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E.M.Foster）曾经说过：“如果我必须在背叛祖国和背叛朋友之间抉择，我但愿自己有背叛祖国的勇气。”面对这样的抉择，无论怎么决定，确实是需要点勇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欧洲人曾经以为自己活在一个未来只会愈加美好的黄金时代，至少他们拥有一个跨越国界的泛欧文化圈，来自不同地方的文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往来频繁，相互砥砺。然而，战火一启，狂热的民族主义就裂解了这个群体，有人被迫沉默，也有人投靠群众和国家，背向往昔知交。这时候，奥地利文豪茨威格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致外国的朋友们》，一方面祈求停战，另一方面则向友人宣告自己的情谊绝不因战争而改变。他说，将来“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和你们一起重建欧洲的文化”。如此举动，自然引起攻讦无数，许多奥地利人都说他是通敌的叛徒。不久，和奥匈帝国交战的法国也出了一个“叛徒”，那就是大作家罗曼·罗兰。他简短但坚定地回覆茨威格：“不，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我的朋友。”
尽管我很钦佩这些人的勇气，也在感情上认同他们的选择；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反过来推想，当时那大多数为了政治理由而弃绝友情的人就一定做错了吗？因为政治立场和意见的分歧，离开甚至攻击友人，会不会也是一种很有道理甚且很高贵的表现呢？于是，我又回到了这个老问题：政治究竟有多重要？它的分量是否重得过友谊？
我曾自问，之所以常见政治判断凌驾其他价值判断的情况，“会不会是我们所面对的政治一方面庞大如巨兽，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所有；同时又出现了根本的道德问题，使我们在作为人类的各种意义上沉沦失位；乃至于政治就是最首要的存在处境，容不得半点错失，更加不能当成天气话题开玩笑呢”？当政治力量仍然深深介入所有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会常令人有无所逃于天地间之叹。
于是对这个力量和它形成的体制之性质的判断就是个顶重要的事了。假如我们默默活在其中，循其规制而行，不作异声，这岂不与共谋无异？难怪有不少朋友要为此翻脸了。在他们看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实在是最最根本的道德问题。一个出言肯定，甚或出力维护的人，不可言交。
且脱下中国以及华人社会的具体情境，说不定我们还能在一个更抽象更普遍的层面上，找到些支持政治判断为人生首要判断的理论。我想到了卡尔·施密特（CarlSchmitt），大概是整个二十世纪最惹争议的思想家之一，号称“第三帝国的桂冠法学家”，曾替希特勒颁布紧急命令以夺权的行动背书。但是，这位极右分子却同时也是近数十年来欧美左派再三致意的学术巨人，颇视之为隔代知音，纷纷撰文阐发其微言大义。这几年，施密特红到了华文世界，照样还是极左极右两端都很欣赏的思想源泉，替他们攻击自由主义的炮火提供了不少弹药。所以我的朋友，知名的自由派学者刘瑜，就写过一篇《今天您施密特了吗》来嘲讽这股潮流，成为一时话题。
出于道德直觉的差距，本来我对施密特许多名言（例如“在敌人与朋友之间，不存在自由的问题，只有暴力和征服”）背后的论述也不太有兴趣。
可是勉力认真读过两年之后，我就觉得刘瑜和一些好友对他的解读与轻蔑，未免有一点点草率了。因为施密特确实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提出了些十分关键的挑战。太复杂的东西不说，就看他在《议会民主制的危机》里头这一句：“要选择基督还是罪犯巴拉巴，他（一个自由主义者）会提议休会，或是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真是犀利得很。
朋友重要，还是政治重要？要是把这个问题丢给施密特，他大概会觉得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他对政治的界定就是那有名的“敌友之分”：敌人还是朋友？这是政治判断的首要问题。他指出，审美领域关心的是美和丑的区别，道德领域关心的是善和恶的分野，经济领域关心的则是利与损的计较；而政治之所以不同于人生这所有其他事务的地方，就在于它只在乎敌人和朋友的不同。这里所指的敌人可不是情敌、商场上的对手，或者学术活动中的论敌这类在私生活中结下梁子的仇人；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公敌”。换句话说，要谈政治首先就得弄清楚谁是我们自己人，谁又是“我们”这个群体之外的他者。
在施密特那里，他者往往是指一些生存方式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不只不一样，他们甚至还要否定我们的生存方式，和我们站在对立的位置。什么民主、自由和法治，都只能在先弄清楚这个区别之后才好拿出来，都只能施行在“我们”这个群体之内。对着那些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到互生敌意的人，你怎能跟他“民主商讨”？简单地讲，政治判断的第一步就是要划出我群的范围。
光是和我们不同，这还够不上是真正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不同到互生敌意的一个群体，他们威胁我们的生存方式，很可能会从根上抹除掉我们的存在，所以我们才必须成为政治性的“我们”，才成就了一个如国家般的主权实体，以保护我们的生命与我们所珍视的生活方式。
而且人生在世，敌意难免，政治必须永远预设战争爆发的机会，永远不能排除彼此“屠杀肉体”的可能。因此，政治当然要比审美、经济，甚至道德还重要。毕竟，保存生命才是这个世界的第一法则，而政治领域则掌有人类生命“生杀大权的正当性”，关乎我们的身家性命。可见在美丑好恶，利益盈亏，以及善恶是非的判断之上，你死我活的敌友政治决断最为根本。
说到这里，我想起友人刘瑜曾在她的文章里头问过一个很合常理的问题：“谁来辨别敌我以及怎样辨别敌我呢？希特勒揪出了犹太人和共产党员，斯大林揪出了富农和托洛茨基分子，我们曾经揪出了地富反坏右，为了继续讲政治，下一步我们该按什么标准揪谁呢？”不过，“标准”恰恰不是施密特关心的重点。按照我的理解，一个详密穷尽的定义范围在他而言根本是不必要的，要紧的是关系和意志。生活中任何其他领域里的对手，无论是经济上的不同阶级，还是聚居中的不同群落，本来或许还不叫做敌人，但只要他们对待彼此的敌意累积到了一个不可协调，无法辩论，务求彻底压服（甚至不惜消灭）对方的地步，他们就进入政治决断的领域里去了。这种敌友之别没有任何客观标准可言，只能由身处其境，真实感受到那种敌对气氛的人群自己判定，其他无关人等再怎么妄加标准和定义，都只不过是无关痛痒的“离地”空谈。
依照这种思路，或许可以推论，一个朋友的政见与我不同不打紧，但他若是干脆站到了“敌人”那一边，站到了那些想要否定我群生存方式的人们中间，那我就只能把他也当成敌人了；不管他和我做过多少年生意伙伴，也不管我们是不是有亲戚关系，因为政治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范畴。所以施密特曾经强调，私仇大可原谅宽容（比如说原谅给我戴绿帽子的人，甚至杀了我全家的世仇），面对公敌则必得征服（而且要做好血洗对方的准备）。换句话说，一个在政治上背叛我群的朋友就再也不可能是朋友了。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希特勒在他部署的“长刀之夜”行动中杀了施密特的朋友，而施密特还要称赞那是“最高正义”的理由了，正是大义灭亲。
不太美丽，但是现实，想当年南斯拉夫解体，邻居、同事和朋友在短短几天之内不就是这么成了兵戎相见的血仇？虽然不尽苟同，但施密特种种看似违和的说法，于我至少是个有意思的挑战。既然要理解为了政治反目的现象，不妨就先给它找到一套至为极端至为周详的理路，至少我把这当成有趣的自我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