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你往何处去？——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周明河]

【这篇读后感写于三年前，与我今天的很多想法已经稍有不同，比如说当时所反对的“革命”，主要还是暴力的激进革命，而并非是光荣革命、辛亥革命这些带有妥协性质、流血也不多的革命。当然了，何种形式的革命，都是我们所无法掌控的，我们只是要知道，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同时也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反对激进主义，更反对行不义、杀无罪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事逻辑！否则，一切就会发生异化，手段就会转化为目的（获取绝对权力）。】

前几天，我在拙文《历史：宜细不宜粗》中刚刚提到过：“我们不是没有‘历史’，我们没有的是一部真实可靠的历史，尤其是缺少丰富而可靠的证据、细节——由此，又造成了很多人对于历史学科的极大不信任，致使很多人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以及政治上的犬儒主义。”
但这主要是针对我们中国的情况，对于一些近现代文明国家未必是这样，至少我们今天要提及的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堪称是一部出色的信史，尤为难得的，它还是一部引人深思的“一家之言”。
这部经典之作大概自2012年底以来，由于某种特别的原因而突然受到国人关注，我出于好奇与探究之心，便于2013年初购得一部。到如今而言，这部书买了也有一整年了，其间只是偶尔翻阅过，我不太上心的主要原因是，似乎这些东西都是似曾相识的，所以并不觉得新鲜和震动——反不如梁书香的《难忘岁月》、郑念的《上海生死劫》那样波动心弦，也不如《夹边沟记事》那样直接把自己拖入了梦魇……
趁着春节闲暇，我把一干积存的新书读了一小部分，其中就包括了这部薄薄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不管这么说，由于受到作者才智的吸引以及受到其所描述史实的某种震动，在我心底所触发的思考，总不免似泉涌一般。
在此，发表一点自己读后的粗浅之见，权当与大家做个交流吧。
 
 
一、法国是个典型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就近代史上的西方国家而言，法国的集权、专制倾向非常明显，在几与康熙同时代的国王路易十四的治下，作为专制帝国的法兰西盛极一时：对外取得了赫赫声威，对内则愈加强化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
正如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所看到的，皇帝们往往非常固执（诸如闭锁深宫、消极怠工的嘉靖、万历），很难听得进去臣僚的劝谏，尽管臣僚也未必是对的。这种人性的弱点，由于君主的独特地位而得到加强——它往往给国家统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作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也不例外，这是一个非常自负的独裁君主，他曾在对孙子即后来的路易十五的训词中说道：“不要让别人来治国，你要自己做主，永远不要有亲信，也不要首相；可以倾听、咨询御前会议的意见，但要自己做决定；上帝让你当国王，他会给你必要的智慧。”（安东尼·列维《路易十四》）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专制者、独裁者心态，从中国历史上我们也不难发现，即使是那些所谓的“明君”，在位时间越长，其人性的弱点越暴露，其统治质量就越下降，诸如汉武、唐宗、康熙等，概莫能外。同样的，虽然路易十四也将法国带入了那种强势的辉煌，但他却也把一个被穷兵黩武、繁重赋役折磨得千疮百孔的国家留在了身后。
从这里我们也不难体会出，专制者手上的绝对权力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往往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就是对于专制者自己，这种权力也会腐蚀、异化其人性；因此才有了要把权力这头猛兽关进笼子里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够慢慢驯服它，遏制它的自以为是及肆意妄为！
王权（皇权）至上是要不得的，但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最直接也最主要的根源，便是法国的这种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或者说制度）——正如历史上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的爆发根源一样。
正由于体制的接近，也决定了法国历史与中国历史（甚至现实）的惊人的一致性，决定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小书带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意义。
 
 
二、两个集权国家的社会现象对比
 
所谓鉴往知来、鉴人知己，当下的事情先不提的话，但看两国革命史的相似处。
法国革命大致可以从1789年开始算起，一直可以结到1870年巴黎公社，大致绵延了80年。中国革命可以大致从1911年算起，至1976年结束，大致绵延了60余年；而如果按照1895年（革命党广州暴动）的算法，中国革命也有80年的“光辉历程”。
不过，由于法国革命期间基本没有社会主义理论的“引导”（至少没有成功），也没有那么激烈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所以它并没有如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那般的极端和暴烈，动辄便有千万颗人头落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阅读这部风格独特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也是为了省察我们今天的独特“国情”，为中国的现实困境提供借鉴。
由于《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托克维尔是一位伟大的观察家，他将自己敏感、深邃的社会洞察力又贯注到了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中，因此就给了我们一一对照自身“体貌”揽镜自照的机会。
下面，我就将自己的一些阅读与感想简单罗列几条:
(1)
在专制的人治模式下，旧制度下的法国不存在一套运行稳定的法律，也就没有法律的权威性可言；由于朝令夕改，以至于下属的官员“懈怠自身事务，光去研究新规章。”（P107）
这也是我们常常接触的现实：官员们只要一拍脑袋，一个政策或一条法令就诞生了，这种典型的官僚主义做派，往往缺少对相关事实的深入调查，缺少对于相关人员的咨询，尤其是政策实行后的反馈环节更不如人意。
(2)
由于政治权力的集中，造成了各种经济、文化等资源的相应集中，以致引起巴黎的过度膨胀。如此一来，就窒息了地方活力，从而压制了中小城市的成长（法国外省民众缺少报纸，没有独立思考）。
这也是我们看到的现实：行政中心的所在，往往是一个地区、一个行省乃至全国最显得兴旺发达的地方（至少是之一），政治中心往往与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是重叠的。
权力所带来的资源垄断，长此以往的恶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记得在《歌德谈话录》中，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曾经指出了一个国家存在多个文化中心（多元化）的重要性。
(3)
专制造成了冷漠，使得大家互相漠不关心，正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尤其造成了对于他人基本权利的漠视，为革命中形成多数人的暴政、任意剥夺别人的生命财产打下了心理基础。
在官僚主义的统治下，大家之间没有个性，彼此相似，尤其是官僚，最是缺乏个性化的语言。与此同时，专制又促成了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的产生，大家互相之间都没有社会团体的那种归属感，互相不懂得妥协和信任，经过一番革命的动荡，最终还是会走向强人统治——但专制统治注定是不会稳定的，这就造成了社会的恶性循环。
长期的专制统治，也使得民众在心理上离不开一位“皇帝”或偶像的存在，因此当旧制度的皇帝被推翻以后，在那些前君主集权国家，诸如法国、德国、俄国、中国等，都一度出现了可怕的个人崇拜现象（拿破仑更直接加冕）。
(4)
集权统治需要是顺从的民众，其他试图参与政治的党派或团体都没有存活的空间，只要这种集权统治够严密（不严密的情况也很多）。法国贵族阶层的没落，原因也应该是资源只向当权者集中，这点异于同时代的英国。
“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而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P109）
如此一来，一旦旧的中央政权倒掉，由于此前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党派或团体能够迅速取而代之，社会的反复动荡（路线之争、权力之争）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隐忧，因为我们的执政党已经摧毁了其他的次级社会力量，一旦我们的执政党倒下，后果不堪设想。
(5)
权力的垄断也造成了责任的集中，以致政府成为一切问题、矛盾的焦点，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不断积聚。
“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P112）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托克维尔时代并没有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一系列新的问题，虽然专制（官僚主义）是万恶之源这句话似乎有些过头，但是它也确实是认知我们时代问题症结的一句真理——因环境灾难、气候异常而埋怨政府，已经成为今时今日再正当不过的行为。
 
【当然，国家不同，时代也不同，两者的特征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本质是一样的】
 
 
三、专制统治的低能与爆发革命的危险
 
全面的集权，也就是全面的管束，也即是全面的指挥、捆绑，那种登峰造极的全面捆缚曾出现于我们的毛时代，诸如自家屋舍前后种植作物都曾不被允许、农作物之间的行距都曾被死死规定。
彻底违背自由原则的全面捆缚，自然造成了对于人民精力、智力尤其是创造力的限制，从而必然带来社会的全面落后（只要有所松动，人民的创造热情就会大量释放）。也可以说，集权统治虽然可以集中力量办几件（扭曲性的）大事，或者有种“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但是就社会整体及一个长时期而言，专制必然是低能与低效的，对社会进行全盘指挥、管制的官僚主义注定是社会的落后之源、动荡之源。
专制下的愚民教育是摧毁人民智力的罪魁祸首，人们也由于无从经受必要的政治训练、民主训练，因此人民一旦翻身，就变得异常凶险、暴戾，知识分子心中的“道德理想国”就注定要走向幻灭。
从路易十三时代开始，法国议会被迫关闭达160年，这种政治对话渠道的缺失，尤其造成了法国文人没有参与政治的空间，只能在理论和抽象领域驰骋——这点也异于同时代的英国。
因此法国才产生了社会契约论和民粹主义的卢梭等人，为民众提供了革命化的理论。哈耶克曾经指出：“欧洲大陆解释这些制度所依据的哲学传统，同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进化观大不相同，它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或建构论的观点，要求根据理性原则对整个社会进行自觉的重建。”《哈耶克文选·什么是自由主义》P287)
后来，也许是出于对这些坐而论道的文人的失望，法国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到19世纪中叶，托克维尔“看到人们不大读18世纪的书，更不必说其他世纪的书了，对作家也极端蔑视”（P188）
专制统治由于没有培养人们妥协的智慧，人们也因而无从感知到民主自由的真谛，以至于思想激进、脾气暴躁——最终又需要专制强人用鞭子去暂时驯服他们。
“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能够不废除旧的体制，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P182）
一个社会需要的不应该是革命，尽管革命的种子是罪恶的专制统治一手种下的，从而引发恶性循环；一个社会真正需要的应该是改革，而良性的改革又注定是需要不断的渐进的，“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P184）。那种幻想建立地上天国的革命思想，注定了要将人们引向人间地狱——这也许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专制统治毒化了人们的心灵，培育了人们的专制气质，往往使得人们只懂得在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做出选择（这类言论我们在网上是非常熟悉的）。
“只有人民仿佛从他们所有的主子的过错和失误中得到了好处，其实即使他们挣脱了主子的统治，他们也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听凭他们吸取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的束缚。人们有时看到，人民在行使自由权时，竟然把奴隶的好恶也搬了过去，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以致蛮横地对待自己的教师。”（P175）
一个人被欺负惯了，一旦他获得翻身的实力，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宽容与谅解，而是变本加厉的报复。
 
 
四、民主自由是真正的天下大势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的大小，与这个国家走向专制的可能性成正比（美国这个年轻国家是例外）。
中国由于巨大的国土面积以及封闭性的成长环境，在公元前3世纪便形成了稳固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制度模式，乃至“百代犹行秦政法”。中国的专制统治时间之长，也是举世罕见的，这种独特的历史遗产对于我们的文化、精神、心理的影响必然是非常深刻的，乃至使得专制的病毒不知不觉中已在中国人的身心扩散开来！
（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比如一些看上去体面光鲜、富有修养的中产人士，为了维持自己看似尊荣的生活，而甘愿一部分同胞在专制的奴役下苦苦挣扎——这不但是自私、麻木，也是鼠目寸光）
所以中国革命来革命去，历史惯性始终作祟，专制的阴魂始终不散，民众的素质也始终堪忧，尤其是官僚的素质最堪忧：由于中国长期的官僚统治，以至于形成了一整套官场的腐恶文化，使得中国的官员更具有腐恶倾向。
中国被专制统治（官僚主义）捆绑了两千多年，以致在黑格尔眼中中国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在不断自我重复、朝代循环更替——事实也的确如此，至少我个人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阔过”（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民族复兴），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文化用两个字就可以充分概括了——那就是失败！
在我们探索未来出路时，假如能够完全抛弃我们野蛮的、落后的民族文化也未必不可取，只是担心一时根本做不到，更有很多人别有用心地死抱着这些“国粹”不肯撒手——我们的确不是白纸，而是废纸一张，这也决定了我们民族脱胎换骨的难度，至少要彻底抛弃夜郎国心态并不那么容易（搞笑的“龙的传人”）。
托克维尔是一个伟大的政治预言家，不揣浅陋如我，这里也不妨预言几点。
“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样就使得我们的统治者面临起一个“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的困局。
如今，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执政党的洗心革面，不要再培植排外、仇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要再开历史的倒车，不要再做那螳臂当车的小丑。希望他们能够以民族利益、民众利益为重，放弃小集团的私利，真正使得中国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如此一来，那些英勇的改革者不但会青史留名，最主要的，也是他们个人的权利、安全都有了保障，前提也许是改革力量要够大。
众所周知，在专制统治之下，权力斗争往往是非常激烈而残酷的（民主国家的政治斗争往往是光天化日下的，且受法律约束），这不仅会造成当权者没有安全感，整天疑神疑鬼，也造成了专制统治的不稳定性——就人类社会的进化而言，专制统治因其造成的野蛮、落后也终将被唾弃！任何反人性、反文明的行为也终将被唾弃！
民主注定是大势所趋，这也是出于人们对于切身利益的关注，因为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常常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基本保障。好比我们从美国史上发现的，他们从来没有遭遇过政变的困扰，虽然有过几次总统被暗杀事件，但是政权的稳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的繁荣富强，都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
当今之世，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如过江之鲫那样奔向文明国度，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五、未来中国走向的具体预测
 
经济上的集权，必然带来政治上的集权。在这种病态的制度模式下，统治者的好心都未必能办成好事。何况专制统治的第一目的永远是确保江山不变色。
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已经为我们揭示出了所谓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致命缺陷，他在1974年12月的诺贝尔奖演说中，也曾指出过人类理性（知识）的局限及集权社会的危险：
“人类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就必须明白，在这件事上，就像以性质复杂的有机体为主的任何领域一样，他不可能获得主宰事务进程的充分知识。因此他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产品，而是必须像园丁看护花草那样，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识，通过提供适宜的环境，养护花草生长的过程。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类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的能力正在无止境地增长，‘让人眼花缭乱的成功’，诱使人们不但试图主宰我们的自然环境，甚至想主宰我们的人类环境，这就是危险所在。社会研究者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便应懂得谦虚为怀的道理，不至于再去充当那些极力想控制社会的狂妄之徒的帮凶；这种做法不但会使他成为自己同胞的暴君，并且可以使他成为一种文明——它不是出自哪个头脑的设计，而是通过千千万万个人的自由努力成长起来的——的毁灭者。”（《哈耶克文选·知识的僭妄》P415）
哈耶克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而由此造成的社会扩展秩序又必然生成一个健康发达的民主、自由国家。为了抵制暴政，以及从根本上解决由专制统治引发的一系列世界问题、社会问题，文明国家的首要之务，便是努力扩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参见1993年克林顿总统在英国议会的讲话），这既符合文明国家的长远利益，更符合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尽管如何操作、实施有些难度。
不言而喻，没有民主、法治，没有民众的自由权利，就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的真正的现代化，也就无从建构真正的现代文明。
再次借用托克维尔的断言：“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论美国的民主》，商务版P8）
我们今天的问题肯定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自由的问题，而且如何实现民主、自由的问题。在技术进步、经验累积的今天，要实现这种良性的、稳定的民主，只要方向明确、决心坚定，肯定是不那么困难的。
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这句话最适足描述愚昧、麻木的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尤其是那群庸碌却自大的官僚。很多人总是对于我们的现行制度心存幻想，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存有侥幸之心，那么就让我这只乌鸦吐露一些不祥之兆吧——是否不幸言中，试看将来的历史演进。
我对于中国未来的预期，近几年来似乎越来越清晰化：在未来二三十年间，随着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道德等危机的加重，不但社会上下的矛盾冲突会加剧，而且上层的权力斗争也会加剧——而双方所打的旗号，可能就是互相指责对方要为中国的糟糕现状负责。
这其中最直接也最可怕的，可能就是环境的巨大灾难，它可能会造成人口的大规模死亡，至少会带来人均寿命的大幅度下降。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前景，我都是比较乐观的，中国也是一样。大悲剧的再次来临，会再次触发全民族的深刻醒思，这一次的中国应该可以从此真正走上新生之路——但这意义不大——所以我更是一个悲观论者，因为像我们这样一个体态臃肿、历史包袱沉重、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瘠、素质低劣的国家，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痛苦折磨人的时间也会很长……
但不管怎么说，事在人为，我们应该树立信心，更应该团结一致地英勇前行！
人类历史的进步，应该是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旨归的，任何妨碍人自我实现的制度，终将被唾弃。我们中国人是一体的，人类其实也是一体的，彼此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互助共赢的一面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冷漠自私的心态是要不得的，“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不要去问那丧钟为谁而鸣，它是为你而鸣”。虽然现在有些人可以一走了之，但是那些不能离开或者不愿离开的人们，就请我们携手向前吧。
德不孤，必有邻；道不孤，必有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