谈，如果可以进行得很顺利，又怎样呢？如果石原莞尔和山本五十六见面和沟通了，那历史又将如何发展呢？
好了，就到这里吧，总之，对于历史的反思绝不能局限在一种固定的模子里，大家尽可以大胆假设而小心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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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福泽谕吉


关于福泽谕吉，实际上我现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我手上有不少关于福泽谕吉的材料，但都只是简单地翻阅了一下。但是我这里想说的是，日本方面包括中国方面长期以来可能对他的评价有些过高。

日本也很多矛盾性，在福泽谕吉身上也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吧！！

福泽谕吉的一生的思想主张，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即1881年前后福泽谕吉是四十六七岁到他1901年去世。前一个时期，被认为是福泽谕吉“文明思想形成和展开”的时期，有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意义。但是到了第三个阶段，福泽谕吉的思想开始向“富国强兵论”转变，实际上这就类似于中国的法家思想，而很多留日的中国学生也都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有日本学者指出，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最大的保守主义者，他拥护天皇的专制制度，对外宣扬侵略扩张，敌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是当时掌握日本国家政权的极右翼政治家的代表人物。而福泽谕吉之所以在二战以后依然获得一个不错的名声，这些跟以丸山真男为首的所谓“战后主流派学者”的美化、粉饰有关，所以目前面额最大的1万日元的钞票上就有了福泽谕吉的头像。
福泽谕吉就是“脱亚入欧”的倡导者，他经常痛骂儒家儒教，但是这个人骨子里又是一副忠臣孝子的做派，天皇驾临京都的时候，福泽谕吉还会率领学生去恭迎圣驾。最过分的是，天皇驾临赛马场，福泽家的二楼打开窗子就可以俯视到天皇，但是他觉得这都是大不敬，所以专门把二楼窗子给关上，经常告诫家人和仆人绝对不许使用二楼。
在我看来福泽谕吉实际上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启蒙者，他拥护天皇的专制，实际上是没有看到君主立宪的精髓（王在法下）所在。
日本的幸运是遇上了美国的占领，不然日本的历史也会重写，因为日本的制度和文化里也有很多特别坏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日本战后改革的主要方向

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盟军进驻日本后，首要的课题就是解散军队。然后在麦克阿瑟的督导下制定和颁布了新的和平宪法，新宪法颁布于1946年11月，正式实施是1947年5月。
按照新宪法，不授予日本具有陆海空军权力，也不授予日本军队交战权。天皇还被迫否定了自己神的身份，权力也被剥夺了绝大部分，只是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保留。但最关键的是，天皇的权力行使是在宪法范围内的，真正实现了王在法下的法治精神。
另有取消秘密警察、给妇女选举权、实现教育自由，以及改变垄断性产业支配方式，实现日本经济结构的民主化。
因为大正时代日本具有民主的一种框架，所以还是很快适应了新的比较彻底的民主制度。不像有些国家，一直都生活在专制的蒙昧的环境里。中国这方面还是不错的，毕竟还有民国传统在那里。


第三问题：日本对华经济赔偿问题

美国对日索赔态度非常重要，美国为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制定了运走日本本土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充作赔偿的严厉方案，美国最初的设想是准备把日本“拉回原始的农业国发展阶段”。依据美国制定的赔偿方案，国民政府提出对日索赔的若干重要原则：中国对日索赔应有优先权，日本赔偿以实物为主，中国应取得日本赔偿总额的半数以上。
但是战后东亚局势的发展大大超出美国的预料，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内战中几乎一败涂地，这样美国根据远东局势的发展，就不能不改变原定战略计划，开始把扶植的对象由蒋介石国民党改为日本，由原来消弱日本变成了重建日本。
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政府还试图向日本索要赔偿，但被日本拒绝，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大陆为主要战区，赔偿也应该以大陆为主。【日本战争破坏也非常厉害，早期饭都吃不上，他们不愿意赔偿，也有理由。】

为了换取日本的外交承认，蒋介石政府不得不放弃索赔要求。

大陆实际上也差不多，也是为了外交方面的需要。为了促进所谓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个不要赔偿的决议，大概是在1964年作出的，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相当富裕了，而中国大陆则刚刚经历了惨绝人寰的三年大饥荒。
中X方面给出的解释是：
第一，台湾和美国都没有要求赔偿，必须重视美国的对日政策。
第二，从东南亚的例子看，赔偿金并不会使经济飞跃发展，况且社会主义中国更不能依靠赔偿来发展自己。【这个理由就是相当得冠冕堂皇了，当时连饭都吃不上，却还这么穷大方，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了，当然，还是打肿老百姓的脸。】
第三，如果要求赔偿，就违背了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人民区分开来的老M的一贯思想。【这个观念也有点道理，但是那个时候日本上下还是普遍支持这种帝国主义路线的，虽然说当时的日本也是舆论管控、洗脑教育，但像甲午战争时期，也拿走我们不少赔偿。至少你应该把那点还回来吧。】
第四，如果要求巨额赔偿，则中日的邦交正常化就会拖延。【显然，这种思路纯粹是站在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的立场来看的。跟一般民众其实关系不大。】

八十年代，日本对华有各种援助，至于说够不够，这个两说了。但是因为官方操弄民族主义，这方面当然宣传不够。


第四问题：武士传统与下克上

日本基本没有科举制度，历史上，就是大概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实际了两三百年。在江户时代，幕府也实行了一种“学问吟味”的人才考核制度，但这个考试跟任用官员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更多是一种褒奖荣誉的方式。

日本的武士，学文也学武，在日本的地位和影响，有点接近中国的所谓“士大夫”了，而中国的士大夫则天然具有一种担当天下的情结。
上面也说了，这个倒幕运动、明治维新其实就是武士阶层主导的，尤其是那些原本不太得志又很有见识和抱负的武士。

少壮派军官公然违反上级指令，前面已经说了，其实主要还是日本的特殊体制和日本天皇的倾向决定的，至于说武士的传统，我刚才也说了，应该就是一种担当天下精神的发作，只是到了20世纪，这种力气容易用错，反而演变成一种激进主义害了日本。



第五问题：攘外必先安内的得与失

其实这个都谈不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策略没有坚持彻底，最终的结果是功亏一篑。这些也跟蒋介石身边缺乏智囊有关系，因为最有力的智囊杨永泰于1936年10月被暗杀，同年12月另一重要智囊也是蒋介石盟兄的黄郛病逝。



第六个问题、汪精卫评价问题


对于日本这种行为的评价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不同时间可能人们的评价就不一样。
日本军队为什么这么野蛮的？其实日本走到这一步，本身就是一种野蛮的表现，而这种野蛮也必然会贯穿到方方面面，最后也必然会体现在军队的野蛮方面。
另外，日本军队不太重视后勤，所以战争期间就很容易掠夺百姓，这也就增加了恶名。
【但是大家注意，我正文里也严厉地批评了国民党当局，其实他们也非常野蛮，抗战期间死在后方的壮丁恐怕比死在战场上的中国士兵还要多，这就是国民政府这种烂污统治造成的。】
至于汪精卫的评价，这个也是很难的，可以参考我过去的一个分享吧（《找寻真实的汪精卫》）。
作为认识问题的三种判断：价值判断，事理判断，事实判断。现在最基本的事实真相的梳理都不够，也就是事实判断的层面都做得很不够，被政治严重束缚。



第七问题，战争能否避免

我已经反复强调，战争很难避免，但是全面战争有可能避免。这也要看国际形势变化什么的。而且中日矛盾根本不是主要矛盾，苏联和日本的矛盾才是。
当然还是那句话，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是一系列必然及偶然的结果，战争在1937年的全面爆发几乎超出了所有当事人的预料。
战争早打是不好的，因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军队的整编、训练都刚刚开始，连购买的火炮都没有到位。而且经济的发展很快，尤其是西方的投资大量进来。
假如说西方的在华投资达到一定规模，他们干预中日战争的动力也会更足，可能从中调解的努力会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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