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以后为什么会形成蒋家帮的“弱势独裁”呢？
发表于 : 周三 3月 15, 2017 9:56 am
节选自拙著《南京政府那十年》
斯大林曾经说过，对待国民党，要“像一只柠檬一样，先把它榨干，再把它扔掉”。这个可以理解，人家毕竟是投了资，而国民党也是借重苏俄而已，二者不过是互相利用。
苏俄对于国民党可谓包藏祸心，而国民党也不是好惹的，它已经在苏俄的哺育下变得容不下异己。“国民党掌权后，没有采行苏氏共产主义道路，但它继续了党国党军的治国模式，它对付政敌和异己的手段与苏俄没有太大区别。”【13】
由于共产党越发在武汉政府占据优势地位，这样一来，更增加了蒋反共的决心。
武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消弱蒋的军权的举措，如决定废除总司令，改为集团军，让蒋与冯玉祥、朱培德等人平起平坐；再如提出取消黄埔军校校长制，改为由七人组成的校委会负责制。3月下旬的时候，武汉政府还草拟了一道候机逮捕蒋的密令，由谭延闿亲笔写在一块绸子上，准备交给程潜执行，同时责成第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可惜程潜犹豫不决，错过了下手的机会。
同时，在蒋的号召下，凡一切对中共不满的人，都集中在蒋的反共旗帜之下，使他成为反共的中心人物，从而加强了反共、反武汉的力量，这是武汉方面始料未及的。
为什么白崇禧等人反共那么积极呢？显然，主义在他们那里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拥有军阀本性，其实是反感共产党那一套（如党指挥枪）妨碍了他们做“土皇帝”的野心，别说是本无瓜葛的中共，就是蒋，也不能对他们过分指手画脚。
既然已经获得了武力支持，蒋便抱定了一不做二不休之旨，还在南京、上海未克服之前，他已开始一连串反共动作。虽未正式清党，但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3月中旬，蒋派处死了赣州总工会领导人陈赞贤，又解散了拥有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还以武力解散了九江市党部及总工会。月底，蒋又指使一帮暴徒在安庆、福州等处开始了恐怖的屠杀。
在攻略上海的过程中，蒋看到中共领导下的工人队伍的巨大力量，为了打压这一力量，他一方面指示白崇禧等人推迟向上海进军，以消耗左派力量；另一方面，他派人积极联络上海的青红帮等江湖势力，以备将来充当打击工人的好帮手（军队未必下得去手）。
蒋在上海有混迹黑白两道的经验，所以对于取得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上海滩大亨的效忠，那还是不费力的。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青红帮组织，在民国时代，这些江湖帮会的能量、势力非同小可。据说民国初年的四川军政府衙门都同时挂有两块牌子，一块是政府的正式招牌，一块哥老会堂口，俨然哥老会已经成为执政党。
青帮前身是中国第一个近代范本式的秘密教门——罗教，它是由明朝成化年间从事军粮运输的山东即墨县籍人氏罗清创建的，罗清的初衷是缓解当时军士们的疲惫身心和现实疾苦，他融合儒、佛两教，历十数年终于创建了兼有宗教信仰和合作互助的功能、又通俗易懂的“罗教”，从而在下层劳动人民产生了重大影响。
红帮即有名的洪门，系明末清初秘密组织，后来成为革命党的反清同盟军。进入清末民初，由于巨大的社会动荡，青红帮的势力获得空前的发展空间。比如在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绝大多数黄包车夫都参加了青红帮组织，有一家叫做福兴的面粉厂的工人几乎全部加入了红帮，据说江西安源煤矿的一万多名矿工也大多入了红帮。
除了劳工阶级，商界、文艺界以及买办、记者、律师、教师、医生等这些中产阶层加入帮会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这就使得江湖这支巨手获得了与各种军政势力分庭抗礼的实力，甚至可以收到喧宾夺主之奇效。
除蒋中正外，如张宗昌之流也都是青帮正式在册人员，甚至连日本在华特务头子——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都参加了青帮，土肥原试图利用青帮来从事情报收集和暗杀工作。吴佩孚后来为了谋求东山再起，也加入了青帮。
而被称为“当代春申君”、“小孟尝”的杜月笙等人除了背靠租界的外国人支持，也注意结交和拉拢社会各色人等，诸如杨度等失意政客、章太炎等社会名流，由此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潜势力。
第一军中虽然已清理过其中的突出分子，但是潜藏的共产党员还是很多，包括薛岳、严重（二十一师师长）等人也有明显的左倾倾向。
当初攻占上海的时候，薛岳便与中共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相与甚欢，甚至不顾白崇禧的反对，应上海总工会邀请开进上海。他对于中共充满了同情，后来当蒋准备调第一师离开上海时，据说薛岳还曾特意跑到中共中央的驻地，提出要把蒋作为反革命扣押起来。
何应钦一度有掌握不了第一军的感觉，鉴于第一军的不稳形势，4月2日蒋便把第七军调来拱卫宁、沪一带，并派白崇禧为上海警备司令。
与此同时，蒋急电两广的李济深、黄绍竑北来，共同策划在上海召开清共会议并商讨组织政府的问题。
当《汪陈宣言》发表后，在上海的反共派中引起了一致的反对之声，汪看形势不妙，便于当晚秘密前往武汉。汪一走，蒋更无顾忌，于是进一步加快了反共步伐。
7日，上海工人纠察队遭到袭击。9日，上海宣布戒严命令。11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逮捕并遭处决。从12日清晨开始，蒋更下令军队及青红帮打手包围上海各处工会，将工人纠察队予以缴械。
“当数万工人集体抗议时，蒋即下令军队开枪扫射，一时血流成河，成为北伐以来最大的‘四·一二’惨案，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最悲壮的一页。”【14】
其实就悲剧的强度与烈度而言，这一次小小的屠杀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国的政治问题从来不存在一个良性沟通的平台，专制独裁的气质也往往非施暴者、屠杀者所独有——未来要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双方就一定要抛弃这种极端的情绪。
就在上海行动的同时，广西方面也采取了相应行动。
其实广西早在上海行动的前三天就已大开杀戒，而且捕杀人数也远远多于上海。新桂系在这次反共行动中确实起到了核心作用，当初蒋还在疑虑重重时，小诸葛便声色俱厉地表示：“你们怕共产党，我不怕；你们不干，我白某人一个人也要干。我马上就要从我的防区内杀起。”
由于新桂系在北伐战争中大出风头、势力大张，小诸葛越发不可一世，早已深信没有枪杆子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连李宗仁的一个关系较远些的表弟（中共干部），由于李营救不及，也被处决。
4月15日，李济深也在广东地区发动了“四一五”清共行动，据张发奎交代说：“李济深在广州执行清党到如此地步——他甚至枪杀阅读汪精卫演讲文集的人。我听说最残忍的清党事件发生在广州南沙头——李福林下令在共产党员背后绑上石头，然后把他们推入珠江。”
蒋、白、李等进行大肆屠杀，手段过于暴力、血腥，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起码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尤其，他们不应该先下手，把自己置于无理的地步。只是先下手为强，增加了胜算而已。
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四川、浙江、福建、江苏等地也先后发生了一些拥蒋反共事件，它们既加强了这一政变的声势，又是这一政变的实际组成部分。在政变中被杀的中共党员及左翼干部、群众总计在数千左右，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以“四·一二”惨案为契机，一面是武汉方面的积极反蒋，一面则是蒋方面的积极清共、组府。
4月15日，蒋方召开所谓二届四中全会，讨论在南京组织政府的问题。不过由于不足法定人数，只好改为谈话会。17日，武汉方面发表命令，开除蒋中正党籍，免去本兼各职，以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为副司令，组织东征军对蒋系予以讨伐。
蒋也不甘示弱，乃于4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推胡汉民为主席，蒋为总司令。这样一来，在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就形成了北京政府、武汉政府、南京政府三足鼎立的短暂局面。
南京政府成立后，首先即否认武汉政府的合法地位，第一号命令则是通缉鲍罗廷、陈独秀等190余名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同时组织清党委员会，通过了胡汉民等人起草的《清党原则》六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清洗。
5月17日，南京方面的中央清党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后各地陆续建立清党委员会，连海外华侨和军队中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6月1日，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限定清党日期为6月1日至8月31日，各地清党委员会须于9月30日呈报结果。
清党委员会组织大纲上规定的职责，虽然包括“肃清党内共产分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但实际上只是做做高姿态，要清除的只有作为异己的共产党而已。
“我们这次的清党，是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的的胡汉民表示道。
为了区别第一期清党时的“紧急处分”，蒋把这次“根本整理”的“遍及一般跨党分子”的行动，称为“第二期清党”。
对于第二期清党，蒋认为这是一场更为艰巨、也更为关键的斗争，关系国民党的生死，必须“以至大至久的恒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
二期清党也依然贯彻暴力为主的方针，不过对于过分杀戮，很多人还是反对的。当“四·一二”前后，陈群、杨虎二人在上海滥捕、滥杀，使得不少坚决反共的人士也表示不满。
张静江在致蒋电中指出，除了重要及阴险分子之外，不宜大开杀戒，普通分子应待全国代表大会发落；张还要求蒋严惩陈、杨二人，“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连小诸葛都对上海地区“任意逮捕杀人”予以批评，可见他虽然迷信武力，却总是有些头脑的。
可是蒋无动于衷，依旧重用陈、杨二人，因此除了一些中共党员以外，很多无辜分子也遭到牵累，使得国民党自己也是元气大伤。当时中共主要是由一些学生党员组成的，因此在清党时很多学生模样的人都因涉嫌而惨遭杀害。
一个政党成长面临的第二大难关，是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调适问题。国民党的这一转型，首先是从“清党”开始的。长期以来，我们只知“清党”使共产党遭受了沉重打击，很少注意到“清党”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和浩劫。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清党”令下，除少数目标明确外，最大的难点，竟是难以分辨谁是真正的“共党”。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激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势必受到牵连。据中共方面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如果这一数字可靠的话，那么被杀的人90%不是中共党员。（王奇生语）
清党的结果不仅使得国民党党员大为减少，也使其失去了大量的精英分子（退党成风），更失去了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好感。通过清党，国民党的腐化现象日益严重，很多新旧官僚、政客、投机腐化分子乘机聚结，质量大为不纯。
有见于清党引起的乱象，8月22日，白崇禧沉痛地说道：“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为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榨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上海是舆论的中心，故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这是非常痛心的。”【15】此时蒋已下野，白氏此言也有点要蒋承担责任的意思。
9月1日，上海市清党委员会也发表宣言承认：“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得到民众之欢迎，箪食壶浆，唯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岁四月，克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16】
正是由于这种扩大化和激起的各种反抗，二期清党计划不但宣布了失败，同时也宣告了将长期延续。
国民党从北伐初期的42万国内普通党员（另有军队2万余、海外近10万），已发展到清党前夕的60万（全部共100万），但是通过规模巨大的清党运动，到1928年3月，这一数字已经下降为22万。直到抗战爆发前夕，才恢复到52万的水平（另军队有101万党员）。
可见清党带给国民党的自我创伤几乎与对共产党的打击是等量的，这也是人们长期忽略的一个问题。而且，此举也激起了共产党巨大的仇恨，张国焘对此说道：“‘四一二’这一幕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长远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我的回忆》）
对于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大国，52万国内普通党员简直就是滴在大海中的一瓶酱油，可见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社会控制力不强，很大程度上也是党组织不强、党员太少造成的。因此，在抗战以前，“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的国民党政权的垂直控制末端基本上停留在县政府一级，一切政令下达到县政府以后，再无法向下推进；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然了，这应该是蒋故意为此的，目的无非是用军权对抗自己轻易无法问鼎、操纵的党权，所以他才重视在军队中不加多少区别的发展党员，别说他们大多数根本不懂什么三民主义，很多恐怕也都是文盲。蒋一向认为党只是一个次要的工具，所以他才全盘交给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去打理；而邓演达一旦组织了第三党去与蒋争夺黄埔学生，那就只有被杀的份儿了。
蒋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是致命的，导致“弱势独裁”的无奈形成，以至于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员总数发展为688万，但军队党员却有423万；而反观中共，1949年10月，中共党员为449万，到1958年已增至1245万。
不过需要一说的是，关门主义、江湖做派的二陈兄弟也确实把国民党搞臭了，很多人虽然从政，却不愿意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中多的是喜欢争权夺利的党棍子。
“三四十年代的大量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甚至不如乡村教会组织和秘密社会团体。以四川为例，该省哥老会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国民党。蒋介石依赖特务实行控制，与其说是其铁腕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党机器软弱无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之下的无奈之举。”(王奇生语)对比中共当权后对于社会如铁桶一般的严密控制，国民党形同虚设。
实际上，由于鱼龙混杂，掌权后的国民党已经慢慢变质，成了腐朽的剥削阶级。清党反共对国民党自身所产生的负作用之大，对以后国民党政权的困扰时间之长，在国民党党史上堪称是一个重大转折点。【17】
王奇生为此曾分析道：“一个革命政党在成长历程中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创党的魅力领袖去世后，最高权力的继替问题；二是革命成功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调适问题。前者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可能导致党的蜕变。”
不幸的是，国民党最终未能避免这两次悲剧，这是值得我们后世留意和警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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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注释：
【13】《国民党与共产国际》
【14】《陈铭枢回忆录》
【15】转引自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六卷》
【16】同上
【17】参见《党员、党权与党争》
斯大林曾经说过，对待国民党，要“像一只柠檬一样，先把它榨干，再把它扔掉”。这个可以理解，人家毕竟是投了资，而国民党也是借重苏俄而已，二者不过是互相利用。
苏俄对于国民党可谓包藏祸心，而国民党也不是好惹的，它已经在苏俄的哺育下变得容不下异己。“国民党掌权后，没有采行苏氏共产主义道路，但它继续了党国党军的治国模式，它对付政敌和异己的手段与苏俄没有太大区别。”【13】
由于共产党越发在武汉政府占据优势地位，这样一来，更增加了蒋反共的决心。
武汉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消弱蒋的军权的举措，如决定废除总司令，改为集团军，让蒋与冯玉祥、朱培德等人平起平坐；再如提出取消黄埔军校校长制，改为由七人组成的校委会负责制。3月下旬的时候，武汉政府还草拟了一道候机逮捕蒋的密令，由谭延闿亲笔写在一块绸子上，准备交给程潜执行，同时责成第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可惜程潜犹豫不决，错过了下手的机会。
同时，在蒋的号召下，凡一切对中共不满的人，都集中在蒋的反共旗帜之下，使他成为反共的中心人物，从而加强了反共、反武汉的力量，这是武汉方面始料未及的。
为什么白崇禧等人反共那么积极呢？显然，主义在他们那里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拥有军阀本性，其实是反感共产党那一套（如党指挥枪）妨碍了他们做“土皇帝”的野心，别说是本无瓜葛的中共，就是蒋，也不能对他们过分指手画脚。
既然已经获得了武力支持，蒋便抱定了一不做二不休之旨，还在南京、上海未克服之前，他已开始一连串反共动作。虽未正式清党，但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3月中旬，蒋派处死了赣州总工会领导人陈赞贤，又解散了拥有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还以武力解散了九江市党部及总工会。月底，蒋又指使一帮暴徒在安庆、福州等处开始了恐怖的屠杀。
在攻略上海的过程中，蒋看到中共领导下的工人队伍的巨大力量，为了打压这一力量，他一方面指示白崇禧等人推迟向上海进军，以消耗左派力量；另一方面，他派人积极联络上海的青红帮等江湖势力，以备将来充当打击工人的好帮手（军队未必下得去手）。
蒋在上海有混迹黑白两道的经验，所以对于取得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等上海滩大亨的效忠，那还是不费力的。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青红帮组织，在民国时代，这些江湖帮会的能量、势力非同小可。据说民国初年的四川军政府衙门都同时挂有两块牌子，一块是政府的正式招牌，一块哥老会堂口，俨然哥老会已经成为执政党。
青帮前身是中国第一个近代范本式的秘密教门——罗教，它是由明朝成化年间从事军粮运输的山东即墨县籍人氏罗清创建的，罗清的初衷是缓解当时军士们的疲惫身心和现实疾苦，他融合儒、佛两教，历十数年终于创建了兼有宗教信仰和合作互助的功能、又通俗易懂的“罗教”，从而在下层劳动人民产生了重大影响。
红帮即有名的洪门，系明末清初秘密组织，后来成为革命党的反清同盟军。进入清末民初，由于巨大的社会动荡，青红帮的势力获得空前的发展空间。比如在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的绝大多数黄包车夫都参加了青红帮组织，有一家叫做福兴的面粉厂的工人几乎全部加入了红帮，据说江西安源煤矿的一万多名矿工也大多入了红帮。
除了劳工阶级，商界、文艺界以及买办、记者、律师、教师、医生等这些中产阶层加入帮会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这就使得江湖这支巨手获得了与各种军政势力分庭抗礼的实力，甚至可以收到喧宾夺主之奇效。
除蒋中正外，如张宗昌之流也都是青帮正式在册人员，甚至连日本在华特务头子——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都参加了青帮，土肥原试图利用青帮来从事情报收集和暗杀工作。吴佩孚后来为了谋求东山再起，也加入了青帮。
而被称为“当代春申君”、“小孟尝”的杜月笙等人除了背靠租界的外国人支持，也注意结交和拉拢社会各色人等，诸如杨度等失意政客、章太炎等社会名流，由此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潜势力。
第一军中虽然已清理过其中的突出分子，但是潜藏的共产党员还是很多，包括薛岳、严重（二十一师师长）等人也有明显的左倾倾向。
当初攻占上海的时候，薛岳便与中共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相与甚欢，甚至不顾白崇禧的反对，应上海总工会邀请开进上海。他对于中共充满了同情，后来当蒋准备调第一师离开上海时，据说薛岳还曾特意跑到中共中央的驻地，提出要把蒋作为反革命扣押起来。
何应钦一度有掌握不了第一军的感觉，鉴于第一军的不稳形势，4月2日蒋便把第七军调来拱卫宁、沪一带，并派白崇禧为上海警备司令。
与此同时，蒋急电两广的李济深、黄绍竑北来，共同策划在上海召开清共会议并商讨组织政府的问题。
当《汪陈宣言》发表后，在上海的反共派中引起了一致的反对之声，汪看形势不妙，便于当晚秘密前往武汉。汪一走，蒋更无顾忌，于是进一步加快了反共步伐。
7日，上海工人纠察队遭到袭击。9日，上海宣布戒严命令。11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逮捕并遭处决。从12日清晨开始，蒋更下令军队及青红帮打手包围上海各处工会，将工人纠察队予以缴械。
“当数万工人集体抗议时，蒋即下令军队开枪扫射，一时血流成河，成为北伐以来最大的‘四·一二’惨案，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最悲壮的一页。”【14】
其实就悲剧的强度与烈度而言，这一次小小的屠杀根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国的政治问题从来不存在一个良性沟通的平台，专制独裁的气质也往往非施暴者、屠杀者所独有——未来要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双方就一定要抛弃这种极端的情绪。
就在上海行动的同时，广西方面也采取了相应行动。
其实广西早在上海行动的前三天就已大开杀戒，而且捕杀人数也远远多于上海。新桂系在这次反共行动中确实起到了核心作用，当初蒋还在疑虑重重时，小诸葛便声色俱厉地表示：“你们怕共产党，我不怕；你们不干，我白某人一个人也要干。我马上就要从我的防区内杀起。”
由于新桂系在北伐战争中大出风头、势力大张，小诸葛越发不可一世，早已深信没有枪杆子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连李宗仁的一个关系较远些的表弟（中共干部），由于李营救不及，也被处决。
4月15日，李济深也在广东地区发动了“四一五”清共行动，据张发奎交代说：“李济深在广州执行清党到如此地步——他甚至枪杀阅读汪精卫演讲文集的人。我听说最残忍的清党事件发生在广州南沙头——李福林下令在共产党员背后绑上石头，然后把他们推入珠江。”
蒋、白、李等进行大肆屠杀，手段过于暴力、血腥，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起码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尤其，他们不应该先下手，把自己置于无理的地步。只是先下手为强，增加了胜算而已。
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四川、浙江、福建、江苏等地也先后发生了一些拥蒋反共事件，它们既加强了这一政变的声势，又是这一政变的实际组成部分。在政变中被杀的中共党员及左翼干部、群众总计在数千左右，不过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以“四·一二”惨案为契机，一面是武汉方面的积极反蒋，一面则是蒋方面的积极清共、组府。
4月15日，蒋方召开所谓二届四中全会，讨论在南京组织政府的问题。不过由于不足法定人数，只好改为谈话会。17日，武汉方面发表命令，开除蒋中正党籍，免去本兼各职，以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为副司令，组织东征军对蒋系予以讨伐。
蒋也不甘示弱，乃于4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推胡汉民为主席，蒋为总司令。这样一来，在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就形成了北京政府、武汉政府、南京政府三足鼎立的短暂局面。
南京政府成立后，首先即否认武汉政府的合法地位，第一号命令则是通缉鲍罗廷、陈独秀等190余名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同时组织清党委员会，通过了胡汉民等人起草的《清党原则》六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清洗。
5月17日，南京方面的中央清党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后各地陆续建立清党委员会，连海外华侨和军队中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6月1日，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限定清党日期为6月1日至8月31日，各地清党委员会须于9月30日呈报结果。
清党委员会组织大纲上规定的职责，虽然包括“肃清党内共产分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但实际上只是做做高姿态，要清除的只有作为异己的共产党而已。
“我们这次的清党，是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终于可以出一口恶气的的胡汉民表示道。
为了区别第一期清党时的“紧急处分”，蒋把这次“根本整理”的“遍及一般跨党分子”的行动，称为“第二期清党”。
对于第二期清党，蒋认为这是一场更为艰巨、也更为关键的斗争，关系国民党的生死，必须“以至大至久的恒心与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
二期清党也依然贯彻暴力为主的方针，不过对于过分杀戮，很多人还是反对的。当“四·一二”前后，陈群、杨虎二人在上海滥捕、滥杀，使得不少坚决反共的人士也表示不满。
张静江在致蒋电中指出，除了重要及阴险分子之外，不宜大开杀戒，普通分子应待全国代表大会发落；张还要求蒋严惩陈、杨二人，“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连小诸葛都对上海地区“任意逮捕杀人”予以批评，可见他虽然迷信武力，却总是有些头脑的。
可是蒋无动于衷，依旧重用陈、杨二人，因此除了一些中共党员以外，很多无辜分子也遭到牵累，使得国民党自己也是元气大伤。当时中共主要是由一些学生党员组成的，因此在清党时很多学生模样的人都因涉嫌而惨遭杀害。
一个政党成长面临的第二大难关，是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调适问题。国民党的这一转型，首先是从“清党”开始的。长期以来，我们只知“清党”使共产党遭受了沉重打击，很少注意到“清党”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和浩劫。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清党”令下，除少数目标明确外，最大的难点，竟是难以分辨谁是真正的“共党”。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激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势必受到牵连。据中共方面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如果这一数字可靠的话，那么被杀的人90%不是中共党员。（王奇生语）
清党的结果不仅使得国民党党员大为减少，也使其失去了大量的精英分子（退党成风），更失去了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好感。通过清党，国民党的腐化现象日益严重，很多新旧官僚、政客、投机腐化分子乘机聚结，质量大为不纯。
有见于清党引起的乱象，8月22日，白崇禧沉痛地说道：“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为名，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榨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上海是舆论的中心，故民众对本党已渐失信仰，这是非常痛心的。”【15】此时蒋已下野，白氏此言也有点要蒋承担责任的意思。
9月1日，上海市清党委员会也发表宣言承认：“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得到民众之欢迎，箪食壶浆，唯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岁四月，克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耶！”【16】
正是由于这种扩大化和激起的各种反抗，二期清党计划不但宣布了失败，同时也宣告了将长期延续。
国民党从北伐初期的42万国内普通党员（另有军队2万余、海外近10万），已发展到清党前夕的60万（全部共100万），但是通过规模巨大的清党运动，到1928年3月，这一数字已经下降为22万。直到抗战爆发前夕，才恢复到52万的水平（另军队有101万党员）。
可见清党带给国民党的自我创伤几乎与对共产党的打击是等量的，这也是人们长期忽略的一个问题。而且，此举也激起了共产党巨大的仇恨，张国焘对此说道：“‘四一二’这一幕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长远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我的回忆》）
对于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大国，52万国内普通党员简直就是滴在大海中的一瓶酱油，可见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社会控制力不强，很大程度上也是党组织不强、党员太少造成的。因此，在抗战以前，“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的国民党政权的垂直控制末端基本上停留在县政府一级，一切政令下达到县政府以后，再无法向下推进；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然了，这应该是蒋故意为此的，目的无非是用军权对抗自己轻易无法问鼎、操纵的党权，所以他才重视在军队中不加多少区别的发展党员，别说他们大多数根本不懂什么三民主义，很多恐怕也都是文盲。蒋一向认为党只是一个次要的工具，所以他才全盘交给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去打理；而邓演达一旦组织了第三党去与蒋争夺黄埔学生，那就只有被杀的份儿了。
蒋这样做的后果无疑是致命的，导致“弱势独裁”的无奈形成，以至于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员总数发展为688万，但军队党员却有423万；而反观中共，1949年10月，中共党员为449万，到1958年已增至1245万。
不过需要一说的是，关门主义、江湖做派的二陈兄弟也确实把国民党搞臭了，很多人虽然从政，却不愿意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中多的是喜欢争权夺利的党棍子。
“三四十年代的大量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甚至不如乡村教会组织和秘密社会团体。以四川为例，该省哥老会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国民党。蒋介石依赖特务实行控制，与其说是其铁腕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党机器软弱无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之下的无奈之举。”(王奇生语)对比中共当权后对于社会如铁桶一般的严密控制，国民党形同虚设。
实际上，由于鱼龙混杂，掌权后的国民党已经慢慢变质，成了腐朽的剥削阶级。清党反共对国民党自身所产生的负作用之大，对以后国民党政权的困扰时间之长，在国民党党史上堪称是一个重大转折点。【17】
王奇生为此曾分析道：“一个革命政党在成长历程中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创党的魅力领袖去世后，最高权力的继替问题；二是革命成功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调适问题。前者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可能导致党的蜕变。”
不幸的是，国民党最终未能避免这两次悲剧，这是值得我们后世留意和警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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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注释：
【13】《国民党与共产国际》
【14】《陈铭枢回忆录》
【15】转引自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六卷》
【16】同上
【17】参见《党员、党权与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