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读史心难问：找寻真实的汪精卫

[周明河]

【因为是演讲稿，所以文字有点乱，请大家见谅吧。也太长了，所以没时间好好梳理。】

止愚堂及各转播群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周明河，今天又要跟大家一起分析读史心得了，内心感到非常荣幸，也感到非常紧张！
因为汪精卫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现代历史人物，有人喜欢他，或者说有人谴责他，都是完全正常的。当然，我们的任何评价，不管出于何种标准，至少应该先让我们把历史的真相尽量还原出来，否则怎样去评价，都是没有积极意义的。
下面请允许我再阅读一下今天的内容简介，以便告知那些无缘看到这段文字的朋友们：
【他，曾经是博浪一击而扬名天下的张良第二，又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汉奸”的代名词——“汪精卫”，一个被过度政治符号化的名字，一个民国的著名美男子，一段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隐藏于复杂的历史迷雾背后的汪氏本相，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就让我们试着去慢慢揭开吧。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历史反思运动已在当下的中国逐步开启，打破那被国共两党所设置的话语魔障，找寻一个真实的汪精卫！】
闲言少叙，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简要地回顾一下汪精卫的生平吧。

第一部分

汪氏出生于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883年5月4日，本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蒋介石一般都称呼他为“季新兄”】。汪家本是世代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到汪的父亲这一代已经沦落为幕僚，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师爷”，当时称为“老夫子”，而且恰恰还是有名的“绍兴师爷”（孙文手下的几个重要干部朱执信和古应芬等人都是绍兴师爷的后代）。
据胡适交代，汪姓全部源出于他的家乡徽州，只是后来慢慢流寓四方。汪父中年时游幕于广东番禺（今广州），从此即安家于此。汪父先后在广东的十余县署出任幕僚，所以汪兆铭出生于广东省三水县。
汪的叔父也是一位有名的师爷，以申韩法术见称当时，兼工骈体文及诗词尺牍，著述甚多，曾经给刘坤一、张树声、曾国荃这些封疆大吏做过幕僚，也可谓是同曾国藩幕下的赵烈文等人并称一流的幕僚人才了。他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入室弟子朱启连，有子朱执信，所以按辈分老汪还是朱执信的舅舅。
有人可能要疑问了：为什么汪兆铭与朱执信（生于1885）年纪差不多呢？莫非汪父也晚婚晚育了？
汪父的确是晚婚晚育，但那是和汪兆铭的生母吴氏。汪父早年娶了浙江籍的卢氏为妻，生一男三女；卢氏病死后，年已五十的汪父才续弦了广东籍的吴氏，那一年吴氏才十七岁，生下了三男三女，汪兆铭最小，可谓是汪父老来得子的一大成果。可能正是因为父亲的遗传因子已经衰老，不利于孩子的发育，所以汪兆铭一向身子骨很弱。
汪家父慈母贤，汪兆铭对母亲感情的很深，他后来在回忆母亲时说道：母亲每天鸡鸣便起床，对上服侍自己年老的丈夫，对下抚育年幼的孩子们，柴米油盐等家常琐事无不细细计较，往往到凌晨还不休息。兆铭因为年幼无知，只知道饿了就找母亲要吃的，吃饱了就跑一边去玩闹，懵然不知母亲的劳瘁辛苦。逢年过节，兆铭和一帮孩子玩得不亦乐乎时，但见母亲徘徊于室内，看着头顶上，微叹有声；她翻箱倒柜拿衣物去典当，得钱后就交给家里的佣妇去市集上买来一应果品；等到亲友来到自家，则笑语相迎，殷勤招待，好像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上面这段话原本是文言的，我稍微翻译了一下】
汪家虽然不是什么富贵人家，但是读书的传统还是很深厚的，所以几乎个个能诗能文，全是文艺范儿。少年时代的汪兆铭好学上进，加上天赋不错，自然才华初显。他十四岁时随大自己22岁的长兄客居粤北，重阳节时曾作诗一首：
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欹（qi）巾酒在襟。
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
茱萸枨（cheng）触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
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这首《重九游西石岩》（岩在广东乐昌县城西北）受到了时人的推崇，1909年陈去病、柳亚子等人的南社在出版《南社丛刊》诗文集时，就曾将此诗收录其中，可见少年小汪的才华是获得诗坛认可的。
汪父生养了那么多孩子，所以到了70岁的暮年还得养家糊口，自然不胜辛苦。母亲每天也是起早贪黑地忙，直到1897年被一场瘟疫不幸夺去了生命；次年9月，汪父又因感染霍乱而去世。
父母相继而亡，家计日甚艰难，17岁的汪兆铭不得不去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中做家教，这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典型。
1904年春，新任广东学政举行院试。汪兆铭与哥哥兆鋐同时入场。当时有一位姓张的小朋友也赶来参加考试，他毫无临场经验，又非常性急，所以希望能有一个熟人一同进场，并给自己一些指导。由于着急，小张的帽子都被人挤掉了，他竟急得哭叫起来；古道热肠的汪家兄弟认识小张，于是忙过来安慰他，这才让小张的情绪稳定下来，使得他最终得以从容参加考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汪氏兄弟的人品是很不错的。
考试结果公布后，兆鋐得了县里的第一，而兆铭得了府里的第一，此事一时传为佳话，于是乎，有着汪家兄弟名字的石印也一时成为了当地的畅销品。然而，这份快乐和满足没能持续多久，汪兆铭的两位同母哥哥竟相继追随父母而去，成为老汪一生的梦魇——这种惨痛的人生际遇，加上后来对于国事的忧愤，积聚为对于“人生至深的苦闷”，不能不使得汪兆铭对于生命的态度有别于常人！【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著名的革命党人大多是早年丧父或者丧母的，比如说孙文12岁丧父，陈其美13岁丧父，胡汉民12岁丧父，廖仲恺16岁丧父，蒋介石8岁丧父，宋教仁10岁丧父……用一句玩笑话说，这些同志都是“缺爹的”。】
1904年秋，汪兆铭与胡汉民等人一同考取了广东省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由于他此前政治比较正确，所以政审这一关完全没有问题。
一开始，心地单纯的汪学习非常用功，可谓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是朋友中、留学生中有关的政治话题听多了，充满正义感的汪同学渐渐地就成为了一位关心国运、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不久，这帮广东的哥们儿就发起了一桩剪辫子事件，以示对于满清统治的不满。而通过法政学科的学习，汪同学对于现代民主政治也有了粗浅的了解，自然而然地成了孙氏三民主义的信徒和追随者【我那天讲宋教仁时也指出了，严格说起来汪精卫只是一个文人，所以他才会成为孙文的追随者】。
在日本学习期间，增进了汪对于日本的了解，也增加了他对于同文同种的日人的好感，这可能是他未来走上“曲线救国”之路的一大思想根源，何况当时很多日本的有识之士也并不主张侵华，却主张一种“大亚洲主义”——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已经是后来的事情。
汪兆铭非常崇拜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每次逛书店，都要搜寻有关西乡的书，逛公园的时候也不忘向西乡的塑像行注目礼。
西乡隆盛也算是个悲剧人物，他因倒幕运动而声名鹊起，又因为力主对外扩张不受新政府待见，终因反政府而兵败身死。汪兆铭居然无比崇敬此人，显然有一种烈士情结与悲剧情怀在其中，这对于日后酿成他自己的人生悲剧也许不无因由。
跟胡汉民一样，汪也很快参加了同盟会，由于出色的学养和文才，他还被推选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由于他在留学生中的声望，以及孙文对他的信任与器重，汪还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部长。这位才22岁的小伙子，能迅速成为同盟会的要人之一，显然与他各方面出众的天资分不开——当然，广东籍加长得帅，也无疑是必要的硬件，因为孙文是广东的嘛。
汪、胡在反《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中是结成了统一战线的，他们坚决贯彻孙文的指示（力主与日本政府妥协），与力主退学回国的宋教仁一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由此，汪、胡迅速获得了孙文的亲信，得以成功出任《民报》主笔。
汪兆铭与康、梁一派展开积极论战，他以精卫、扑满、枝头抱香者、守约、民意（与胡合署）等笔名，共发表了30多篇文章，是《民报》撰稿最多的一人【这里介绍一下汪兆铭这个“精卫”的笔名，这是他在《民报》上发表刊物时使用的第一个笔名，此名称代表着他那欲移山填海、改造国家的革命志向。这个笔名最终成为汪氏的一个最典型的代表符号，完全盖住了他的本名而为世人所知】。
当时的海内外读者也都非常推崇汪兆铭的的文章，因此他在《民报》中扮演角色的作用极大。孙文有一次便盛赞道：“自精卫先生《民报》第六号《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论出，言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透言列强之政策瞭如光火，使读者快慰不已……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说，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
除了文章和思想，汪的口才也是极为出众的，这是多年的论辩所练就的一门功夫，所以吴稚晖称汪为“雄辩家”，胡汉民在自传中则记述道：“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讲，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
汪的演讲极富煽动性，往往动之以情，这是演讲高手如梁启超、胡适等人所不及的，所以有人回忆说：每逢到汪演讲的时候，他人还没有登台，下面已经坐满了热心听众；到他演讲时，下面是一片鸦雀无声，每到一精彩处，必然掌声雷动，足见听者的精神贯注及兴奋之情。
此情此景，与《老残游记》中描述得听王小玉说书的场面、效果差不多，本人也见过汪演讲的视频，一口广东味的官话，确实很慷慨激昂的感觉，可惜那已是他投日的垂死之年。【我从前还有一段略显夸张的评论，说：汪精卫是民国的著名美男子，万千少女、大婶尖叫的偶像。加上他的道德文章、诗韵风流，演讲时更是舌灿莲花、令人倾倒，以及显赫的政治地位，绝对比现在的马英九要拉风得多，只是可惜那时没有电视而已。】
因为确实长得帅，又富于浓烈的悲情，文采风流一时冠绝，这都是给他加分的因素，所以现在老汪的女粉丝也不少。这里举例说明一下老汪帅到什么程度：话说1932年时，当英国的李顿爵士率“国联”调查团来华时，李顿老是认为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老汪才三十多岁而已，经过别人几次纠正，他才算晓得这位英俊帅气的院长的确已经半百之人了。
因为汪兆铭长于言论，又热烈鼓吹革命和暗杀，结果被梁启超等人批评为教唆人赴死的“远距离革命家”。当然，康有为等人也组织过武装起事与暗杀，但鉴于代价太大、成功的希望太渺茫，便逐渐放弃了。
当时，正处于革命的低潮期，孙文、黄兴等人组织的多次起义都归于失败，清廷又推出立宪的名目来缓和社会矛盾，一时间革命势力及孙、黄等人的威望都受到极大消弱。为了振奋人心，团结革命力量，以及回答梁氏的攻击，热血上头的汪兆铭决心以一死来证明自己的信念和勇气。孙、黄、胡等人都劝他不要冲动，可无济于事，汪同志就是要做谭嗣同第二，甘愿以一死唤醒民众。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汪精卫每每喜欢用“薪”来自喻，每每自称不是政治上的栋梁之才，却不惜为国家献出生命，如同“薪”燃烧自我发光发热一样。他自从留日以后，开始受到民主革命及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越发对于暗杀这种自杀式的行动推崇备至！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这个我也只是一点肤浅的了解，照搬一段百度百科的解释吧：“无政府主义包含了众多哲学体系和社会运动实践。它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其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一词并不代表混乱、虚无、或道德沦丧的状态，而是一种由自由的个体自愿结合，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
仔细说起来，暗杀这种事，总是把双刃剑，虽然有时候也能够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但是也容易搞乱政治，引发社会恐怖、紧张局面，尤其是杀错了人，或者是被野心家所操纵，比如宋教仁的死。这里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擅长暗杀战术，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他们曾一度成功刺杀了数位重要的布党官员，如彼得格勒“契卡”的负责人，更在1918年8月的一次暗杀活动中将列宁刺成重伤，结果只能加重“红色恐怖”的蔓延。
而且说到底，很多抱有政治观念的行刺者也跟古代的侠客一样，是很难从根本上改观社会政治局面的，而且往往也辨不清是非；只是又有些人遭遇不平或路见不平，不忍冷漠视之，所以情愿以一命博取社会的公义。后来出现的刺蒋、刺汪的王亚樵等人可以说就是这种侠客精神的现代继承者，并且将之发扬光大；至于他们的行为是否合情合理、被刺者是否确实死有余辜，那就非他们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所能及了。

第二部分

为了以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轰动效果，汪精卫等一行人潜入北京后遂逐渐选定暗杀对象为小皇帝的老子——摄政王载沣。
1910年3月31日深夜，经过精心策划，惊天一击眼看就要上演，然而却神奇地功亏一篑，失利原因有多个版本流传坊间——最邪乎的，就是说有个赶大车的晚上找不到老婆了，他怀疑老婆在外面偷情，就打着灯笼去找，不曾想在桥下发现了暗杀者安置的可疑物品，于是就报了案。
正当老汪等人准备再次出击之时，在清廷的肃亲王、民政部尚书善耆等人的有力布置下，汪精卫最终不幸被捕。
既然已经抱定必死之心，汪精卫在供词中对暗杀一事的来龙去脉便详细交代，除了未出卖战友之外，连自己所理解的“革命大义”都老实交代了。最后，他写下了一首自勉诗《被逮口占》，从容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诗云：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个诗的含义，以前芹圃舍人老师仔细的讲述过，有兴趣的可以再管芹圃老师要一下音频。】
此诗写得脍炙人口，令后世广为传诵。尤其汪氏那种义无反顾、杀身成仁的热血豪情，令很多人从此将他视作民族英雄。
假如是往前几年，汪精卫一定会死得相当难看，必然要被凌迟处死。然而此时的清廷已是风雨飘摇，有识之士如善耆之辈，为了收揽人心，最后判了汪精卫等人无期徒刑。对此，老汪等人还是非常感激的，尤其他在与善耆的对话中发现，两个人的共鸣之处很多。
1941年，汪精卫在所撰《正月的回忆》中写道：“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方法，曾经有一次，把我带到法场上，逼迫我变更革命的决心。他常常到狱中来，与我谈论天下大事，谈论诗歌。我是能免一死，也许是有一种政治的作用的。但是，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的政治家。”
善耆的知名，不仅是由于他对老汪的宽宏大量，主要也由于他有个女儿叫爱新觉罗·显玗（yu），汉名金壁辉，后认了日人川岛浪速为养父，改名“川岛芳子”。
不过根据曹汝霖的回忆，汪精卫刺杀载沣一案，背后竟是章宗祥在斡旋【这里我们就不细说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曹汝霖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汪精卫获释出狱。就这样，他没能成为谭嗣同第二、荆轲第二，却成了博浪一击而扬名天下的张良第二。普天之下，人人争睹其风采。
然而，亏欠善耆的人情是小，那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过是个人私情；可亏欠了一个女人的人情就大了，为了偿还这笔人情债，汪精卫最后只得以身相许——这个女人显然就是老汪未来的夫人陈璧君，一个对汪影响至深的所谓“女中豪杰”（吴稚晖语），一个类似慈禧式的人物。
来自南洋的富家小姐陈璧君已经觊觎汪大帅哥很久了，这位陈家大妹子字冰如，生于1891年，父辈和老汪是广东番禺同乡，只是后来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经营种植业兼办矿业发了财。1907年夏，汪同志奔走南洋各地，发表革命演说。陈大小姐渐渐成为汪同志的热心听众，她也深深向往革命，相关的革命书刊及汪的文章都看过不少。二人后来多次交谈，陈大小姐不但加入了同盟会，而且还专门跑到新加坡拜谒了孙文。
因为各种原因，陈璧君口碑不是太好，比如说当时许多革命志士流亡南洋，大多吃住在陈家，陈母对他们照顾备至，临行还送些路费；偏偏这个陈大小姐，颐指气使，自视高人一等，经常指使人家干这干那，一不顺心还呵责有加，把人家当食客、下人看待，弄得大家对她非常反感。
陈大小姐情窦初开，对前途无量、英俊风流的汪精卫自然动心，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对汪展开了疯狂的爱情攻势。
当时，汪同志早已以身许国，不敢涉及儿女私情，所以干脆地拒绝了陈璧君。汪早年与刘氏女有婚约，他为了不连累家人，就解除了这份婚约。但是那刘氏女对此很不满，以至终身未嫁（林biao的情况与此相类似，陈诚之妻离婚后都赖在夫家，可见民国年间社会风气的保守程度）。
然而陈璧君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主儿，为了追求汪大帅哥她连命都不顾了，令汪不禁刮目相看。
陈璧君毅然前往北京帮助汪精卫等人进行暗杀活动，失败以后她又竭力参与营救，还发誓陪老汪把牢底坐穿。身在囹圄的汪精卫此时最需要的就是关心和理解，陈璧君的行为终于感动了这位当世荆轲，等到他出狱以后，两人就正式结成了夫妻。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居然传出了汪精卫与女革命志士方君瑛的一段绯闻，经过本人的仔细考证，基本可以认定老汪是个私生活非常严谨的人，哪怕是精神上出轨，可能性都非常小。何况有母老虎陈璧君在一旁，哪个女人能有机会？
依然还是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感召，汪精卫于1912年2月加入了无政府党人李石曾发起的“进德会”【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食鸦片，就做个干干净净的人】，而且对于政治采取了一种拒斥的态度，而改行一条教育救国、启蒙宣传之路。不久之后，这帮无政府党人就去到了法国开始了勤工俭学，汪因“平日自恨不通欧文，于世界科学真理茫乎不知其畔岸”，因此拒绝了孙文的邀约，也追随大家来到了法国——当然了在辛亥革命后期的“南北和谈”期间，老汪也不少做南北沟通的牵线人。
由于体弱，加上一年多的监狱生活，汪精卫也需要病休，所以他便拒绝了代胡汉民出任广东都督。在法国时，相陪伴的就有曾醒、方君瑛姑嫂，曾家与方家渊源极深，曾仲鸣后来娶的还是方君瑛的妹妹方君璧。而汪家、曾家与方家三个家庭的通家之好，也正是在此时结下的。当方君瑛因对现实失望、精神受损等原因于1923年自杀身死时，伤心欲绝的汪还专门向孙文告假，前往上海办理丧事；曾仲鸣夫妇则可谓替汪而死，曾醒后来也加入了汪记政府。
在游历欧洲期间，汪主要从事文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还从事一些社会教育活动，更写下了一些风花雪月的优美诗篇。
如果汪精卫从此以后走上一条类似蔡元培等留法好友的教育救国之路，那么他在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的印记就单纯多了，可能他会获得诸如诗人、学者及教育家的头衔。
可是偏偏汪精卫的血液里有些激烈的因子，他的奋发敢死也使得他坐不得长久的冷板凳，因此当时孙文等人所践行的革命激进主义路线，也慢慢将他吸引过去，从而此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一个国家越是衰和乱，就越是会孕育出激进主义乃至极端主义，而激进主义乃至极端主义又反过来会加重国家的衰和乱，二次革命以后的中国就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之中。
汪精卫在留日时期虽然一度追随过孙文，但二人的龃龉其实甚多，乃至一度差点绝交。比如有一回，身在越南的孙文就曾对汪精卫说道：“你怕热吧？等我打到北京去，我把颐和园给你住。”老汪听到这种话后不禁愕然，自此以后他心中就有些闷闷不乐，虽然自己也不解何故【按照我的推测，可能就是老孙的头脑里装的全是打江山、坐江山那一套，所以汪精卫这种情操高尚之人不敢苟同】。
在“二次革命”的问题上，汪精卫也不赞成孙文的“倒袁”军事行动，厌烦他的“捣乱”，他更反对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做法，认为这种种侮辱党员人格一类的作为足以令自己与孙绝交，而最终竟然没能绝交，大概是因为自己追腥“逐臭”太久！
在留法的五六年间，汪精卫也有几次回国的经历，但他一次比一次失望于国事，由此也令他越发激愤不已，越发思想激进！有一个时期，他甚至开始谋划要刺杀袁世凯。
由于在法国时期办报并不成功，汪精卫越发对于回国参与政治重新燃起了热望，1917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曾写信召汪前去主持国文类教科，但被汪所拒绝。在巴黎和会的时候，汪精卫还出了一把力。1920年10月，老汪最终奉孙文之召第四次从欧洲回国，于次年担任了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和广东军政府最高顾问之职，从次以后他就成为中国国民党中的一员。


第三部分

为了推翻直系的统治，孙文派出汪精卫去联络段祺瑞、张作霖等反直势力，因此老汪未能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对于联俄容共的政策，汪精卫起初也是颇有些想不开的，虽然没有明言反对，但也同胡汉民一样采取了消极应对的策略，只是他比老胡更善变、更妥协一些。在孙文、廖仲恺相继离世后，汪精卫就成了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大概也是他想利用苏俄的资源将革命进行到底。
1924年底，汪精卫追随孙文北上，在孙病重期间，由他起草了孙的遗嘱。该遗嘱一字未改地获得孙文的赞同，可见汪对孙的相知，堪比总理肚里的蛔虫。
对于汪当选国民政府主席一事，有知情人这样写道：“胡汉民当时虽是大元帅职权的代理人，而廖氏也为军校的党代表……廖氏因为是国民党改组的有力分子，被目为左派首领，而胡氏相形之下，则又嫌右倾色彩浓厚，在内部对立的倾轧下，一时竟若群龙无首一样。同时陈、杨、刘诸军阀的阴谋窥伺，北方政府的高压气势，以及五卅惨案以后革命空气的高涨，却在要求革命的最高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诞生。”【雷鸣《汪精卫先生传》】
斯大林派到中国的钦差大臣鲍罗廷出于维持国共合作、调和左右两派矛盾计，也有意推汪；廖仲恺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团结和尽力多做实际工作，也只得举汪；许崇智、蒋中正等军方实力人物，由于不喜胡汉民的为人，也转而拥汪。结果，汪在选举时得以全票通过。
尽管汪声言自己六不为，但是为了更好地为“国民革命工作”，他也只好放弃从前的“宣言不做官吏”的“痴心妄想”了。1925年7月，汪精卫当选成为改组后的广州国民政府的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部长，从而一举登上了国民党权力的最高峰——不过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书生本色的汪从来都不是一个强力的人物，尤其不是一个意志力坚强的人物，他的权力往往是有其名而无其实。
不管汪精卫的初衷是什么，他的表现都证明他不算是一个喜欢政治钻营和权欲很盛的人，尽管他也因一时捉急在选举时投给自己一票，以至后来成为了大家的笑柄，但面对乱局勇于挑起重担的初衷，也许不应该太受指摘——只是他未必挑得起来！我的分析是：其实与其说他嗜权，毋宁说他是更想为这个政府出一点力，也更希望能够驾驭其前进方向！因为这个时候是联俄容共的特殊时期，汪虽然自来就不赞成孙文的这一没有底线的举动，可它毕竟已经成为事实，汪欲图更好地借助苏俄、中G的力量来达成所谓“国民革命”的目的，或恐当是真实的心态。
这年九月，在答夫人陈璧君的信中，汪说道：“何图（民国）二年以后国事日非，仍有需要于国民革命，六年以后由欧返国，投身于国民革命……我舍此将何之乎？我并非抛却无政府主义之理想，但此理想之实现总在国民革命之后。今日尽瘁于国民革命之进行，即所以求无政府主义之理想能得比较接近，又何疑而以为被嫌乎？”
这其中所表明的心迹，第一是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依然向往，第二即是为国民革命的奔忙，其中也包涵了他对于权位的观感吧。
1925年是汪精卫一生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他就被基本卷入了波诡云谲的实际政治和权力斗争之中，革命激进主义一时成为他人生的主调。以此，汪实现了自己政治生活的飞跃。只是没想到好景不长，随着汪的身体再次告警，以及突如其来的“中山舰事件”，老汪只得再次暂时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有关于蒋、汪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蒋介石的以军权挑战党权，而他的独裁在国民党内也几度引发了大的武装较量，使得中国在革命激进主义的恶性循环中越走越远。
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因为苏俄方面对蒋介石的偏袒态度，导致汪一气之下干脆辞职了事（虽然他也一度想组织力量反击）。随后不久就开始了所谓的“北伐战争”，国民党内反蒋势力（包括苏方、共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于是在1927年初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迎汪复职”运动。
汪精卫不久就回到了国内，此时正是蒋介石反动“四·一二政变”的前夕。汪到达上海以后，便与中G方面的陈独秀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表示了国共继续合作的诚意；随后汪便来到了与南京方面分庭抗礼的武汉，立即成为了这个“左派”中心名义上的领袖。
然而由于很快就发现了苏俄方面的狼子野心，致使汪精卫及武汉方面也不得不在7月间“和平分共”，鉴于中G方面及国民党左派的激烈反应，汪又提出警告道：“再这样乱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要闹，只好捉人了。”就在武汉方面为要不要采取武力而犯难的时刻，8月1日，南昌的一声枪响，终于打消了他们在道义上的顾虑……【但是相对来说，汪精卫还是比较宽柔的，但是因为他后来成为所谓“汉奸”，就被抹得更黑了，比如那句著名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人”，这话其实既不是蒋说的，也不是汪说的，而是出自于桂系军阀陶钧之口，时间也不是1927年，而是1928年，只是地点可能都是在武汉，参见郑奇《腥风血雨的一九二八年》，《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1辑。】
随后的历史，越发彰显了革命激进主义所结出的苦果、恶【这些我在《从南昌暴动到中原大战》中也都讲过一些】，汪氏处身其中，也被大漩涡所裹挟，加入了一场又一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路线的斗争！直到“九一八事变”后，蒋、汪之间暂时形成了合作的局面，才令他开始一心谋求国家的和平建设。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是汪精卫与张发奎的关系。广东籍的张发奎是北伐时期的名将，后来长期追随汪参与武力反蒋活动，但是由于老汪一向不注重抓紧军权，而他自从出任行政院长后，为了表现同蒋介石的精诚合作，竟开始对张发奎避而不见，大大地寒了张氏之心，此次以后连这一支仅有的对自己效忠的武装，汪也失去了。
当然话说回来，如果两个人走得很近，那么张发奎也很难东山再起，除非是去汪记政府效力。


第四部分

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的真正恶化，可以从“二十一条”算起，但真正更为严重的还是国民党武力上位后大力推行的“革命外交”。
在晚清民初，虽然日本与中国摩擦不断，但是关系大体还是平顺的。可是自从孙文联俄容共以后，一方面他接受了苏联的“党国体制”，另一方面则学习了所谓“打倒帝国主义”的精髓——孙文从亲日一变而为“打倒帝国主义”，他到底想干什么呢？按照我的分析来看，他一方面是为了争取苏联的好感，一方面就是为了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获取一定的政治合法性及抢占道义制高点，以便尽可能获得热血青年们的支持。当然，在北京政府也就是被人刻意抹黑为“北洋政府”的时期，实际上也有很多谈判、修约的举措，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列强对中国的压迫。
自不量力的“打倒帝国主义”其实完全是义和团的一种变种，危害不可谓不大。在孙文死后，国民党虽然跟苏联翻脸，但为了继续掌权及获取政治合法性、抢占道义制高点，继续忽悠广大热血青年，不得不依然继续党国体制，继续“打倒帝国主义”，最后弄得自己都有点骑虎难下了——结果引来了日本的反弹！当然，我们不得不说，当时的日本还是不那么文明的，实际上是不好惹的！而且蒋介石也知道不能作死得太厉害，但是他也有些身不由己。
这里我想稍微引申一下：在现代的日本军队里，有一个叫永田铁山的家伙，此人被认为是“统制派”的领军人物，作为军事理论家、战略家的永田铁山曾经设想过，假如日本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开战，那么就必须仰赖中国东北、华北乃至华中地区的资源——在中日关系良好的时候，通过建立中日同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一旦双方关系恶化，那又该怎么办呢？
北伐战争给日本在华利益造成了巨大冲击，从而引发了“济南惨案”，这些我在《中国和日本当年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中也提及过。“济南惨案”双方当然都是一定责任的，但这却是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标志，日本陆军便开始出现蠢蠢欲动的一小撮野心家，从而引发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中日关系的恶化，引发日本强硬派的冒头；而“九一八事变”在日本也是一个转折点，军队逐渐向政府权力渗透，从而开启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之路。由此可见，中日关系的这种恶化也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路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永田铁山于1935年被暗杀，石原莞尔在1937年前后已经打消了染指华北的念头，只是陆军里还有一些人仍然幻想通过武力恫吓来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这就成了“七七事变”后以武藤章为首的一部分日本军人采取强硬立场的动因——当然还是那句话，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是一系列必然及偶然的结果，战争在1937年的全面爆发几乎超出了所有当事人的预料。
这里再回到汪精卫的话题，“九一八事变”以后，汪起初也是主张抗战的积极分子，但是到了1933年间他的态度就为之一变！也许这要归咎于他作为文人的一种“软弱”，实则更是他对于国民福祉的一种深切的关怀。
在给胡适的信中，老汪指出：“战则同为牺牲，和则同受谴责……日本在国际社会，道德上已成孤立……我国道德上虽得同情，而军事经济无各国实际援助，则亦孤立而已。以孤立之中国，支孤立之日本，不能持久，已无待言。弟平日决心欲集吾党精锐，共同一拼……惟一战而败，吾辈死固不足惜，恐平津失陷，华北亦随以沦亡，而土地丧失之后，收复无期，是不啻吾党亡而以平津华北为殉也。……如在最低限度内有方法保全平津及华北，弟亦将不顾一切而为之。但若要签名于承认傀儡政府及割让东三省、热河之条约，则弟以为宜俟吾党牺牲之后，届时弟必不独生……”
汪精卫不久甚至还预见道：中国对日作战必然失败，然而即使日本被英、美、俄等国打败，中国也绝没有复兴的可能，因为中国的国力衰弱，战争持久，只能造成民穷财尽、政府垮台、国家分裂，军队化为土匪，游民充塞，陷入长久的分裂与混乱之中。因此唯一的办法，只有依靠外交上的努力，以妥协换时间，用这些时间来建设国家，充实国力，以为将来做复兴之基础【此处参考了《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一书】。
胡适与汪精卫在是否能够倚重国际组织方面存在一定分歧，汪提出国际组织不可依恃，因为“弱小国可以生存，弱大国则不能生存”。但不管如何，与汪在抗战问题上深有共鸣的胡适后来便加入了“低调俱乐部”。
在当时，对日主和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和比战难，这就如同“赵氏孤儿”里背负恶名、忍辱偷生的程英。有一回老汪便在酒醉之后向陈公博哭诉道：“现在聪明人谁肯做外交部长？”
汪精卫因为与张学良的一段纠葛，导致其曾经一度辞职，待到复职以后，眼见中日之间的矛盾越发扩大，汪便命驻日大使蒋作宾到东京，秘密探查日方对于中国的真实方针。1935年8月前后，蒋作宾在给汪的报告中，便指出了日本内部的意见分歧尤其是军部内部“荒木派”与“少壮派”的矛盾；即便是二二六兵变之后，日本方面依然是主张不一——由此可见，对日和平并不是没有希望，纵然没有希望，又何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尽到一己之心力？
日本方面不少要人都向蒋作宾提出了一些促进中日关系和缓的办法，蒋作宾由此在致汪的函电中判断：第一，日本所提之“共同目标”，是希望中日在军事上立于统一战线，共同反对俄国和英国；第二，日本朝野极愿与中国“提携”无疑，尤其是实业界，只是具体方案尚未拟定，惟有先行联络感情，再相机而行。
哪知蒋作宾函电发出后的第二天，即1935年11月1日汪就因被刺造成重伤（医生断言他活不过十年，凶手是一群爱国愤青），不得不辞去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12月25日，已随汪辞职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刺身亡【1936年10月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杨永泰也被爱国无脑青年刺杀而死】。随后蒋介石兼行政院长，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就是在这种历史上的重大关头，汪兆铭及其“亲日”外交被迫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这里不能不使我们做出如下假设，假如当初汪有幸躲过了这一劫呢，历史又当作如何演变？
等到汪结束疗养、回国准备再次复职时，已经到了西安事变之后的1937年1月14日，此时大的历史基调已经被初步奠定——这里再引用一下我在《中国和日本当年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一文中一个重要观点：
【西安事变最大的影响并不是让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剿共并没有停止，而只是因为处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问题，被拖延了半年左右。西安事变最大的影响，就是让蒋介石看到了斯大林的所谓“善意”，于是蒋介石就上了斯大林为他安排好的抗日的这条贼船——因为斯大林后来在谈判时承诺，只要中国抗日，苏联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甚至于在关键时刻还会亲自出兵！这就是蒋介石抗日的底气的来源！所以说西安事变最大的关键在这里！】


第五部分

对于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只要是稍微有点见识的人就不难判断。
比如在七七事变以后不久，陈寅恪先生在散布时就曾对吴宓指出：“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
汪兆铭、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也是这样想的，何况1938年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出了一个错误的声明，导致与蒋介石和谈的大门几近被堵死，这才愈发令汪不能不挺身而出。
可是蒋介石始终有自己的小盘算（我反复指出，作为准独裁者及准独裁政党，蒋介石及国民党将其私利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几乎是不容置疑的），汪不得不秘密出走到越南，随后就发生了“曾仲鸣被刺案”。曾仲鸣虽然是汪的秘书，但因两家是世家通好，所以曾实际上形同汪的儿子，“感情浓挚，有逾骨肉”，因此这场刺杀案带给汪的刺激甚大，也大大恶化了他同蒋介石的关系！
1939年12月29日，也就是所谓“艳电”发表之后的一周年，汪又念及曾仲鸣之死，于是感叹道：“我惭愧我尚在人间！我誓以我所余的热血贡献于和平运动！”他还着重指出：在民主国家的议会里，即使在战争中，依然可以提出反战意见，但是“我呢，在重庆不能哼一声，离开重庆才能哼得一声，立刻便要杀以灭口了……杀没什么可怕，可怕是哼不出声来。一个副总裁，一个外交部长，尚且如此，其他可想。”
曾仲鸣之死令汪感到重庆方面对他的压迫太甚，遂起了组织政府、致力中日和平的念头。虽然他心里知道此事成功的希望并不大，连他最器重的陈公博也非常反对他来蹚这个浑水，陈氏指出：“在中国军阀的军队占据的地方尚且不能实行我们的理想，何况外国军队占领的地方而可以实行我们的理想？无如汪先生有他的理想，有他的勇气，总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为日本总会觉悟，而且已慢慢的觉悟，他总有办法。”——陈公博是一个具有侠义精神的人，秉持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古典道义，他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追随汪，不惜以身名殉友！
与日方谈判的道路是相当曲折和复杂的，因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方面固然也有很多亲华的、主和的人士，但是也有很多强硬主张的人，尤其是其内部的意见往往也不能统一，而由于汪并非是一个强力的人物，且他平素就带有一些妥协性格，所以导致他最终由求和而沦落为一个类似“维持会会长”的角色——用汪的话来说，他即使做了“汉奸”，也可以尽量借助自己的力量，来为沦陷区的百姓争得更多一点的权益！就算同样是所谓“卖国”，他也可以比别人少卖一点！
在这个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因为日方的苛刻条件而中道退出，而汪依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曲线救国”之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连死都不怕，你们还不信我吗？”
关于这个谈判过程中的一些细节，我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在犬养健的《扬子江仍在奔流》中，记述了老汪曾经对日本方面说：“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他意。因此，只要能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内心想法。”
犬养健对此写道：“汪精卫的这番表白，出自公的立场，是永远值得铭记的。但汪精卫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他对亲信曾仲鸣的惨死感到非常悲愤。此后，从他个人来说，对于重庆政府的许多事情都感到很遗憾。但是，这毕竟是汪的私事，公的东西便是他方才的表白，它将在汪的一生中，约束汪的立场。我想，他能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在道德上说明了汪的道德是高尚的。”
法国元帅菲利普·贝当，是一战中的法军总司令和二战时的维希法国首脑。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却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者，也成了所谓傀儡总统，战后被法国最高法院以通敌罪将其判处死刑，后又改判终身监禁。当然了，实际上左右贝当政府的是总理赖伐尔，法国光复后的1945年10月9日被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如今大家一般都喜欢拿贝当来与汪精卫做对比，实际上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当时德国对法国是蓄谋已久、非亡不可的，而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一种走一步看一步的路径！
而且当年的中国还有一定的特殊性，我们所同时面对的是苏联赤化的威胁和日本的部分威胁，两害相权，孰重孰轻？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在东南亚乃至印度各国，与日军合作都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用美国学者的话说，“在印度尼西亚，当傀儡成了最高尚的爱国美德”【《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同日本人合作的印度人钱德拉·博斯，在战后印度的对敌合作者以叛国罪受审时，甘地和尼赫鲁两位大佬出来都证明博斯曾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以今天的局面来重新检视历史，我们也许不仅要同情汪精卫了，甚至可能就是赞叹和仰慕了！风往北吹老兄感叹说“中国人喜欢把一部分真正的民族英雄吊打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他这话剥离了一个语境，这就是无人性的专制制度，在这种变态的烂污制度下，政治权力和话语权根本就不在民众手里，民众多是被糊弄的对象，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另外，我们后人检讨历史，往往存在着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味道，这里我们不妨做出一个假设：假如当时中日之间真的达成了和平，那么汪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又假如中国当时真的战败而亡了，那么汪在历史上的地位又如何呢？
历史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判，由于日本方面在夺取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后，改变了对华作战方略【在国民政府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日方认为若采取适当的政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日本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从而给中国方面制造了苦撑待变的良机。直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为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才迟迟地拟定了一个夺取重庆等地的“五号作战”计划，可惜因为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严重失利，这个计划最终胎死腹中——我反复强调过，如果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制定这样一个作战计划，那么它实现目标的几率就会超过九成！
如果最终的结果真的是中国彻底失败，那么人们会不会更多地理解汪氏的所作所为的呢？那时至少一部分人会说：“早知道还是会失败，当初何必就全面开打呢？还搞什么‘焦土抗战’呢？白白牺牲不说，也让人民受尽痛苦！”
在周佛海的日记中，就有很多关于对形势判断失误的反省之词，比如1941年2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日事变之后，余之观察，辄多错误，初深信决不至扩大，乃扩大延长至今；继信日本军事行动必继续发展至重庆，乃日本无力再进；深信美、日必妥协，乃美如此强硬。此外，对于我国估计过低，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均根本错误，今后虽不敢臆测，惟目前又颇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也。”
此时的周佛海，出于个人的名誉及利害考量，对于“和平运动”颇有点后悔的意思，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过去深感在汉，在渝，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而于美国动向认识不清，因观察误谬，至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
【汪精卫充分理解，美国参战对他自己和日本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因此要他儿子作最坏的打算。要是中国能够能够、能够得以幸存，那末他自己的生命和名誉就保不住了，他的家庭和房子也就完了。汪告诉他的儿子说：“你一定要有应付这个日子到来的勇气。”】汪的思想里带有泛亚情绪，可能也是出于各种因素，反而具有一种反英美的情绪。【陈公博曾经在美国留学，他居然也不那么喜欢美国】
在分析汪精卫的判断失误时，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指出：【他的和平运动没有打动重庆政府，没有使有些关键人物倒向他这边来，没有赢得东南亚广大华侨的支持，没有得到被人认为是摇摆不定的任何军阀将领的支持。日本的想法是：“反蒋”的人就意味着“亲日”，或者不用费什么气力就可以使他们转变成为“亲日”派。这种想法使汪错上加错。】【《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464页】【两广六一事变勾结过日本，还有张学良勾结苏联未遂】
一般而言，能力越大、权力越大，所要担负的责任就越，而由于汪本人的能力并不强，所以汪政府内部很多不能尽如人意乃至根本违背其意愿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诸如政府官员的腐化、恶化，尤其是党部及特工人员。另外便是日方的责任，由于战争的继续深化，日本方面对于沦陷区的控制和汲取也越发变本加厉，以至于汪等只能疲于应付。
比如陈公博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斗争一天天的尖锐化，末后日本已采孤立南京、转而直接压迫民间的政策。所谓商统会、食粮统制委员会、棉纱布统制委员会等，都是日本孤立南京一种奇妙方法……南京不止对日斗争失败，本身的行政也是失败。除了任免本身的官吏比较自由外，各省的长官任免是须当地日军同意的，各县的长官任免是须各省的联络部征求军队同意的。因此各地有些不肖官吏只知有联络部，不复知有政府。无论如何贪官污吏、骄兵悍将，一有日人支持，不要想惩办他们。”
汪精卫身在其中也感到特别的痛苦，《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就列举过一个例子：【1943年有一次，当他听说他的下属准备把日本人交给他们的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关到战俘营里去，就勃然大怒。他气得泪流满面，责备他的同事没有爱国心。他说：日本当然希望把他们当作敌人和战俘来看待，但是这些人毕竟都曾经为“祖国”卖过命，中国同胞除了向他们致敬之外，还能怎样对待他们呢？】【《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483页】


第六部分

汪精卫的理想的确是失败了，这其中固然有他自身的因素，有各方面的干扰因素，自然也有日方很大的责任。
这一点，陈公博也是深有感触：“日本失败，在日本自己批评说没有大政治家。在我看来，自从‘二·二六’事变以后，虽有善者，已未如何，因为权已下移，人各骄纵，日本的皇室不敢过问，而政府只好迁就军人。而所谓军人，权皆不在将官，而在佐官（参谋）阶级。这一般佐官，对于政治是不懂的，对于经验是没有的，对于理想是盲动的，对于意气是固执的。因为这般骄横的官佐，日本就这样失败，而中国就给这般骄横的官佐弄得天翻地覆。”
【高宗武在1938年对日军参谋本部的一位中佐说道：“即使现在，我也认为汪先生对待共产党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蒋先生不是以比汪先生的设想庞大得多的设想进行着长期抗战吗？只要能诱发日、美战争，中国最后就会成为一个战胜国。一旦取胜，以后对国内的共产党的讨伐就好办了。我们过去几次讨伐都成功了。但是，汪先生却不这样看。只要蒋先生这样客气地对待共产党，以后不消两三年时间，共产党的势力就会不断的壮大，难以控制。”】【犬养健《扬子江仍在奔流》90页】【这种诱发国际战争，应该还是蒋百里的观念，从这一方面来说，蒋百里的战略眼光是有局限的。】
【虽然因为参与唐生智的反蒋行动，蒋百里被蒋介石关过一年半多（两位蒋氏都做过军校校长，还是浙江同乡），但是蒋介石在对日方面基本上还是执行了蒋百里的方略，即“奋发十年，待国防建设有头绪时，再找日本清算不迟”（这是1927年提出的，而蒋介石在日记里据说是只有对蒋百里才言必称先生）。同样，在抗日战争的方略问题上，蒋介石应该也是奉行了蒋百里的方略，那就是支撑到列强介入中日战争就可以了，那时候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可惜的是，蒋百里这次只算准了一半，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他是成功的，但是他却忽略了苏俄与CCP的因素，这可能正是他政治方面的局限所在吧。】
汪精卫曾经谴责中G不爱国，他在1939年9月写道：“G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格格不入的。G产党人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中日战争爆发以来的痛苦经验告诉我:在我们中间主张抗战的G产党分子是在G产国际命令之下才这样做的，为的是替凌驾于中国利益之上的G产国际利益服务。因为中国G产党人只效忠莫斯科，而不效忠他们所属的国家，他们的动力是来自莫斯科，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也是莫斯科。”】【实际上对毛G而言不太恰当，因为耄骨子里只有自己和自己的权力，他跟G产国际也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陈公博便为汪辩解称：“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熬苦，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想想他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的替国家打算，如何的替蒋先生负责……”
犬养健《扬子江仍在奔流》有这样的分析：【我想，现在到慢慢地回顾有关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时候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日本政府曾恳求出马的汪精卫，到了最后又被日本政府当作无价值的傀儡来对待的呢？最终结果，还是由于日本没有明确的真正的战争目的。当然，在陆军，由于担心事变的拖延而多次召开重要会议，但最终没有决定一贯的战争之政治目的。问题就在于此。诚然，由于广阔的中国变成了战场，每天都会有什么地方进行着一个个战斗，而且日军确实获胜，因此容易产生一个错觉，似乎由此达到了某一目的。但是，作为战争之政治目的，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分裂，并渐渐演变，只有每天进行的战斗茫无目的地日益扩展。对此实际情况，始终无人察觉。即使有，也是极少数。总而言之，有战斗而无战争，这是悲剧所在。】
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注意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他指出：【“由于日本人没有经历过受外国人凌辱的历史，他们就不可能充分理解饱经屈辱的亚洲邻国的思想感情。只有缺乏这一心理因素才能说明为什么日本硬要以蒋介石辞职作为停战条件之一，而且不顾石射猪太郎和另外许多人的劝告，坚持这一要求。而石射则意识到了蒋是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强大象征。日本完全无视这一事实，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汪，用种种苛刻的条件剥夺了汪和他的政权的号召力，然后通过把汪打扮成与日本同心协力为一个受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求解放的解放者的办法，希望他重新获得号召力。这种异想天开的愿望只能用‘在心理上惊人地脱离’了中国民族主义这种说法来解释。能够理解这个愿望所包含的巨大讽刺意味的日本人是极少数的，但大多数的中国人却是十分清楚的。”】【“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是日本打出的一种对中国人而言不切实际的幌子】
汪弥留之际，曾留下一首《金缕曲》：“故人落落心相照，叹而今生离死别，总寻常了。马革裹尸仍未返，空向墓门凭吊。只破碎山河难料。我亦疮痍今满体，忍须臾、一见欃枪扫。逢地下，两含笑。”
至今仍有很多人把汪误解为一个类似儿皇帝那般恋权、贪权的人，可是他所为何来？有道是“宁为鸡头，不做牛尾”，汪何苦要把自己弄到这样一种苦不堪言的境地？他本系一书生，诗侣为伴、啸傲江湖，其实才合乎他的志趣嘛。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汪兆铭客死东瀛，结束了自己饱受争议的一生。12月17日，著名学者吴宓去到当时的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陈寅恪，陈先生有感于汪氏之死，当即作挽诗一首，遂命吴先生笔录下来，并传示二人的好友、著名政治学者萧公权先生，其诗为：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上面这个诗，芹圃舍人老师也做过详细的解读，大家如果感兴趣，还是可以找芹圃老师索求当初的音频。】
时至今日，作为我们这些读史的后辈，不能不倍加赞叹陈氏这种超然于政见与流俗之上的史家慧眼，也不得不由衷感叹历史之复杂、定论之艰难！
 
这里不妨再补充说说陈璧君的问题，大致可以放心的说，她是汪氏毕生唯一的女人。过去我对陈璧君有一些恶感（她脾气不好，也得罪了很多汪的同志故旧），但她身上的闪光点也不在少，被认为是一个“虎虎有丈夫气”、一生难得流泪的奇女子。
 在汪死后，有人就力劝陈璧君飘然远引以避祸，可是她却认为“今日之抗战必胜，已仅属时日问题。有我等在，陷区人民，尚有交涉回护之人，如我等引退，造成政府解体。日军于屡败之馀，势将益加迁怒，以我为敌，横加摧残，则陷区人民，将何以堪命?我不忍以一己之安全，贻亿万人无穷之祸害。”陈氏之所为，大有善始善终之风，远非寻常女子可比！
抗战胜利以后，陈璧君就成了受到法律审判的“汉奸”嫌疑人，据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中记述道：“最近我去日本时，遇见了前广东特务机关长兼香港民政长官的矢畸堪十，他在广东时与陈璧君时有直接接触的机会。一次在宴会席上谈到汪政府当年旧事。他问我:‘汪夫人判的什么罪名?’我说:‘当然是什么通谋敌国了。’矢畸听说，哑然大笑，他说:‘说别人通谋敌国犹可，说汪夫人通谋敌国，就有些近乎滑稽。莫说她向我们通谋，有时我们去晋谒她面谈一件事，她看到我们日本人就像有气似的，不是指责这样，就是诉说那样，喋喋不休。我们都怕了她，连声辩的勇气也没有，只好诺诺连声而退。所以，说她通谋敌国，连我们日本人也万难置信。’”【同样的，当时与汪接触的日方人员，一致认定汪是一位高尚的爱国者，比如他在于板垣征四郎的谈判中，坚持要使用青天白日旗作为新政府的标志。】
当然对于陈璧君包括对汪兆铭等人的所谓“审判”，在当时则纯粹是出于国民政府的政治需要，一旦我们拉开历史距离，抛弃烂污的政治成见，我们心中的那杆公义的天平就会做出自己的裁决！【不过有意思的，当时就有很多人敢于在法庭旁听席上对陈璧君的发言拍手称快！！！】
陈璧君在法庭上的表现非常出色，约翰·亨特·博伊尔记述道：【汪夫人于一九四六年春在宿州受审时，她极力为她的丈夫辩护，并痛斥了囚禁她的人。她振振有词地反问道：汪怎么可能出卖中国呢，他显然不可能出卖重庆所控制的地区。至于南京控制下的地区，它本来就是“被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她还自诩她的丈夫连一寸中国领土也没有丢失过。他所做的一切，为的就是要收复那些叛国的、只顾自己逃命的高级军官所丢失的领土。汪不得不做某些事情来满足那些“被遗弃的民众”的需要。她宣称：“对于已故的汪精卫为了挽救自己的国家所做的无可非议的工作，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衷心钦佩。”她非但没有认错，“反而捶桌子、大声盘问检察官”，使得旁听的群众为她鼓掌称快。匆促的审问结束以后，“好几十个听众围住汪夫人，要她签名，她都爽快地签了。”接着她在苏州国民党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当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拿下苏州时，她落到了他们的手中。以后她一直多病，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度过了她最后的十年。】
对于那些拍手称快的人，约翰·亨特·博伊尔分析道：【与其说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使中国摆脱所有的敌人，还不如说问题在于弄清楚哪个敌人对她的威胁最小。要对陷于这种两可情况下的对敌合作者加以评价时，我认为我们应当有一种合情合理的爱憎兼有的感情。当“汉奸”汪精卫夫人在受审时，支配那些拍手称快的旁观者的心理的，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感情。】

最后再补充一下：
第一，我原来对于汪的外表也不是很以为然，感觉若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就不应该如此讲究，虽然不必如王安石那般邋遢、龌龊，但如此风流范儿、文士范儿也不像政治人物的做派，与民国的痛苦民生很不相宜。当然，这也许只是本人的一种不成熟的直觉。
第二，我以前受老汪周围的人影响【比如有人说“没有汪夫人，汪先生不能成事；没有汪夫人，汪先生也不会败事。”】，认为她很多方面都怂恿了老汪，所以我对陈璧君批评较多，但是现在来看，好像陈璧君的作用也没那么大，也没那么消极！
第三，汪意志不够坚定，旗帜不够鲜明，尤其是能力有限，好心也不一定能办成好事，陈铭枢就批评他是“一会东风，一会西风，而且容易被人利用”。本来汪的初衷应该是和日，但是由于日人的背信，以及汪本身的妥协性、软弱性，也就成了一种变相的降日。
亲历过其事的日人犬养健惋惜地说道：“本来，在陆军头脑中早就有一种成见，认为汪精卫是为了掩盖曾说过‘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近卫的失言而被提出作为代理人的，因此，即使决定和平条约内容的交涉委员，在谈判中也丝毫不想给汪精卫以最佳条件。他们认为，这一道好菜，是蒋介石本人出场时的‘供品’，若给汪，有些可惜。这样一来，汪的处境就槽了。面对日本陆军如此严重的违约和冷遇，汪耗尽了毕生的政治本钱。”（《扬子江仍在奔流》）
第四，汪对于特务机关及军队的统驭能力非常有限，这也导致了他无法实现初衷。
对于张发奎等人而言，汪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汪不是以权势拉拢人，而是以精神感召人、以主义吸引人，而且他们都是地域观念严重的广东人（据说与粤语的难懂有一定关系）。张曾说过：“1926年5月9日，汪精卫受该事件牵连而离开了广州。我强烈感觉这对他不公平。此后我对他的著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的演讲感动了我，我认为他是仅次于孙总理的演说家，他的品格令人仰慕。”【《张发奎口述自传》】
第五，对于汪精卫的私德，约翰·亨特·博伊尔写道：【属于梅机关的外交部中国通清水董三曾经说过：只要汪精卫出席了有日本外交官和军官参加的社交场合或是正式场合，日本人“相形之下，都显得黯然失色”。汪的堂堂仪表起了鼓舞他的追随者的作用，但那也无法弥补长达六年的战时对敌合作给他们一生所造成的损害。美国参战后，汪政权的绝望处境使它的许多成员意志消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观泛滥。金雄白写道：“许多人借酒消愁。汪是例外，而李士群、梅思平、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个个都和女人有纠葛。”汪的私生活一直是无可非议的。即使是最严厉的批评者【美国人把中国某些人想得太好了，因为后来的人完全可以在道德上抹黑】也无法把通常指责他下属非法牟利和生活糜烂等罪名加在他的头上。他家中摆设简单，并没有一般认为像他这样有地位的人应有的豪华气派。汪喜欢请客吃饭，但吃的都是“极平常的西餐”。】
汪的不怕死的精神——早年他就以不怕死而闻名于世，晚年又经历了1935年的那场暗杀，生命随时都可能不保，所以他才抱定了牺牲的宗旨。
本来他完全可以不操心每况愈下的国事，更可以一走了之，像陈公博在抗战前期那样明哲保身，起码不要被千夫所指。可是他认定了某些人的抗战的“高调”是一种阴谋，民众是受煽动和愚弄的，他非要趟这个“浑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第六，前文中已经提及，汪可能是受到日本文化感染，有一种烈士情结和英雄情怀，有人为此分析道：
他一直相信自己能以不寻常的方式，再度为国牺牲，甚至期待着再度成为烈士。化革命的激情为治国的耐心，本是革命者转型为政客时经常面临的困难，汪氏虽以调和妥协见长，却似乎难以抗拒“烈德”的引诱；即便已在赴欧“小休”途中，他的诗里还有“劳薪如可热，未敢惜寒灰”之句。此一浪漫而特殊的自我期许，种因于辛亥革命时期，而其投影，则在汪氏民国以后历次政治抉择中，隐约可见。【《中外学者纵论20世纪的中国·汪精卫与辛亥革命》】
第七，其实汪精卫喜欢自比李鸿章和张之洞，因为这几个人在庚子国变时期采取了“东南互保”运动，结果为大清保住了半壁江山。但是怎么说呢，晚清时期的民族主义情绪显然不如后来那么强烈，所以汪精卫的支持度以及对他的评价也就没那么高了。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政治抱负、政治责任感与政治野心等，在汪精卫身上不易区别。野心分子善使阴谋诡计，但这明显不是汪的长处；而且野心分子大多初衷不善，但是汪也非如此。只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无疑的，就是汪的文人个性不太适宜搞政治。
“精卫填海”虽然其志可嘉，终究无异于愚公移山。然而，汪精卫不过是这个时代无数悲剧人物中的区区一个而已，如果说他动机纯正而方向不对的话，那这样的人在当时也是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的。悲剧莫此为大，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点。

通过对汪氏的生平与那段特殊历史的了解，不禁让我们越发对陈寅恪先生的提出的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之同情”，感到由衷的赞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那些恶人及恶行也给予理解乃至赞赏，因为文明的底线是必须坚守的！
最后，我还是想强调一句，历史的公正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具体对于汪精卫的盖棺论定的那种历史评价，我想现在可能还是有点为时过早，如今还是让我们先多去挖掘一下历史真相吧。我今天要讲的，只能算是个人的一点研究成果。
最后，推荐一下本人的新书《战将薛岳》，现代出版社，2017年4月版。当然，感兴趣的也可以找我购买《南京政府那十年》全三卷，很便宜。

[David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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