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强政府主义改革的破灭：还谈王安石变法

[周明河]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北宋王安石变法的问题，为什么突然要讲这个题目呢？当然跟我个人长期以来的古代史方面的兴趣有关系，也跟最近碰巧看了一下这方面的书籍，从而引发了进一步的思考有直接关系。

我们很多人虽然也喜欢历史，但是呢，都有些偏爱近现代史，不过我觉得其实古代史的问题也挺重要的，对于我们的今天也有很多启发的意义。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种强政府状态，什么侵犯人权啊，什么侵犯私有财产啊，什么强力打压言论自由啊，都是很严重的，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那些事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看作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使然。

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听一听为好，至少头脑里应该有点这方面的常识【在这次分享中，我还会专门提到苏东坡与“乌台诗案”的事情，也算是给大家增加点文学背景知识，对于我们理解苏轼的文学作品会有很大的帮助】。所谓“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了解古代历史对于了解近现代、了解今天肯定也是帮助很大的。当然了，我们最好也多看看世界史。

闲言少叙，就说中国历史上的有名的所谓变法、改革等问题吧，大大小小的恐怕也得上百次，其中著名的至少也得有十几次，比如说商鞅变法、胡服骑射，以及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周周世宗改革、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以及张居正变法、戊戌变法等等，甚至也包括到今天已经持续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当然后来基本停滞了）。此外，每一次改朝换代，其实往往也伴随着一次剧烈的制度变革，虽然其制度本质倒没有多大改变。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那么受人关注，除了它巨大的争议性、复杂性外，主要也是因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大宋的模样好，跟贾府一样，外头看着轰轰烈烈的，可就是朝廷没钱花！我们的教科书上也算高度肯定这次变法，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但凡是我们的官方赞美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三思再三思！

另外就是我个人之所以关注这个题目，主要也是因为觉得它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现实有非常巨大的启发，比如说我以前就写过一篇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文章，题目就叫做《体制内改革与国有化运动的惨败：再谈王安石变法》！所以今天的题目就定了个“还谈”。

有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书籍和文章，我也看过很多，总觉得还没有出现特别全面、深刻，以至于让我特别服气的，当然了，我的水平也不一定多高，何况也没有真正深入地、全面地研究过这个题目，只是可能有一些较为有参考意义的个人见解，所以我姑妄言之，大家就姑且听之吧。



一



在我们的当下现实生活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和感受到的，今日之中国遇到了太多的问题和难题，这些都亟待解决。而这些问题和难题，很多方面其实跟北宋时期面临的困局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说随着国家机构的膨胀，政府总觉得钱不够花。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曾经总结北宋朝廷所面临的巨大困局，就是“三冗”问题，即冗兵、冗官、冗费。

在宋太祖时期，大宋的兵力只有二十多万，但是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已经突破了125万，到仁宗的儿子英宗时期才稍微减少到了116万。养这么多军队需要花多少钱呢？如果报出一个数目，大家恐怕没有一个概念，我就说当时北宋政府的年均财政收入如果是6 的话，那么军费支出就是5，也就是军费开支占到了财政总收入的八成以上【这还是没打仗的状态，如果打起仗来政府如果没点非常手段，那非破产不可】。所以当宋英宗的儿子宋神宗刚刚即位的时候，他看到这么庞大的军费支出，吓了一跳，感叹说：“穷吾国者，兵也！”

如果说花了这么多钱，却可以打造出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那这钱花得也算值了，问题是这种军队还打不了什么仗，而其中的原因就很多了。比如说北宋因为对武人严格防范，所以在军队管理和军事指挥方面设置了很多障碍，虽然有利于老赵家政权的稳定，但却严重干扰了将领的指挥（还比如说因为军队换防问题，导致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另外，为了确保政权稳定，北宋政府又不能不经常招募一些流民从军，这样也就更加降低了军人选拔的门槛。

宋太祖死得早，宋太宗的军事水平就明显不如老哥，所以跟辽国作战很少有取胜的时候，甚至于连他本人都被辽军射中了大腿，一到阴天下雨就抚摩着自己隐隐作痛的大腿哀叹！到了宋真宗时代，北宋跟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实现了花钱买和平的一种妥协态势，但是呢，对于面子上还是有些挂不住！后来西夏崛起，大宋又是败多胜少，最后也是花钱买到了和平，但是脸面上更挂不住了（后来更是连个小小的越南都收拾不了）。在澶渊之盟签订后的三十多年后，辽国又进行军事讹诈，大宋觉得动武肯定也没有胜利的把握，只好继续追加岁币。

我们今天来看，觉得花点钱也划算，总比死人无数加巨额军费开支来得划算，但是对于一个有着天朝观念、中央王朝思维的国家而言，其实跟周边国家平起平坐已经觉得是奇耻大辱了，何况有时候人家真的会来羞辱自己。因此，对于一些心气高的皇帝，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再说这个冗官吧，也是因为大宋非常看重赵氏江山的稳定，所以强化了官僚系统的分权和制衡，由此不仅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更造成了官僚系统的膨胀，仅仅从1005年到1050年前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宋朝的官员就从一万多人增加到两万多人（其实我们如果了解那个经济学著名定律——“彼得原理”，那就更容易理解官僚机构的膨胀原因了），要供养如此庞大的官僚系统，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里我插几句题外话吧，就是说明朝的官员的工资水平特别低，朱元璋时代二品官都有卖女儿凑路费的，还有晚明的李贽（也就是那个异端思想家李卓吾），他还做过知府，我记得他有个半留守的闺女都被饿死了，那时候他可能是个小官。北宋的官员待遇肯定比明朝好一些，但是也不算太高，比如说苏东坡吧，他做官的前二十多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日子过得紧巴，所以被贬黄州后就自己开荒种地，晒得很黑，从此就有了“东坡居士”这样的称号。他弟弟苏辙也一直做官，但是家里子女多，负担重，所以债台高筑，生活也很不易。苏东坡其实一直想辞官却不能辞官，就是因为没钱，所以才感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再说说这个冗费的问题，就是大宋也经常有一些大型的工程，比如帝王陵墓、宫殿等等，开销也很大，而且还经常赏赐大臣，变相的收买人心吧，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总之到了1060年代末期年仅20岁的宋神宗登基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困局主要就是这几个，而最紧迫的问题就是解决财政危机，想实现国富，进而才能奢望兵强。因为当时国库已经空了，财政赤字已经延续多年了，如果再不想办法扭转这一局面，那么老赵家的政府也将面临关停乃至崩溃的风险，比如军队因为工资长期拖欠很可能要哗变、官员因为工资拖欠可能要加大贪腐力度从而引发民变等等。



二



要缓解三冗问题，很显然一定会出现很多的改良方案，当时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官员都曾经提出过个人的建议，那么为什么后来年轻的小皇帝选择了王安石路线呢？

虽然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比如宋神宗还是王爷的时候，他王府里的记室参军韩维就鼎力推荐过王安石，但是最根本的，肯定还是宋神宗的个性和思想与王安石颇多契合之处。

有些研究宋神宗赵顼的学者就指出，赵顼这位年轻的皇帝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主要是性格坚强、做事果断、有主见、有理想、敢于打破传统，敢于求新冒险、知人善任、严肃认真、好学上进等；至于说缺点，也很突出，比如说性格倔强、情绪急躁、任人过专、喜用宦官等等。当然了，我觉得他还有一个明显的劣势，就是他登基的时候只有19岁，变法开始于他21岁，而他去世时也才只有37周岁。很显然，太年轻了，缺乏领导一个庞大国家所必须的历练和经验。

不过这里需要一说的是，王安石虽然是变法事业的主要倡导者、参与者和领导者，但是宋神宗的角色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终的决定权在他手里，所以严格说起来这场变法应该叫“熙宁变法”。而由于变法在宋神宗统治的后期，也就是元丰年间还在不断推进，所以更全面的叫法应该是“熙丰变法”，而王安石在元丰年间已经退出了政坛。【那么这场变革运动为什么在后来被叫做“王安石变法”呢，其实这是列宁曾经称扬过王安石的缘故，所以我们的红色史书就开始这样称呼了】

再说到这个王安石，他的学识、人品无疑都是比较好的了，他的家庭环境非常不错，叔祖、父亲、兄弟甚至连同他的儿子，四代人出了八九个进士，连王安石的母亲都会写作诗词。进入官场以后的王安石非常关心民生疾苦，加上个性有些孤傲，所以他很愿意在地方任职，而不愿意到京师做官。朝廷曾经很多次征召他到京师任职都被他拒绝，这也为王安石积累了巨大的名声——有点像古代那种屡召不应的隐士。

不过我要强调的是，王安石做个地方官，惠及一方，他的能力也许绰绰有余，但是一旦让他主持全国的改革工作，这个大概就难说了，因为这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那真是千头万绪、千丝万缕。王安石的个性其实也大有问题，往好了说是自信心十足，往坏了说就是自信心过度，所以司马光就说他是“自信太厚”——我觉得凡是对待重大问题态度轻率、缺乏审慎态度的人，往往都是盲目的激进主义者、狂热主义者！

王安石还体现出一种过分理想主义的情怀，所以当宋神宗送他“治国当以何务为先”时，王安石就说“以择术为先”，宋神宗就问他怎么看待唐太宗李世民，然后王安石表示出对李世民的不屑，说什么陛下的榜样应该是尧、舜那样的圣君——这个调儿就唱得太高了，根本不切实际！

…………

一般来说，信奉儒家、道家观念的人，都非常鄙视功利、崇尚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在各方面都主张不折腾，历史学家班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司马迁虽然也崇尚自由放任，但是他却重视商业给民生带来的便利，所以司马迁不是一个鄙视功利的人。

然而司马迁也好，班固也好，在盐铁会议上的那些儒家士大夫（“贤良、文学”人士）也好，他们都非常反对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搞的那种国家统制经济模式，也就是实行政府经济垄断，比如搞什么酒类专卖，让一般的民营商人都靠边站【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我们今天的重大问题也是古人所面对的重大问题，而更可悲的是，古人的经验教训根本没有真正吸取。但是呢，很多人乱打板子，一会否定传统文化，一会埋怨政府管的少，老是找不准问题的真正症结】。那种经济垄断、资源垄断肯定会获得很高的收入回报，国家就可以拿着这些钱去干它想干的事情，比如扩张军备——不过这里面的影响和相关问题往往是很复杂的，比如说这种富国弱民的政策会加重集权倾向，最终危害国家的政治生态。所以到了汉武帝统治中后期，一方面是朝廷内部的各种残酷斗争和大清洗，一方面则是民生严重受损，民间的社会反抗暴增。

中国历史上贯穿始终的思想斗争、路线分歧之一，就是儒家与法家的矛盾和分歧，法家其实就是中国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国家主义、集权主义的代表，而儒家则是中国保守主义、道德至上主义、封建主义、朴素民主主义的代表——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很多人既有法家思想，也有儒家思想，王安石就是如此。

王安石虽然也是一个儒家人物，推崇的也都是儒家先贤及其经典，他还写过很多阐发经义的作品，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往往不是那么单纯的，尤其是在一套外儒内法的制度下（像宋神宗都很爱偷着看《韩非子》），至少王安石在中年时期思想上就有很多的法家因素（当然他晚年更像一个佛教徒了）。在经济方面，王安石的观念就很像桑弘羊，他也主张一种国家统制经济模式，以获取巨大的利益回报。

另外，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王安石还提出了一些诸如青苗法的政策，只不过这项措施还是带有理财性质，等于是让政府垄断了放贷权。此外，经济、理财方面的改革举措还有诸如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免疫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等。这些举措我就不细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

我们知道，依靠一个专制政府、官僚主义的政府来推行“大干快上”的改革事业，最后一定是弊端重生，十有八九会走向一种反面，比如说秦晖老师所总结出的税费改革方面的“黄宗羲定律”，或者也叫“尺蠖效应”。因为这种改革第一是要维护官僚集团自身尤其是皇帝自身的利益，第二就是完全不可能全面的搜集信息和参考各方面意见，第三就是在执行环节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以至于给很多官吏以上下其手的巨大空间。

比如说这个青苗法，原本是有减轻农民负担的用意，但是也有增加政府收入的明显企图。所以在推行过程中，上级就会严格要求下级尽快推行，甚至还要设置一定的数额（或者中央会派出一个特派员到地方进行督查，这些特派员势焰熏天，能让地方官吏战战兢兢的）。如此一来，那些下级官吏出于无奈或自身利益，就会强行摊派这种政府的“高利贷”——这可是一般私人放高利贷的做不到超经济强制行为！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增加了农民负担，甚至造成严重的扰民、害民现象。苏东坡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经常会奉命监督一些衙役鞭打那些还不起青苗欠债的农民，搞得内心极度痛苦，因为他是一个泛爱世人的人，也是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

再比如这个实行保甲法所出现的弊端：保甲需要武器，尤其是弓弩，但是政府不给提供，这样他们就让老百姓自己花钱去买，那玩意很贵，很多老百姓得典当衣物才买得起。等到买来了武器，开始还假模假式的训练一阵子，其实也教不出什么真东西，所以到后来一个月都训练不了三天，完全是有名无实了。

汉武帝时代有一个关于征收财产税的恶法叫“告缗令”，这条法令奖励告发隐匿缗钱、逃避纳税的法令，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敢于瞒报个人财产从而偷税漏税，那么一旦经人告发并查实，那么检举揭发者就可以获得很大一部分被告发者的财产，因此一时间社会上告发成风，以至于中产以上之家多破产，因为只要有小人或者仇人告发，是否情节属实就全凭官府一张嘴了。

熙丰变法时期（1074）政府推出了一个类似告缗令的恶法，叫“手实法”，当然这个恶法倒不是王安石的主意，而是他的副手吕惠卿的。按照这个恶法的规定，每户人家的几乎所有各类财产都要列名申报，最后要按照总额来交纳多达五分之一的财产税，如果有瞒报财产者，一经举报查实，那么举报者就可以获得没收物的三分之一的奖金。

很显然，这个过程与结果跟汉武帝时代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官府的收入无疑是大大增加了，而中产以上的人家，很多都因此破产了，乃至于一时间人人自危。苏轼当时就对这条恶法及其恶果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所以他在给另一位宰相韩绛的书信里就写道：难道这样做符合官家敦睦教化、符合相公您践行大道的本意吗？（白话翻译）



当然了，新法还体现了王安石与宋神宗两个人极大的不成熟的一面，这就是急躁。

本来那么多项新法，可以慢慢推行、慢慢让上下协调和适应，可是由于急于求成，新法的推行就变得非常急促，搞得各级官吏也是焦头烂额，疲于应付，如此一来推行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当然了，由于北宋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集中的强政府，尽管新法闹得全国鸡飞狗跳，但是短时期内并未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而政府搂钱的目的显而易见是迅速达到了，不仅赤字很快消除了，而且还兴建了52座战备物资库，以至于钱财二十年都用不完。但是民众显然是受害者，像变法前很多农民的税负负担只有两三成，但是变法以后就达到了五六成，甚至很多人还破了产。当然，这还没有计算整个商人阶层的巨大损失——王安石在变法前，口口声声说不给农民增加负担，甚至于还要减小他们的负担，只是将所谓商业权益和高利贷权益收归政府，但是实际效果呢？

很明显，这就是王安石虑事不周的恶果。






三



上面非常简单的地谈了一下变法对于民生方面的一些影响，下面再说政治方面的消极影响，那就是恶化了政治生态，这体现在多个方面。

我们都已经知道，一个社会往往会形成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如果进行有序的竞争，就会生成健康的民主政治。可是在皇权专制社会，不具有这样的基础，观念分歧、路线分歧往往会演变成为残酷的权力斗争，当然了，民主社会也有权力斗争，只是这种斗争是在公众的监督之下、遵循法律来有序地进行的，并且一个最高领导人还往往有严格的任期限制。

皇权专制的社会中就不一样了，由于这种权力缺乏监督和过于集中，一方面掌权者可以凭借它来打压异己，另一方面则可以凭借它获取巨大的利益——这样的诱惑有几个人能拒绝？

对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很多大臣都是极力反对的，而且这个里面往往还是一些德高望重的大臣，比如韩琦、文彦博、富弼等，或者说一些非常具有社会民望和道德声望的贤达人士，比如文坛健将的苏轼和大儒程颢，以及政坛新秀、曾经跟王安石关系很好的司马光。

由于宋神宗非常信任王安石，凡是反对变法的大臣几乎全部被贬谪（zhe）和外放了，如此一来就让变法派逐渐掌握了大权，并且还失去了一种有力的制衡。另外，由于这种变法的主张带有法家性质，又明显地有害民生，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官场的道德逆淘汰现象，造成那种小人品格的官场投机分子大量上位，这样就明显恶化了官场政治生态。比如说支持变法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其实他就是一个道德品性很差的人，而且他还是最先试图利用言论问题来诬陷苏轼的人。

王安石本人虽然道德品性较佳，但是架不住各类小人、政治投机分子的上位，他自己又没有太留意这方面，结果对他本人也形成了一定威胁。比如说他的副手吕惠卿，这个人明显想独揽大权，所以当王安石因为压力太大而第一次被罢相后，吕惠卿居然百般阻挠以防止王安石复出。吕惠卿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是被卷入权力恶斗旋涡的王安石却受到了不小的精神打击，而且他唯一的儿子王雱还送了命，使得原本就不怎么留恋权力的王安石越发心灰意冷，因此复出后不久就再次离职。

当然，王安石被两度罢相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说作为皇帝，王安石之于宋神宗毕竟是一个臣子，如果信任过专，所赋予的权力过大，势必会尾大不掉，进而造成对皇权的巨大威胁；老赵家的家法核心就是要注意防范和猜忌臣僚，所以宋神宗也慢慢理解了这一家法。何况通过六七年的努力，富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此外，由于政府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与经济权力增大了，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寻租及上下其手的空间加大了，这就很容易助长官吏们贪腐的倾向，何况变法派本来就多有那种急功近利之徒。

比如说有一位官员陆佃反映放青苗的官吏收受贿赂，但是变法派竟然声称“私家取债，亦取一鸡半豚”（就是额外的款待），这就等于公然放纵腐败。

…………

北宋的前期和中期，虽然也是皇权专制体制，但还是有一种“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气象，国家的权力带有开放和平衡的趋向，一般的皇帝都比较能够听取大臣的意见，尤其是宋仁宗，表现得最为开明。像那个曾经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滕子京，他在做谏官的时候，就敢直接上书，严词抨击宋仁宗沉迷女色、萎靡不振，宋仁宗虽然面子上挂不住，但也只是把滕子京给平行外调了。

宋仁宗最是不乏仁恕和雅量，而他执政时间又长达四十多年，所以宋仁宗时代可谓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巅峰，也创造了文化上的一种大繁荣、大兴盛，出现了一批文化巨人，虽然宋仁宗时代所暴露的问题也非常之多，但是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可是到了宋神宗时代，开放、平衡的政体就慢慢向独裁、专断的方向发展了，以至于后来的政治生态越发恶劣，宋徽宗时代和几乎整个南宋时期，都不复再有仁宗时代的包容气象。当然了，宋代少见皇帝的个人独裁，多的是皇帝与权相的共谋独裁，或者权相窃取皇权的僭越独裁——比如说宋徽宗与蔡京等人的共谋独裁，宋高宗与秦桧的合谋独裁，以及权相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的僭越独裁。

著名华裔美国学者刘子健先生就曾指出，两宋之际是中国文化由较为外向转向内在的契机，因为政治气候恶化了，言论自由的空间更加紧缩，结果也就造成诸如理学的大盛——中国的士大夫越发将社会的稳定和进步诉诸于道德，丧失了类似范仲淹等人身上的那种带有外向活力的气质。

【在晚清时期，为什么来华的日本人看到的中国读书人的形象多是迂腐、卑弱、猥琐的呢？其实这就跟学术思想转向内在化及皇权专制的越发强化有很大关系。日本人原本以为中国是雍容华贵、积极向上的，其实那种印象主要来自于唐宋时期。】



宋神宗时代政治生态恶化的一个比较典型也是带有转折性的重要事件，就是苏轼的“乌台诗案”。

对于苏轼，大家既熟悉其实也陌生，但是这里我不想多讲，有兴趣者我就推荐台湾学者李一冰所著《苏东坡传》，当然，如果想更多了解自然就要看更多的资料。

苏轼早期比较像一个传统士大夫，抱持着儒家立场，所以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在科举改革方面，苏轼是文学派，也跟义理派的王安石观点不一致），结果他就被外放到杭州等地去做了地方官。苏轼人聪明，本来就喜欢打趣，他又眼见新法对民众的祸害，同情心很强的他就忍不住发发牢骚，偶尔也讽刺一下时政，这些情绪充斥在他的书信和各类作品里。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力比较大，所以有些散布不满言论的嫌疑。苏轼的这种情绪和表现，在我们今天的圈子里真是司空见惯了，可以说我们人人都是苏轼，而且人人都可能被定罪。

不过王安石还算是一个君子，他不太计较这些，等到王安石去职以后，那些当权的新法派非常担心司马光等人会重新掌权，因此决定制造一场大狱，将苏轼、司马光、张方平等反对派一网打尽。

当然，这里也会涉及到那个宋朝比较特殊的监察制度，就是所谓台谏制度，这个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和成熟，因为它有一定独立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监督皇权，所以滕子京敢批宋仁宗好色、荒政。但是呢，这种皇权专制下的制度设计，肯定是弊端多多，比如说台谏官如果都是那种大公无私、能力突出的君子，皇帝也比较开明，那么这个制度就会运行良好，反之如果被一群小人所掌控，皇帝又不是那么明智，那么这个监察机制就会沦为争权夺利、打压异己的工具。

针对苏轼等人的迫害，倒不是宋神宗授意的，相反宋神宗起初还是非常欣赏苏轼的，但是这些台谏官具有一定的独立权限，如果他们发起对苏轼的起诉、逮捕和审查，那么皇帝也不能过多干预——当然了，如果皇帝真想干预也不是不可以，只是需要有很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或者干脆留中不发，但是宋神宗一时之间可能也想查个究竟，给整个官场一个交代吧。

可是一旦启动对苏轼的调查程序，就立马演变成为一场可怕的政治迫害，可以说一点体面都不给苏轼这个朝廷官员留，“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在被押赴京城的时候，苏轼就觉得情势非常不妙，他知道这可能将兴起一场株连无数的政治大狱，所以就想干脆一死！但是由于看管严密，他自杀没成。

这里就长话短说吧，反正我们的大文学家在四个月的监禁生活里受尽了折磨，除了辱骂拷问就是疲劳审讯，甚至还可能被殴打过！【那个御史台因为也被称为“乌台”，所以这个案件就被称之为“乌台诗案”】但是苏轼毕竟不同于一般人，何况他所代表的也不仅仅是他自己，所以包括太后在内的很多人都站出来为苏轼求情，最后苏轼就被从轻发落，被发配到了黄州做个什么团练副使，这就是一个虚衔，可能是表示这是一位还留在体制里予以惩戒和查看的备用干部吧，然而生活上没有照顾，不仅停发了工资，还要受地方长官监管，有点像反右运动中被打击迫害的“右派分子”了。

司马光、张方平甚至还有一个驸马，这二三十人因为经常与苏轼通信或往来，既涉嫌知情不报，也有点像阴谋窜通，原本也是要被沉重打击的，但是最后也得以从轻发落，罚款了事（罚铜）。

像苏轼这样拥有巨大声誉的人都被折腾成这样，其他人谁还敢对新法指指点点？谁还敢批评朝政？总之，乌台诗案是北宋政治史、言论史上一个不小的转折，给后来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将仁宗朝的那种宽松氛围一扫而空，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有宋高宗杀太学生陈东等人及宋宁宗时期所谓“庆元党禁”之类的思想迫害案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我们接着再说变法，进入元丰年间以后，变法的重点就从富国落到了强兵上，这方面的主要改革举措有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和军器监法等。

在宋神宗即位的初期，老臣文彦博就劝说年轻的皇帝二十年口不言兵，其实还是强调不折腾。但是宋神宗不听，他很想在军事方面积极有为，就算不是为了什么功业着想，也要出一出多年咽不下的这口恶气。

虽然大宋在军事上也有一些不错的表现，比如说熙宁年间名将王韶收复了河湟地区，这对宋神宗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所以他开始对西夏用兵，试图一举消灭西夏。但是北宋的整个军事实力并没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军费虽然充足了，军事制度也有一些调整，但是战斗力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所以招致一场大惨败，伤亡二三十万人，这场大败也是导致宋神宗英年早逝的主要推力【此外，熙宁年间还有南面的交趾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越南，对广西地区进行的大肆侵扰，交趾方面进行了多次大屠杀，杀死十几万大宋军民，令神宗皇帝悲愤不已。后来到了元丰年间，大宋组织了一场反击战，结果也是功亏一篑，不复也当初狄青的风采】——总之，年轻皇帝的很多理想都破灭了！宋神宗整个人从积极有为、乐观进取，也迅速变成了萎靡不振、消极失望！据说曾经还有三天没吃饭，终于导致生了一场大病，于三年后去世，享年37周岁。




【当然这里再补充一下，王安石这个人本来就不是那种留恋权力的人，他在做宰相的时候，就深怀盈满之忧，身在庙堂却心向江湖。到了他的晚年，王安石也像完全变了一个人，酷爱《维摩诘经》和《楞严经》，成了一位不出家的佛教徒。他跟苏东坡的关系也修复了，东坡自从乌台诗案以来，内心的创伤也非常严重，心理阴影很重，加上各种生老病死的困扰，也越发喜欢佛学，亲近僧人。】

宋神宗死后，他的儿子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主政，司马光等反变法派上台。司马光虽然批评王安石“自信太厚”，但是他本人也挺固执，很多新法举措在经历过最初的不适应和付出相当成本后，其实完全是可以保留的，尤其是免疫法，但是司马光却将大部分新法都给废除了，以至于引起了苏东坡的不满，两个人当面争论了一番——我们的大文学家就是这么“不识时务”、“不合时宜”，一心只为良知和公义说话，结果再次受到打压，当然，司马牛（这是东坡给司马光起的外号）死的早没来得及修理东坡，后来还是他的一派人再次迫使东坡外放。【苏东坡其实后来也对王安石的新法有所反思，认为当初自己一概反对也有不周全的地方，尤其是免疫法。他也承认当初的自己有些冲动和认识不深的地方，毕竟当时自己没做过几年地方官，这个可能也是他能够跟王安石和解的部分原因。】

此外，司马光一派大肆清洗变法派，这也是造成党争激化的又一个因素【我觉得反变法派之所以也变得那么极端，可能也跟一种被多年压制后的反弹有关系，就像被压迫者往往被感染上压迫者的坏毛病一样，在操守上不少反变法派上台后也变坏了】。变法派里虽然也有小人，但不都是小人，一律进行打压很容易助长新旧两派的敌对情绪。还比如说李清照的老公赵明诚的老爹赵挺之就是变法派，而李清照的老爹李格非就是反变法派，如果政治上闹得水火不容，以后两家人也不好见面。再说，就像今天这样，一家的夫妻、父子甚至母子，都有可能政见不同。难道要闹到你死我活吗？

反正后来又是变法派得以上台，对连同苏东坡、司马光在内所谓“元祐党人”又进行了更加严酷的打压，后来更导致宋徽宗时期的荒政、恶政的出现——总之，熙宁变法可谓是助推北宋政治腐烂和灭亡的一个主要因素！

当然了，不改革大宋也会死，只是死得慢点，或者说如果改革步骤平稳、领导人能够兼顾各方，改革的副作用也不会那么大。



这里我想再对比一下明代的张居正改革（其实张居正之前几年，隆庆皇帝的宠臣高拱就已经在主持改革工作了，所以准确来说应该是“隆万大改革”），这个改革看起来就比较有成效。

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张居正改革的举措与熙宁变法的不同，比如说张居正改革主要还是以提高行政效率及赋税公平化等为主【明朝的有钱人、大地主什么的，其实也是千方百计偷税漏税，一个相对清明的政府就不会让他们得逞】，由于张居正是个老练的政治家，又获得了巨大的权威，所以他在推行变革举措时就比较顺利。另外，当时也出现了像戚继光这样的名将，所以在国防方面也有不小的改进。

相反，在熙宁变法中，经济领域的抑制兼并、平均税役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和解决，军队战斗力差的问题也直接造成北宋的灭亡。此外，张居正曾经也是一度凭借专制权力来进行舆论压制，推行文化专制，曾经通令全国一律关闭书院，因为当时的书院就有舆论监督的职能。总之可以看出，权力的掌握者天然有打压他人的一面，必须有效地监督和制衡这种权力。

这里不能不引用刘子健先生在其《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的一个精辟的结论，刘先生在研究了中国转向内在的相关层面后，指出中国问题的症结道：“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其混合体决定着其他一切，包括经济领域。”在宋代或者晚明，即便“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日益拓展的贸易、重商主义的张扬和正在发展的城市化，也不能促成这一变化”。总之，企望通过经济的发展来熔化那个坚固僵硬的混合体，只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当然上面这句话是宋史专家虞云国先生说的，完全可以拿来驳斥那些“经济发展论者”，这些人天然的以为只要经济不断发展就可以自动解决政治问题、体制问题。】



五



最后，就是想说一下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的一个认识转变问题，陈先生曾经说自己是“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临川就是指王安石，涑水就是指司马光），实际上就是表明了陈先生自己的一种保守主义立场。

当然了，以前我写过一段话，就是：“一般中国人深受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认识不到商业的繁荣究竟对社会意味着什么，真以为商业的发达与否跟农业产量没有关系，反而商业越发达农业发展就越受到限制（人力从农业部门大量转移）。实际上，在生产力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发达的商业所促进的货物的流通，是可以提高社会总体的边际效益的，从而增进人们的幸福感和拥有感。当然，发达的商业通常都会引发技术的进步，从而大大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实际上还会促进文化交流，这更重要，尤其是对外贸易！”

但是在北宋时代，司马光就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就认为国家的财富总量是固定的，不在民手里就在官手里，这也就是像司马光这类人的认识局限性。当然，像王安石这种大政府、强政府主义者，更要进行批判，虽然他自己也早就否定自己了。而那种积淀在传统文化和政治思维中的排他性心理，不仅仅是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有，司马光所代表的旧党也有，这也是需要我们清醒认识和加以超越的。



在结尾的时候，我想再回到主题，就是本次分享不是想给王安石变法、熙丰变法做什么盖棺定论，顶多算是给大家提供一种思考的维度，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