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悔之：秦始皇以来，中国果真“暴发了无数次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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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悔之


早上起来，在一个微信群中，看到人们又在议论革命论题。其中一位十分担心当下某国会暴发底层革命的人说：“秦始皇以来中国暴发了无数革命，每一次革命都给生产力带来极大的破坏，每一次革命不但没有促进社会进步，而是带来倒退。其至是大倒退！“

多少年间，在网上几乎每天可看到有人在谈论革命话题。

自辛亥革命以来，百年中国再也找不到比“革命”对国人影响更大，触动心灵更深的词汇了。尢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49至1976之间，革命话语更是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隔三差五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揭判、揪斗各种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举国上下，“革命标语”、“革命口号”、“革命歌曲”、“革命大字报”、“革命大批判专栏”铺天盖地。更有甚者，在“文革”期间，连省、市、县、镇、村一级政权也统称为“革命委会员”，其成员是“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其对立面是“反革命集团”、“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家属”……

百年中国，再也找不到比“反革命”一词对国人伤害更大的命词了——自1927年国共分裂始，从江西中央苏区打“AB团”到鄂豫皖大肃反；从“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从1957“反右”到十年“文革”；从“刘少奇反革命集团”案，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再到“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反革命”罪，究竟有多少人因“反革命”而跌入苦难深渊，恐怕只有天知道！

“革命”与“反革命”，成了中国难于逃逃的百年梦魇。之所以如此，乃革命话语权长期被任意扭曲之恶果——自清末革命党兴起以来，百年中国史，是一部代表不同政治利益集团政党争夺革命话语权的历史——清末民初，革命与自由、民主、解放、新生等词汇一样，被启蒙家建构成一种崇高的、神圣化的主流政治文化。而率先高举革命大旗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一度独掌革命话语权。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等粗糙的革命口号。得到不少国民的响应。

到了1921年之后，高举“国民革命”大旗的国民党与高举“无产阶级革命”大旗的共产党开始争夺革命话语权——国共两党都主张革命，反对改良；都认为革命是使国家走向统一和繁荣富强的根本手段；都运用华丽的意识形态话语争取民心。面对这一情况，国共两党的革命家都意识到：谁垄断了革命话语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就可以宣布对方是反革命，就可以剥夺对方的合法性，进而削弱对方、消灭对方。于是，争夺革命话语权就在所难免。

1927年初后，国共两党革命话语权的争夺日趋激烈——1927年2月19日，先后被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宣布为“反革命”的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演讲时郑重宣告：“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到了“蒋汪合流”之后，革命话语权的争夺战更日趋白炽化——国共彼此都将“革命”与“反革命”建构成正义与邪恶的水火不容的两极；都极力用最意识形态话语将自己装扮成革命的正宗，用妖魔化的语言将对方丑化为反动派、革命的敌人。自此之后，革命与反革命，成了一对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冤家对头。

革命话语权之争不但存在于不同政党间，同一政党不同派系也如此——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老爷子被打倒时，有两个共同的罪名就是“反革命”、“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用“反革命”罪名将刘少奇、林彪、邓老爷子打倒，主张“不断革命、永远革命”的“四人帮”被打倒后，也被定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实行反革命复辟”（参见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公报）。

六十多年间，在教课书中，在主旋律话语体系里，不但将“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另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认作革命的正宗，甚至将陈胜、吴广以来中国两千多年间发生的无数旨在“杀去东京、夺了鸟位”；“革命”之时滥杀无辜，“夺了鸟位”后只是城头上换了一面“大王旗”的底层造反也定性为“革命”——“农民革命战争”。而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俄国二月革命、中国辛亥革命，则被贬之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 政的国家为目的资产阶级革命”。

令人遗憾的是：官方教课书和官方话语体系如此，纵然是一些令人尊敬的前辈学者也如此。如李泽厚在《思想史的意义》一文中便说：“‘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辛亥革命、1927年的‘大革命’、1949年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荦荦大者。”

在《告别革命》一书中，李泽厚、刘再复不但便将辛亥革命与“1927年的大革命、1949年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并“一分为二”地评论“1927年的大革命、1949年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指出这些革命带来的惨烈代价和无数后续灾难，一方面又认为它增强了人们的“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因而“是革命的好遗产，可以继承和发扬！”……

“一分为二”地评论“1927年的‘大革命’”、“1949年革命”、“1966年‘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将极为有害的集体主义也认定是“革命的好遗产，可以继承和发扬！”是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一书最大败笔之一。

正因为革命话语权长期被任意扭曲，何为“革命”，何为“反革命”，在绝大多数国人心目长期模糊不清。

世界革命史上，一直存在两种革命：第一种革命，是以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为代表的，如阿伦特所言的“带着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行动去创建一个新的保障自由的共和国”的革命。而另一种革命，就是列宁所言的，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另一个阶级”为首要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

那么，这两种革命哪一种才是真正的革命？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革命？

革命，有广义和狭义革命之分。广义的革命范畴很广，如：新石器革命、农业革命、航海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信息革命……等，而狭义的革命，特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广义的革命普遍定义是：“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这个定义，在学界没看到太多歧义。

无论是广义的革命还是狭义的——政治学意义上的革命，“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都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也即是说：辨别一场社会运动、历史性事件是否革命性的，并不在于肇始之初纲领和口号喊得有多漂亮——什么“均贫富等贵贱”，什么“天下一家,同享太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什么“建立××当家作主政权，最终实现GC主义”……而在于新政权建立后，是否发生了“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落后的、腐朽的，禁锢人的自由、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被新的、能充分保障公平正义、人民自由和权利，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的制度所代替，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认定依据。如果“革命”之后只是城头上换了一支旗杆，金鸾殿上换了个皇上，那不叫革命，是造反；如果革命之前国民可以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谋生；人民对政府不满可以上街S威Y行表达诉求；报纸、知识分子可以自由批评政府……革命之后这一切都被剥夺了，这不叫革命，而是历史的反动！

所以，“秦始皇以来中国暴发了无数次革命”是个伪命题。两千多年间，唯一真正算得上革命的，是辛亥革命。

并非B力的才叫革命。非B力的社会或政治运动，只要社会、政治制度“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也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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