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起源——试论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及文化的深刻影响

[周明河]

【完成于2015年1月】


前几天我发了个帖子《“中国曾领先世界”是个伪命题》，顿时在人群中就炸了锅，好多天朝上国的卫道士都立即站出来劝我多读书、读好书。我自然是盛情难却，所以又加紧构思了今天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通过地理环境的简单分析，来剖析中国的制度、社会及文化的特色，重在强调地理环境加诸于中国之上的悲剧色彩，而非中国的人种天然低劣。

【由于本人平常很忙，所以很多问题只能做到点到为止，请大家见谅，若是对于你的思路有所启发，也算我没有白忙一场】
 

一、中国的封闭、自大心态从何而来
 
众所周知，中国进入青铜文明是在商代，据许倬云先生《万古江河》一书所言，青铜及车皆非中国本土所产，而是具有一个自西向东的明显的传播过程。

当然，不管中国的青铜技术是否本土所产，商代的青铜技术的出现都至少要晚于西亚地区一千年左右。不过从“商”的名称上来看，他们大概最早是一个比较善于经商、流动性十足的部落，因此起到了技术传播、物质文化交流等特殊作用。

青铜及车运用于战争后，对于“国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商部落也由此成为黄河流域（即中华文明核心区）一个武功赫赫的霸主。也许是出于一种反抗，由关中崛起的周部落联合众多小部落，号称八百诸侯，借着一个有利的时机起兵，终于将商部落灭掉。

周国在政治、文化上都不同于商，所以他们在提出所谓“天命”的同时，在政治制度上也改弦更辙，即实行了封建制——周天子对于自己的宗族、部将、盟友等不断地进行分封（商人的后裔也被封在了宋国），由此开始了中国的封建社会。

对比欧洲的封建社会，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至少要比西方早了一千年。当中国进入价值观定型的“轴心时代”时，此时正是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的春秋战国之际；而在同时代的西方，在古希腊地区，却多的是像雅典这样的古典民主的城邦小国。就中国而言，我们的核心文明，儒家也好，墨家也好，乃至于后来的道家、法家也好，首先说这群创造文化的人并不是处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他们的身份更非自由的公民——没有自由的环境、自由的身份，哪来的自由的文化、有创造力的文明？

真正的科学精神必然是一群自由的公民创造出来的，中国尽管有墨子及所谓的墨家学派也在这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由于种种局限，科学并没有在中国真正萌芽。别的不说，就单看中国先秦典籍的种类和字数，比之于古希腊，也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封建社会的人，是层层依附的，其对于问题的着眼也往往局限于本阶层，局限于政治、伦理问题。但是在相对自由的社会中，一个人就可以自由发展，自由的思考、自由的探索，乃至于为了知识而知识、为了好奇而求索、为了兴趣而钻研——其主观目的性、功利性都要弱得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是如此讲究世俗功利、实用理性，如此缺少像亚里士多德乃至达·芬奇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自由是创造力之本，是创造力不竭的源泉，无论是哲学、科学，还是文化、艺术！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中国是一个在地理上半封闭的大陆农业社会，周王朝形成以后，周边皆为蛮夷，有价值的文化交流是很少的，这也就造成了一种大陆国家所典型的封闭、自大心态，乃至延续至而今。而古希腊则不同，那里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商业社会，而且各种物质、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开放、包容的心态也由此产生，尽管后来由于希腊文明太过出类拔萃，以至于古希腊人也不可避免地视他人为蛮夷。

由于亚历山大的东征，造成了希腊文明在质上的纵向发展及在量上的横向扩展，乃至于在今天我们的新疆地区都能够见到两千多年前的希腊文明的遗迹。
 
 
二、中国走上了一条最坏的道路
 
中国进入春秋战国以后，征伐兼并战争不断出现，而且愈演愈烈，文化、思想也空前活跃。但是由于技术发展的不足，以至于短时期内并没有产生出一个足以扫灭群雄的强国。

随着铁器的出现，尤其是农业技术的提高，大规模的野战成为可能，因此兼并战争也就愈发激烈而严酷。进入战国以后，春秋时代的数百诸侯国，逐渐被以“七雄”为代表的十几个大小国家所取代。为了适应征服战争的需要，必须在政治制度上满足于国家总体动员能力的提高，即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此时，作为法家代表的李悝、商鞅等人便适时地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主张，尤其是商鞅，最终将秦国变成了一个人人好战的军国主义国家。借助于秦国的优越区位，到秦始皇时代，中国这片土地终于被统一在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之下。

中国最终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归之路，自然地理环境的因素在背后是起到了决定作用，比如说大陆性季风气候造成的水旱灾害（容易引发战争）、黄土的易于耕作、黄河流域的腹地开阔等。

西方在封建时代也常年互相征伐，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实现所谓大一统呢？这其中自然还是因为西方地理与中国不同的缘故，另外也是由于西方后来的技术进步的加快，假如西方一直停留在中世纪的技术水平上，倒是俄国最有可能实现这种大一统（俄国因无力向西扩张，只好掉头向东）。

“周秦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制度变革，甚至于直到今天，中国“秦政法”的转型都还没有真正实现。商鞅、韩非之流强调的所谓：国家就是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国家就是要愚民，国家就是要限制老百姓自由流动、自主择业，国家就是不能让老百姓富有……这些富国弱民、领袖至上的言论，还在我们今天的现实政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自秦汉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一套儒表法里、外饰仁义而内行霸道的政治统驭术，更形成了一切专制里最可怕的专制制度，即思想专制。正是由于思想专制的出现，才造成了中国文化、思想的被阉割。

西方的思想专制也是中世纪出现的，比之中国至少晚了六七百年。正是由于中国过早地进入了封建社会，又过早地进入了思想专制的大帝国，以至于创造的活力完全丧失。
 
【这里解释一个问题吧，其实奴隶制度只是一种经济层面的东西，封建则是政治层面的，因此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秦汉时期大量奴婢的存在，表明秦汉就是奴隶社会；古希腊、古罗马尽管政治上相对民主，但由于大量奴隶的存在，也是典型的奴隶社会。】
 
 
三、人人都应该享有自由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与它走向专制的可能成正比。 对于古代的大陆国家而言，这一断言更是近乎真理（美国自然是个例外，因为它是17世纪的英国复制过去的）。

雅典式的小国寡民我们先不说，我们先看看古罗马民主制度出现的根源吧。大概在两千五百年前，罗马的平民由于忍受不了贵族的欺压，于是结伴逃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准备过自己独立的生活。当时的罗马也是一个很小的城邦国家，有鉴于人口的急剧减少严重威胁了自身安全及利益，贵族们只得和平民们妥协，赋予了他们一定的民主权力——古罗马共和国其实是一种结合了贵族制（元老院）、民主制（保民官、议事大会）和元首制（两位执政官）的混合体制。

混合体制在古罗马大概存在了400年左右，加上罗马地理的优越，使得武力强大、发挥稳定的罗马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一个无出其右的超级大国，并在完成对地中海地区大一统的同时，实现了由民主制向专制的转型——但思想专制还谈不上。

军国主义之强，也可以由近现代的德国来说明，只是德国最终走向了思想专制的纳粹主义。古罗马不是军国主义的那种强，因此它在大肆扩张的同时也在积极吸收希腊等文明元素，最终也让古罗马成为了一个文化兴盛之邦，只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的创造力毕竟有限。

中国人观念中最深刻的历史情结，也许就是这种“大一统”情结了，此中包括了对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思想的一统——不言而喻，这是非常糟糕的，需要进行大力批判！

如果真正想让中国活起来，让中国充满创造力，很显然，就是要让中国民主、自由起来，舍此别无它途。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也许会说，民主、自由那都是西方的产物，那么我想请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自来就宣传“人民当家做主”，难得就是专门忽悠着人民玩的？所谓“自由”，不仅是人的天性，也是赋予了人思考、选择的权力，如果你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你也尽可以选择去做一个奴才，没人拦着你！但你却不能拦着别人去选择做个自由人，做个文明人！

从社会进化观而言，很多东西绝不是凭空而来的，西方的勃兴与中国的没落皆有渊源，只是很多人看不清而已。就是在晚清时期，便已经有郭嵩焘、薛福成、徐继畬、谭嗣同等人（乃至封疆大吏张树声）注意到了西方在文化、制度上的道义优势——因为人家真正落实到了“行”上！

总之，什么时候中国言行一致、宪法落到实处了，中国才真正有了希望。民主、自由不是社会文明富强的果，而是社会文明富强的因！
不信的话，走着瞧！！
 

最后再补充两点吧，还是关于地理环境对于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

【1】在东罗马帝国灭亡前后，即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1453年）先后，大量的学者、书籍开始进入西方，尤其是进入了当时意大利的各商业城邦国家，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从而促发和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

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与意大利各城邦国家的这种小国寡民、商业繁荣的自由环境有密切关系的。而中国，既没有出现过如希腊罗马一样拥有哲学、科学的高度文明，自然也谈不上什么复兴不复兴，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人家。

【2】现代文明国家（三权分立、法治主义、自由主义）的雏形是在英国出现的，英国本来也是一个封建制国家，在13世纪时有个野心勃勃的国王想要实现君主集权，结果遭到了一帮贵族的联合抗争，双方最终达成了一个限制王权的《大宪章》。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外国想要进行入侵和武力干涉都比较困难，所以在《大宪章》出现以后，英国的体制也就较为稳定。《大宪章》约束了君主集权，使得英国没有成为法国那样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也就为后来英国实现君主立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虽然地理注定了中国的落后，但是中国近现代还是有转机，只是运气太差，还有俄国和日本这两个恶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