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帝制》

[周明河]

原作者：AX


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于2018年8月23日离京，赴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秦晖教授与胡某人同龄、同校，胡某人担任博导，风光无限，秦晖教授却被退休，时移世易，不得不说这正是中国大学的逆淘汰。


所以今天介绍这本书，也希望更多人去读一读他的作品，认识这位中国学术界有真知更有良知的学者。
这本书虽然下架了，但在度娘上还是可以下载到的。动动手指，十分简单，防懒人不防好读之人。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后，有位三十岁的年轻人，写下了这样一段如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的话： “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于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这位年轻人就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秦政”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段话里的“乡愿”也并非字面上的温情脉脉，而是被孔子批为“德之贼也”的伪君子，这种人媚俗趋时、趋炎附势，谁掌权就跟谁，活脱脱一“软软腰肢，弯弯膝盖”的墙头草。

两千年来，秦政与乡愿水乳交融，戏台子永远是同一个，唱戏的换了一拨又一拨。直到晚清，羸弱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才不得不开始了磕磕绊绊的转型之路。

这条路从何处来？要带我们到何处去？最重要的是，这条路走通了吗？

在那风起云涌的几十年里，中国在这条路上走出了D制，走向了共.和，然而，过程并非像结果看起来那样轻松。


近代史是如此关键，可在大多数人看来却如同一堆乱麻，也像一颗剥开来会呛眼睛的洋葱，所以历史课本上要么对其持极其鲜明的阶级立场，要么对某些关键节点语焉不详，这就导致大部分中国人对于近代史的集体记忆其实很模糊，甚至是被刻意扭曲改造过的。

因此有个很无奈的现象，那就是不管是左是中还是右，对于近代史的认识都被事先植入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立场，或者说抱有一种偏见，而每一次来自不同于自己阵营的反驳，都会使得这份偏见进一步固化，这不仅让自己更偏激，也让不同立场的群体越来越撕裂。所以，今天的我们，太有必要好好梳理一下这几十年里中国到底经历了什么。

今天向大家介绍这本使我受益匪浅的书，《走出D制》。秦晖老师太博学了，而且还有能力运用好这份博学，他知道读者想问什么，而且每次他都能给读者一个心服口服的解答，当他想向读者阐述一个观点时，他会先提出问题，然后再把杂乱无章的历史梳理出一条让读者能看清楚的脉络。我十分佩服这种书写方式。同时，这本书也涵盖了从晚清到民.国的绝大部分要事，解答了许多困扰我已久的疑惑。最为难得的是，秦晖老师的书写十分克制，从不事先植入自己的立场，也从不偏袒某一方，真真正正做到了理性客观，就像刘瑜所说，既做到了“拨乱反正”，又不“矫枉过正”，这点太难得了。

我们该怎样对待历史？

我觉得应力求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去了解历史。首先要做的就是远离一切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就事论事，不要一味追求立场而罔顾事实，更不能因为服务于立场的需要而夸大甚至虚构事实，历史是不应该被“再造”的，我们应该还原历史，尽量利用一手资料和原始资料，去还原真实的、客观的历史。

其次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历史确实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这也是钱穆先生所说的对待历史要抱有一种“温情”，这个“温情”并非是包庇容忍前人的一切错误，而是站在前人的角度去看待他们所做出的抉择，莫做“事后诸葛亮”，就像秦晖老师在书里所写：“历史对现实的启示主要是价值观和智慧积累方面的，历史不能给我们开出现成的药方。”

最后，历史不能轻言“必然”，可能性再小也绝非等于零，所谓的“必经之路”、“必胜之选”其实不过是成王之后给自己的加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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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里，秦晖老师提出了两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一个是“周秦之变”，另一个是“法儒之争”。

周秦之变，即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中国的制度从封建变成真正的D制，从诸侯林立互相制衡转为天下一统的“大共同体本位”制度，使得最高统治者从周天子式的“虚君”君主变成秦始皇式拥有实权的“实君”皇帝，自此中国两千年之政，皆秦政（D制），而非像我上学时历史课本所讲的那样——封建制度持续了几千年，一直到辛亥革命才结束。

同时，很多人对封建制度也有一定的误解，把封建和D制划等号，其实封建制度下的君主往往并不集.权，君主分封领地给贵族，贵族在自己的地盘上自治。由于封建制度下君主的权力并不是很集中，所以底下的人们对于君主更多是敬爱之情，而不是D制之下对于皇权的畏惧。

D制之下，“敬君是表面，畏权是实质，爱君谈不上，无权谁还把你当人看？”因此D制之下的改朝换代极少有和平的，尔虞我诈、群雄逐鹿，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失败的皇帝极少得以善终，正应了那句被统治者奉为圭臬的话：“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不光帝王阶级的角逐很残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更为血腥、更为残暴，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张献忠屠蜀、太平天国等等，哪次农民起义不是杀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中国人口都呈断崖式下跌：西汉东汉交接之际，人口从6000万减少至2100万；东汉经过一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刚刚恢复至近六千万，经历过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之后，人口直接跌至760万；明清战争之后，人口从5200万跌至1900万。

而西方国家历史上长期实行封建制，因此走向君主立xian或者走向共.和并无太大阻碍，极少有杀红了眼的情况。相较而言，两千年来的D制传统已经深深融入进了中国的血脉，成了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这给晚清以来的剧变提供了有隐患的价值观基础，再加上内忧外患，导致立xian派没有成功，而革.命派也成功得并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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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谈谈法儒之争，我们通常以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两千年来的思想基础就是儒家，其实这并不完全准确。

正统的儒家提倡人性本善，主张君主行仁政，人民拥护令人爱戴的君主，怀念封建周制，反感D制。而法家正相反，崇信人性本恶，提倡铁腕统治的法制，主张皇帝手握强权，让百姓敬畏乃至畏惧，不择手段维护zhuan制，以建立国家主义至上的强秦为目标。

尽管秦朝仅仅存活了十五载，但秦制基因却完好无损地遗传了两千多年。儒家也被改造成了识时务的“法儒”，与法家半推半就，即使心里不认同法家，也不敢违抗，披着儒家的外皮招摇过市，思维方式却是不折不扣的法家。

因此，从骨子上来说，法家才是秦制真正的思想基础。所以，新文化运动本质上反的其实不是“儒”而是“法”，秦晖老师在书中对这段历史分析得鞭辟入里，在此我就不赘述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劝谭嗣同和他一起逃走，谭嗣同用这样一句话拒绝了他：“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

每读这句话，不禁为之泫然，韭州大地，铮铮男儿还剩几人？当年启蒙运动方兴未艾之时，那些对国家抱有希望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为之奋斗为之呐喊的这片热土，在踉踉跄跄爬出了儒表法里的泥潭之后，又一头跌入了马表法里的陷阱，如今犬儒遍地，乡愿横行，万马齐喑……

“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血泪中簌簌而过，如今的我们，仍苦苦挣扎在这句话里。


题外话：我读过的社科类书籍很少，对这本书的理解也十分有限，抛砖引玉，还请小伙伴们在下方的评论里推荐下你们觉得值得一读的社科类书籍，有好书，一起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