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当年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
发表于 : 周四 11月 10, 2016 3:30 pm
【以下为微信群演讲稿】
时间好像是到了啊，大家好，星空群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周明河，今天我要分享的话题是《中国和日本当年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
我接下来要讲的，希望大家都仔细听一听，因为它可能要大开你的脑洞，让你从此改变对于中日战争的看法！
这里先简单追溯一下，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武力冲突，最早大概可以算是唐朝初年的白江口之战，有点类似当年韩战的模样，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也就是现在的日本）、百济联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水战，结果唐朝、新罗联军战胜，从此以后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尤其是让日本开启了向唐朝全面学习的这样一条谦卑之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这个日本的典型特点，就是谁比我强，我就向谁学习，绝不保守，也绝不顽固。
后来就到了明朝万历年间的那个援朝之战，当时明朝的实力尚强，加上朝鲜本身也出了李舜臣这样的名将，再加上日本运气也不太好，结果又一次被打败。但这次日本虽然被打败了，可是他们不久就进入到了德川幕府时代，人们开始走上了一条类似清朝那样的闭关锁国之路，当然，他们也觉得清朝就是蛮夷，不屑于向他们学习。
这里我想请大家理解一点，就是日本人的满洲观，可能他们是把清朝当作的中国的殖民时期来看待的，本质上满洲是满洲，中国是中国，所以满州地区（也就是我们的东北）看作是一个有别于中国的地方，而中国大致就是指长城以南。他们后来的的确确是对满洲有野心，但是对于中国内地，就要区别对待了。
而且啊，不但是日本人这样想，当时的满清朝廷的赵家人，其实也是这样想也这样做的，他们本来一直就不愿意让汉人移民到满洲去，而随时准备在政权瓦解时退回关外。只是后来因为俄国的侵略，让满清决定不再限制移民了，甚至开始鼓励移民，这样就可以加强满洲地区的安全。
书接上回，时间很快就到了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开始面临着一个西方势力逐渐威逼的严峻的考验，当然，中国还是早了那么十几年，人怕出名猪怕壮嘛，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首先就受到了英国的当头棒喝！
当然，对于这个鸦片战争的起源及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见仁见智，没必要一味谴责西方的所谓侵略，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带给中国的伤害的总和，也远远不及中国的这套野蛮制度本身，所带来的各种邪恶和压迫，尤其是周期性大动乱、大崩溃，就比如说一场太平天国运动，它所造成的物资、人口损失，那要远超什么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来华这些中外战争的总和。
一直以来的中国，为什么把西方的这种所谓侵略看得如同洪水猛兽呢？这当然跟官方的舆论导向有关系，但是也跟中国所固有的文明、文化受到挑战和质疑有关系，过去无论是蒙元还是满清，他们无疑都是所谓“蛮夷”，最终也多被华夏的文明所同化，而且制度上也多有效法中国。可是西方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睁眼开世界的人，比如徐继畬、郭嵩焘、张树声、谭嗣同等人都发现，中国的制度是造成中国野蛮、落后的罪魁祸首，大家注意，这些先进分子，没有一个质疑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但是像谭嗣同却质疑以荀子为代表的一种“乡愿主义”，认为它缺乏独立人格、道义立场，是统治者的帮凶！
好，扯得有点远了，现在回到正题，就是1850年代的日本也受到了西方的压力，要求它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日本内部也有一些所谓的开明人士及主张开放、搞活商业的力量吧，所以才有了随后的明治维新的成功推行。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实际上是一种半民主半法治的状态，尤其是日本看到了西方的强大，所以又开启了全面的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甚至扬言要“脱亚入欧”——这种学习，也包括了对殖民主义、扩张主义的认同，而且这个也是不进则退，在当时的那种国际环境下，日本如果不进行主动出击，那么它的处境也许是危险的，尤其是作为亚洲人、黄种人，日本人对于西方国家、对于白种人的咄咄逼人，会感到极大的不安，因此当时的日本才首先瞄准了台湾、朝鲜甚至所谓满蒙这些地方，而首要的目标，肯定就是在海上遏制英国、法国等，在陆上则抗衡俄国。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对于当时身处西方包围的日本，要抱一种同情吧，应该站在日本人当年的立场上来想一想。
不过日本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这就是急功近利、非常的势利眼，过去他们被中国打败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什么都好，如今被西方打败了，就开始觉得西方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好，甚至于中国的人种也差，鲁迅的所谓“国民性批判”就是打这里来的。
当时英国海军世界最强，他们的海军就学习英国；德国陆军当时世界最强，他们的陆军就学习德国，包括政治、文化方面，日本也是坚决的拿来主义——可是呢，西方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很大的，所以也就造成了日本的一种消化不良现象，包括后来的一些开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军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这些纷争，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在世界经济大危机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反民主潮流的影响下，日本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有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缘起，也就是所谓责任问题，我们就打五十大板吧，本来大清这个政权及其对外政策，也不是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与朝鲜的关系也不是什么正常关系，尤其是大清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就说湘军对于南京的大屠杀吧，比所谓的旅顺大屠杀，那规模大太多了！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就算是当时最文明的美国，也存在一些帝国主义倾向和屠杀现象，比如说他们1900年前后在菲律宾，杀人放火现象也是很多的，甚至于像布林克利《美国史》中所提到的，当时美军每受伤一个人，就会杀掉十五个菲律宾人！
相反，当时的日本为了证明自己的文明，希望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同感，所以在八国联军来华的时候，表现得比较文明，获得了一致的赞誉！
因为甲午战争，大清失去了台湾，但在俄国、德国、法国等的干涉下保住了辽东半岛。大清抱着所谓“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把俄国当成了一个需要利用并加以贿赂的对象，尤其是在朝鲜、东北问题上，可是没想到，俄国这个畜生熊太贪婪了，乘着义和团之乱，居然派了二十万军队南下，把满洲地区给拿下了，这样的话，甚至也直接威胁着整个朝鲜，此时的日本能不着急吗？话说回来了，龙兴之地都让人家给占了，大清能不着急吗？
甲午战争的时候，虽然中国被日本打了，但是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反而由轻视一变而为敬仰，甚至开始怀有一种学生对老师的好感！在接下来的日俄战争中，虽然清政府表示要保守中立，但是在感情上肯定是倾向日本的，而且日本也不会独霸东三省，所以中国方面是在秘密地帮助日本，比如说吴佩孚当时就跟日军合作，在东北搜集情报被俄军抓住了，还差点丢了性命。
到了日俄战争以后，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崇拜之情更加深了，而且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中国如果不向日本学习，还能向谁呢？我这里我要说到袁世凯，在他心目中，那日本绝对是头号的学习对象，他后来的所谓“称帝”，也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清朝曾经向美国派出过很多学童，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因为顽固派的阻挠，结果这个过程被打断了。到了20世纪初，中国便开始了全面学习日本的道路，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日两国的制度、国情根本就不一样，中国学习日本，接受日本的这种“二道启蒙”，就像秦晖老师所指出的，这是危害大大的！在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身上就有显著的体现，比如他们普遍的激进主义，虽然“新文化运动”宣扬所谓科学与民主，但是这些文化健将们大多数人的骨子里其实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为了追求所谓国家强大，就不惜牺牲民主和自由，其实这倒是更像法家的追求。当然了，这也是情有可原吧，只是今天的我们应该看清这些人的真面目。
另外我们可以想想，如果美国和中国离的很近，那么会是什么结果？去日本留学的花费可能都不及去美国的十分之一，所以说文明传播是有成本的，便宜不见得是好货！
在清末与民国初期，中日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稳定的，只要中国方面尊重日本的既得利益，那么日本就不会太过分，而且这个时期的日本内部，也有一种文明化、民主化的追求，只是后来被经济危机等因素给打断了。
中日关系最大的变化的根源，首先就在于国民党的崛起，国民党受苏俄超激进主义的影响，在外交外面也奉行所谓“革命外交”，一天到晚嚷嚷着“打倒帝国主义”，当然后来这个帝国主义其实也包括了红色帝国主义！
不过呢，蒋介石还是清醒的，在反苏反共之后，他需要求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持，所以1927年下野之后他立即到了日本，可是日本的态度有点冷淡，可能还是觉得国民党发动的这场革命，对于日本在华利益有一定的伤害，在华的日本侨民可能都会感到一种不安！
有一个统计，说是日本的在华投资总额占到了其海外投资额的90%，东北又占到了其中的70%。日本还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煤、铁产量——这是其现代工业迫切需要的而其本土又极为缺乏的命脉资源。假如这部分投资丧失，那么无异于人之断血，有一本《中华民国史》中就指出：“尽管这时的日本仍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一大债务国，但它对中国的投资、借款额却在突飞猛涨，1927年在华投资额已高达25亿日元。因此，人们将之喻为倾家荡产、孤注一掷的投资。这种状况，导致日本对中国革命风暴的承受力十分脆弱。”
所以当1928年5月所谓的“二期北伐”打到济南时，日军做出了一种过渡性、威慑性的举动，制造了“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的的确确是恶化了中日关系，这一点日本方面后来也承认，说是“此一事件毕竟加深了南京政府对日本感情的恶化，极应予以重视。说起来，在东方会议上决定的保护当地侨民的方针，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无论如何那不是对一个独立国家所应有的企图。如此用兵，使得两国国民的对立情绪更加恶化，而且隐藏着导致战争的因素。”
这一晃就到了6月份，张作霖被爆杀了！谁干的？现在有的资料说其实是苏联人干的，但是当时中国人认定了这就是日本人干的——这个事件大大恶化了张学良同日本人的关系，使得他很快就“改旗易帜”，从名义上归顺了南京国民政府。
可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蒋介石还面临着来自冯玉祥、阎锡山、新桂系包括张学良等地方势力的威胁，为了对付这些新军阀，蒋介石的首席智囊杨永泰就提出了一个计策，即“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系、以政治方法解决阎系、以军事方法解决桂系、以外交方法对付奉系”，所以就有了后来蒋介石煽动张学良去挑战苏俄，上演爱国秀，结果引爆了“中东路事件”，因为奉军实力太差，爱国秀演砸了！在这个事件之前，蒋介石答应会帮助张学良，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所以伤亡惨重的奉军的确是被消弱了，然而也更加恶化了国民政府同苏俄的关系，也增加了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不信任，让日本关东军方面在两年后敢于放手一搏！
我前几天写了一个文章，我说国民党的激进革命，完全应验了梁启超曾经的担心，这就是“革命召瓜分”！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一年，就是所谓中原大战，后来在蒋介石方面胜局基本已定的时候，之前左右摇摆的张学良方面挥师入关，加入了蒋介石阵营，接管了华北部分地区，这样的话张学良本人也暂时留在了北平，一部分奉军主力也留在了华北。
于是乎，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有些后方空虚了，这一点也是造成关东军敢于放手一搏的关键！
为什么会发生九·一八事变呢？这个我们再从日本方面说说，尤其是要从石原莞尔这家伙身上说说。我在《南京政府那十年》第三卷中对于石原莞尔的生平和思想，都有一个大概的介绍，这里就简单说一说吧！
我曾经说过，日本文明、制度中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陆军的主要学习对象是德国，德国这个国家，后来走向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绝对不是偶然的，同样，日本最终亲近德国、走向军国主义，也不是偶然的，日本陆军受到德国的各种的坏影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石原莞尔及冈村宁次等人都去过德国学习，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充满了诸如虚无主义、激进主义乃至极端主义的因素，信奉这些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主义的东西。当然了，石原莞尔是一个虔诚的日莲宗信徒，这个教派的“日莲圣人”指出过所谓的“统一世界的大规模战争”注定会发生，所以石原莞尔为了让日本在这样的终极决战中利于不败之地，尤其是在同苏联的武力扩张与革命输出的角逐中，处于一种有利地位，包括缓解当时的日本的经济危机，就不能不决定把满州地区给收入囊中。尽管日本天皇及政府当时并不敢这样乱来，担心会遭到西方列强的阻挠！起码美国是明确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的。
大家知道，这个关东军的来历，就是由于日俄战争，石原莞尔当时是关东军参谋，他的想法得到了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支持，大家知道，在日军里，石原莞尔是号称“日军之智”，板垣则号称“日军之胆”，这个家伙是敢想敢干，而且后来的地位也很高，曾经做过陆军大臣！加上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支持，关东军的这一小撮人就阴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日军大本营也听到了一些风声，还试图阻止！只是没能阻止住，这个跟七七事变那个时候有一点点类似，只不过1937年搞阴谋的不只是日军里的激进分子，还有苏联的狗腿子。
当时关东军人很少，只有1万人，加上约1万在乡军人及3000名满铁警察的支援，对于留守在东北各地的20万东北军而言，其实没有什么优势，因为东北军的装备也很好，甚至还有空军。
九一八的细节我就不说了，反正是没有抵抗，主要还是张学良的一种误判。但是更可耻的是，张学良这货拥有很强的军阀本性，当日军打到锦州时，各方面包括蒋介石都希望他能够好好抵抗一下，但他就是不抵抗，而且当时日军只有2万人，东北军则有20万以上，最后张学良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继为由，开始向关内撤退，只留下了三个骑兵总队维持锦州一带的治安。
后来日军又打到了热河，东北军还是不怎么抵抗，东北军元老、热河省主席的汤玉麟表现就很差，急急忙忙弄了200辆汽车装着自己的私产运往天津租界，本人则弃守承德，率千余人逃往丰宁。张学良闻讯大惊，当即下令通缉老汤。
当时还有一个风波，就是在守卫热河时，张学良跟南京政府讨价还价，结果惹恼了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当然这两人关系本来就不好，汪精卫一看张学良对于国家大事这么儿戏，就闹出了一场辞职风波，结果他真的辞职去了欧洲。张学良不久之后，因为丢失热河的责任，也是千夫所指，最后也下野了，去欧洲也呆了半年，避避风头。
但是，这个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样就到了1936年了。6月份前后有一个所谓“两广事变”，其实他们背后的支持者是谁呢？虽然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但是背地里还是寻求了日本方面的支持！由于老蒋比较善于挖墙脚，结果广东的陈济棠很快就垮了，广西则与南京方面达成了妥协，这已经是10月份了。
红军跑到陕北以后，蒋介石就调东北军去围剿红军，但是没想到东北军战力那么差，连败了几次。这个时候张学良就想与中共达成妥协，以免得两败俱伤，甚至于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中共是苏联一手扶植的，张学良完全可以通过中共的关系，来实现与苏联的合作。也完全可以通过打通西北交通线，来实现与南京政府的分庭抗礼——注意，这个时候的新疆是盛世才的天下，而盛世才已经跟苏联紧密合作了，所谓的红军西路军，其实也是想打通西北交通线。
自从1927年占据半壁江山的时候，蒋介石就想做越王勾践，不想招惹日本，这个也是蒋百里的主意，蒋介石对此甚为赞同。蒋介石日记里，对别人都是直呼其名，唯独对蒋百里，是称为先生。后来又有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当然了，这个就是烂污政治的悲哀，不能通过民主方式达成有效的团结，而只能通过逐个的武力削平来实现——那么谁最有理呢？谁应该来做国民政府的老大呢？没法说清！
反正蒋介石一方逐渐占据了上风，当然在这个期间，国民政府方面为了遏制一下日军的侵略气焰，也进行了一些抵抗，比如说“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一二八”打得比较好，日军主帅就换了三次，不断增援，国军伤亡在1万4千人左右，日军伤亡在八千人左右。而且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时候，蒋介石就是想复制一下128的模式，国军打得不错，最后双方也停战谈判了。
长城抗战规模相当大，中国军队共出动三十五个师30余万人参加战斗，损失达6.5万人。日军与伪军总兵力在15万左右，其中日军伤亡近1万，伪军总伤亡在3万左右。
有人要问了：日军这不明显就是要灭我中华吗？他们如此得咄咄逼人？
还真不是，占据东北、占据满蒙地区是真，甚至于想要永久占据满蒙也是真，但是对于中国内地，那就不一样了！甚至于石原莞尔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扶植中国，达成中日联合来对抗西方，只不过因为日本军人做事简单粗暴，伤害了两国的感情，又被苏联加以利用，这个是后来一系列悲剧的根源。
实际上，日军之所以想染指长城一线和内蒙这一带，主要目的就是想守住地理要害，尤其是想切断苏联通过蒙古与国民政府的陆上联系，当时啊，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
日本非常担心一件事，这就是当日本与苏联大战的时候，国军会从侧后方打击他，所以他就想在满洲国与南京政府之间制造一个隔离带，所以才有了他们推行所谓“华北自治”的活动。其实就是想扶植或者打造一个不敌视日本的华北政权。随后就签订了什么《何梅协定》，把国军及国民党势力逐渐挤压出了平津、河北等地。
但是据说这个协定的秘密条款，蒋介石根本就不知道，是何应钦擅自做主签订的，签完也没敢跟蒋介石打招呼！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许中央军再踏进河北一步，否则就是违约！我觉得倒是也有可能，因为何应钦跟很多日本人关系都不错，也许他是觉得退一步也无所谓。
这个时候，抗日情绪不断高涨，这有宣传的缘故，也有这种不了解日本真正意图的缘故，不过还是有一派人，包括了汪精卫、胡适、陶希圣等人组织的“低调俱乐部”，可惜他们不是主流——而那些真正主张抗日的，又是各怀鬼胎！
起码张学良就坚决要“抗日”，当然了，这个抗日是要加引号的，于是他就联合西北军的杨虎城把前去督导剿共的蒋介石给扣了。这一扣不要紧，竟引起了红色沙皇斯大林同志的震怒，原来是中共方面根本没有搞清楚太上皇的意图，所以招来了严厉的批评！
原来中共方面是假传圣旨，他们根本没有向太上皇请旨，一厢情愿地就认为太上皇一定会同意抓蒋。小六子感到受到了欺骗，于是就进退失据了，加上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斡旋，最后张学良决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闯的祸我来背！这个还算是有点江湖义气！
不过还是要指出的是，其实西安事变最大的影响并不是让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剿共并没有停止，而只是因为处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问题，被拖延了半年左右。西安事变最大的影响，就是让蒋介石看到了斯大林的所谓“善意”，于是蒋介石就上了斯大林为他安排好的抗日的这条贼船——因为斯大林后来在谈判时承诺，只要中国抗日，苏联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甚至于在关键时刻还会亲自出兵！这就是蒋介石抗日的底气的来源！所以说西安事变最大的关键在这里！
对于西安事变的影响，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后来说道：“迄今，我得到两个结论：其一，西安事变促成中日之战提早爆发。不论南京官方如何解释，日方认为委员长如果不答应实施张学良的统一抗日主张，张是不会释放他的。其二，西安事变的解决意味着中国将单独抗日。苏联希望远东爆发战争。此种战争将使日本陷入泥淖，解除日本进攻苏联的隐忧。一旦此一目标达到，苏联在外交战略上则予中国有限度的援助，其援助数量仅仅使中国能继续抗战。换言之，不论西安事变的原因如何，但却非常符合苏联的利益。”
而日本方面也是这样理解的：由绥远战胜、西安事变等所引起的国民气势和民族抗日的狂热，使蒋丧失了在中日之间驾御于中间道路的力量；蒋的背后有中共、有苏俄的存在，决定了中日两国的悲惨命运。
但不管怎么说，西安事变的确是一个转折点，一个“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被事实上放弃的开端。
我曾经反复的强调过，全面抗战是突然爆发的，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日本方面连弹药都很少，军队多数也是临时征召的。芹圃老师那天给我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斯大林当时指示少奇同志，要隐藏在29军内部的人员挑起中日武装冲突。这方面的证据确实有，只是我没有找到斯大林这个明确的指示的材料，但是按照一种逻辑，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呢，这个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日本方面的二货们。“华北自治”运动不是没有推行成功嘛，日本政府也担心恶化中日关系，所以不想继续推行了，但是一些激进分子不这样想，他们有这种“下克上”的传统，其实还是想在这方面立功的，所以日方的材料中也可以找到他们挑动武装冲突的证据——因此说，中日两方都有爱国贼，他们才是发动全面战争的元凶！
这里我就不再细讲了，感兴趣的可以看看的我那个《解密1937：日本为什么全面侵华》，这里我主要是想强调，日本军队方面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大本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以退求和派，石原莞尔甚至主张华北驻屯军撤出平津地区，干脆撤到山海关以外，免得在那里惹出事端（这个华北驻屯军跟那个义和团运动有关系，又是爱国贼制造的祸端）。另一派是以作战课长武藤章为代表的以进求和派，意图就是通过武力威慑迫使国民政府赔礼道歉之类的，类似于重演长城抗战后签订《塘沽协定》一样。
因为蒋介石背后有这种抗日舆论的压力，以及党内各种反对派及中共的压力，所以他在当时的确是采取了一些有些过度的反应，比如派遣几个师北上，其中就包括了两个中央军的师。按照以前的协议，蒋介石不应该这样干，虽然可能他真的不知道这个秘密条款，但责任应该由国民党方面承担。
一看这个架势，石原莞尔一派在大本营内部就占据了下风，于是乎华北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尤其当时还发生了一个“通州事件”，这是1937年7月29日的事情，造成五百多名日本侨民、顾问、官兵和日韩浪人的被杀，至于谁是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大家就可以想一想了。
于是日军就大举进攻了，于是平津就沦陷了。
为了在对日和谈中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同时也希望西方国家都来严重关切中日冲突，加上国民政府的统治重心在长江下游地区，所以蒋介石与陈诚等人就决心，通过一次迅猛的出击，将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都赶下海去！大家注意，对于这次主动性进攻，国民党方面是讳莫如深的，从来都是强调日军主动发起了进攻！其实不是，所以后来参与了这次战役的国军将领张发奎就在回忆录里说道：“简言之，我们采取了主动权——日军在卢沟桥攻击我们，我们挑起了八一三事变。但是我不能在《抗日战争回忆录》中披露这一点，因为我们一向宣称我们在抗（抵抗）战。”
可惜的是，国军战力太差，负责指挥的张治中水平太差，没有完成目标，结果引来日军的增兵，于是又引来国军的增兵，于是日军再增兵……
增着增着，就打成了一次大会战，日军先后投入的总兵力就达到了20余万，国军则在六七十万之众（先后投入的兵力）。其实在128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国民政府就小小的增援了一下，所以战争始终是有节制的，但是这回不同了，蒋介石有底气了！他非要跟日本人硬顶！
日本方面一看，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军方原来就向天皇承诺了，一个月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这时又承诺三个月就可以解决——大家注意，这句话到了中国这里，居然就成了日本决心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版本，这实在是政治误导的典范！因为当时日本完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弹药少兵员少，也没有转入战时体制，尤其是满洲国的建设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不愿意被打断。而在中国方面，蒋介石在庐山时也说得清清楚楚，“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为了赶紧解决中国事变，日军于是又一次性地派出了四个师团约10万之众，从金山卫登陆，直接就抄了国军的后路，造成了淞沪战场上的国军的大溃败！
应该说，这次大溃败是影响重大的，而蒋介石是这场大溃败的主要责任人，因为他违背了一个兵家常识，这就是预备队的问题。预备队本来就少，蒋介石还把预备队全部调上了前线，结果造成了后防的空虚，以及关键时刻的反应迟钝。
这一场大溃败不要紧，居然使得前线的日军完全不顾大本营的命令，为了追求更大的战果，竟然一口气就拿下了南京，并且制造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屠杀！
过去还可以说对日和谈很必要，这一回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就使得坚持抗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不过，我们追究这个全面抗战爆发，或者说提前爆发的责任时，首先要看到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中日双方当时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也互相不那么信任。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蒋介石的这种无能，这种误判，正是因为他的政治的、军事的无能，才导致他最后弄巧成拙。以前很多人就问我，伟大领袖是不是要比老蒋的军事水平高呢？我就说，伟大领袖的那个水平，跟山大王的水平差不多，只不过人家有权谋，比如说挑动国军和日军恶斗，人家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说三年内战不过是两个军事外行、常败将军之间的较量，哪个不怎么干预前线将领，哪一方就容易胜出，偏偏老蒋喜欢充内行，而且他还有飞机可以飞来飞去！
当然了，日本方面的那些二货也有责任，包括关东军方面。
当然，也包括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磨，他曾经有过积极斡旋的打算，可是由于担心被激进分子暗杀，所以一直畏缩不前，政治不作为。到了1938年，这个货不愿意老是被军队牵着鼻子走，于是更进一步，发表了一个声明，明确表示不再以国民政府（实际上等同于蒋介石）为对手，而期待与“中国新政权”调整邦交——这无异于不再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近卫显然是小看了老蒋在中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独裁者或者一个政党，完全是可以将其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的！
这一声明关乎重大，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日本的有识之士在后来对此批评道：“‘不作为对手’并不是法律上的词语，让人明显感觉到的只是对于‘对手’的侮辱。据说，‘不作为对手’这句话，是外务省某课长的穷极之策。他本人曾做过这样的辩解：这是故意避开法律字句而苦心想出的暧昧说法。”
针对日方分裂中国、颠覆国民政府（及其蒋的领导）的企图，蒋介石则针锋相对，马上发表谈话予以驳斥，并强调了自己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不然，首先就是蒋的地位不保，这肯定是蒋介石本人不能容忍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努力至此宣告失败！
然而战争在继续，双方谈判的努力并没有结束，这时日本就幻想通过军事手段的压迫，迫使国民政府接受城下之盟，于是就一口气打到了武汉！大家要注意的是，武汉的得失是一个转折点，从拿下武汉的这一天起，中日全面战争就进入了一种战略相持阶段，这时的日军不是没有了继续进攻的力量，而是觉得往后完全可以通过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攻势为辅的手段来解决中国事变了，从此日军也基本不再以攻城略地为主了——直到1944年的一号作战。
关于中日全面战争期间日军对华方略的变化，我曾经也专门写过一个论文，其中尤其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日本方面对于中国内地基本没有什么领土野心，因为内地没有日本所迫切需要的资源，如果以武力来掠夺诸如什么粮食、矿产，那肯定是得不偿失的，日本人没有那么傻，因为代价实在是太高了，人家就是全世界花钱买都可以。
可是日本侵华战争毕竟是事实啊，这个到底怎么解释？我认为这纯粹是日本方面的一种死要面子，就是不能吃亏的表现！《剑桥中华民国史》里就说了：“他们（也就是日本方面）使整个国家为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却并不清楚。正值日本的军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
其实啊，像日本海陆军里的一些精英人物，比如冈村宁次、山本五十六、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等等，都是反对中日全面战争的，土肥原说这次战争是“师出无名”，冈村曾经是何应钦、孙传芳等人在士官学校的班主任之类的，彼此关系都不错，他就曾经感叹说“我虽有如此想法，但此后却始终在中国战线，并四次出任军司令官，这种与友为敌的命运，真使人啼笑皆非”。所以严格说起来冈村也不算战犯，而且他还积极约束军纪，并没有滥杀现象，但是释放化学武器，可能是个污点。
山本五十六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石原莞尔在1939年前后就曾经想联系山本，想要通过两个人的联合，来促成中日全面战争的结束，但是因为当时石原莞尔处于被监视状态，行动不那么自由，而山本又突然成为了联合舰队的总司令，需要立即走马上任，致使两个人的见面变得遥遥无期……
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对于历史的反思，却必须有如果！如果没有七七事变，会怎么样？如果蒋介石不去主动进攻上海的日军会怎样？如果淞沪会战，蒋介石很有节制会怎么样？或者，国军打得不错又会怎样？包括1938年以后的一系列和谈，如果可以进行得很顺利，又怎样呢？如果石原莞尔和山本五十六见面和沟通了，那历史又将如何发展呢？
好了，就到这里吧，总之，对于历史的反思绝不能局限在一种固定的模子里，大家尽可以大胆假设而小心求证！
最后还是推荐一下我的那几本书，都在豆瓣阅读里有电子版，我的笔名叫明河在天。
时间好像是到了啊，大家好，星空群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周明河，今天我要分享的话题是《中国和日本当年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
我接下来要讲的，希望大家都仔细听一听，因为它可能要大开你的脑洞，让你从此改变对于中日战争的看法！
这里先简单追溯一下，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武力冲突，最早大概可以算是唐朝初年的白江口之战，有点类似当年韩战的模样，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也就是现在的日本）、百济联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水战，结果唐朝、新罗联军战胜，从此以后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尤其是让日本开启了向唐朝全面学习的这样一条谦卑之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这个日本的典型特点，就是谁比我强，我就向谁学习，绝不保守，也绝不顽固。
后来就到了明朝万历年间的那个援朝之战，当时明朝的实力尚强，加上朝鲜本身也出了李舜臣这样的名将，再加上日本运气也不太好，结果又一次被打败。但这次日本虽然被打败了，可是他们不久就进入到了德川幕府时代，人们开始走上了一条类似清朝那样的闭关锁国之路，当然，他们也觉得清朝就是蛮夷，不屑于向他们学习。
这里我想请大家理解一点，就是日本人的满洲观，可能他们是把清朝当作的中国的殖民时期来看待的，本质上满洲是满洲，中国是中国，所以满州地区（也就是我们的东北）看作是一个有别于中国的地方，而中国大致就是指长城以南。他们后来的的确确是对满洲有野心，但是对于中国内地，就要区别对待了。
而且啊，不但是日本人这样想，当时的满清朝廷的赵家人，其实也是这样想也这样做的，他们本来一直就不愿意让汉人移民到满洲去，而随时准备在政权瓦解时退回关外。只是后来因为俄国的侵略，让满清决定不再限制移民了，甚至开始鼓励移民，这样就可以加强满洲地区的安全。
书接上回，时间很快就到了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开始面临着一个西方势力逐渐威逼的严峻的考验，当然，中国还是早了那么十几年，人怕出名猪怕壮嘛，腐朽、没落的清王朝首先就受到了英国的当头棒喝！
当然，对于这个鸦片战争的起源及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见仁见智，没必要一味谴责西方的所谓侵略，为什么呢？因为西方带给中国的伤害的总和，也远远不及中国的这套野蛮制度本身，所带来的各种邪恶和压迫，尤其是周期性大动乱、大崩溃，就比如说一场太平天国运动，它所造成的物资、人口损失，那要远超什么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来华这些中外战争的总和。
一直以来的中国，为什么把西方的这种所谓侵略看得如同洪水猛兽呢？这当然跟官方的舆论导向有关系，但是也跟中国所固有的文明、文化受到挑战和质疑有关系，过去无论是蒙元还是满清，他们无疑都是所谓“蛮夷”，最终也多被华夏的文明所同化，而且制度上也多有效法中国。可是西方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睁眼开世界的人，比如徐继畬、郭嵩焘、张树声、谭嗣同等人都发现，中国的制度是造成中国野蛮、落后的罪魁祸首，大家注意，这些先进分子，没有一个质疑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但是像谭嗣同却质疑以荀子为代表的一种“乡愿主义”，认为它缺乏独立人格、道义立场，是统治者的帮凶！
好，扯得有点远了，现在回到正题，就是1850年代的日本也受到了西方的压力，要求它结束闭关锁国的状态。日本内部也有一些所谓的开明人士及主张开放、搞活商业的力量吧，所以才有了随后的明治维新的成功推行。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实际上是一种半民主半法治的状态，尤其是日本看到了西方的强大，所以又开启了全面的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甚至扬言要“脱亚入欧”——这种学习，也包括了对殖民主义、扩张主义的认同，而且这个也是不进则退，在当时的那种国际环境下，日本如果不进行主动出击，那么它的处境也许是危险的，尤其是作为亚洲人、黄种人，日本人对于西方国家、对于白种人的咄咄逼人，会感到极大的不安，因此当时的日本才首先瞄准了台湾、朝鲜甚至所谓满蒙这些地方，而首要的目标，肯定就是在海上遏制英国、法国等，在陆上则抗衡俄国。这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对于当时身处西方包围的日本，要抱一种同情吧，应该站在日本人当年的立场上来想一想。
不过日本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这就是急功近利、非常的势利眼，过去他们被中国打败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什么都好，如今被西方打败了，就开始觉得西方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好，甚至于中国的人种也差，鲁迅的所谓“国民性批判”就是打这里来的。
当时英国海军世界最强，他们的海军就学习英国；德国陆军当时世界最强，他们的陆军就学习德国，包括政治、文化方面，日本也是坚决的拿来主义——可是呢，西方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很大的，所以也就造成了日本的一种消化不良现象，包括后来的一些开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军国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这些纷争，留下了很多的后遗症，在世界经济大危机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反民主潮流的影响下，日本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有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缘起，也就是所谓责任问题，我们就打五十大板吧，本来大清这个政权及其对外政策，也不是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与朝鲜的关系也不是什么正常关系，尤其是大清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就说湘军对于南京的大屠杀吧，比所谓的旅顺大屠杀，那规模大太多了！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就算是当时最文明的美国，也存在一些帝国主义倾向和屠杀现象，比如说他们1900年前后在菲律宾，杀人放火现象也是很多的，甚至于像布林克利《美国史》中所提到的，当时美军每受伤一个人，就会杀掉十五个菲律宾人！
相反，当时的日本为了证明自己的文明，希望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同感，所以在八国联军来华的时候，表现得比较文明，获得了一致的赞誉！
因为甲午战争，大清失去了台湾，但在俄国、德国、法国等的干涉下保住了辽东半岛。大清抱着所谓“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把俄国当成了一个需要利用并加以贿赂的对象，尤其是在朝鲜、东北问题上，可是没想到，俄国这个畜生熊太贪婪了，乘着义和团之乱，居然派了二十万军队南下，把满洲地区给拿下了，这样的话，甚至也直接威胁着整个朝鲜，此时的日本能不着急吗？话说回来了，龙兴之地都让人家给占了，大清能不着急吗？
甲午战争的时候，虽然中国被日本打了，但是中国人对于日本人反而由轻视一变而为敬仰，甚至开始怀有一种学生对老师的好感！在接下来的日俄战争中，虽然清政府表示要保守中立，但是在感情上肯定是倾向日本的，而且日本也不会独霸东三省，所以中国方面是在秘密地帮助日本，比如说吴佩孚当时就跟日军合作，在东北搜集情报被俄军抓住了，还差点丢了性命。
到了日俄战争以后，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崇拜之情更加深了，而且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中国如果不向日本学习，还能向谁呢？我这里我要说到袁世凯，在他心目中，那日本绝对是头号的学习对象，他后来的所谓“称帝”，也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清朝曾经向美国派出过很多学童，本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因为顽固派的阻挠，结果这个过程被打断了。到了20世纪初，中国便开始了全面学习日本的道路，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日两国的制度、国情根本就不一样，中国学习日本，接受日本的这种“二道启蒙”，就像秦晖老师所指出的，这是危害大大的！在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身上就有显著的体现，比如他们普遍的激进主义，虽然“新文化运动”宣扬所谓科学与民主，但是这些文化健将们大多数人的骨子里其实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为了追求所谓国家强大，就不惜牺牲民主和自由，其实这倒是更像法家的追求。当然了，这也是情有可原吧，只是今天的我们应该看清这些人的真面目。
另外我们可以想想，如果美国和中国离的很近，那么会是什么结果？去日本留学的花费可能都不及去美国的十分之一，所以说文明传播是有成本的，便宜不见得是好货！
在清末与民国初期，中日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稳定的，只要中国方面尊重日本的既得利益，那么日本就不会太过分，而且这个时期的日本内部，也有一种文明化、民主化的追求，只是后来被经济危机等因素给打断了。
中日关系最大的变化的根源，首先就在于国民党的崛起，国民党受苏俄超激进主义的影响，在外交外面也奉行所谓“革命外交”，一天到晚嚷嚷着“打倒帝国主义”，当然后来这个帝国主义其实也包括了红色帝国主义！
不过呢，蒋介石还是清醒的，在反苏反共之后，他需要求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持，所以1927年下野之后他立即到了日本，可是日本的态度有点冷淡，可能还是觉得国民党发动的这场革命，对于日本在华利益有一定的伤害，在华的日本侨民可能都会感到一种不安！
有一个统计，说是日本的在华投资总额占到了其海外投资额的90%，东北又占到了其中的70%。日本还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煤、铁产量——这是其现代工业迫切需要的而其本土又极为缺乏的命脉资源。假如这部分投资丧失，那么无异于人之断血，有一本《中华民国史》中就指出：“尽管这时的日本仍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一大债务国，但它对中国的投资、借款额却在突飞猛涨，1927年在华投资额已高达25亿日元。因此，人们将之喻为倾家荡产、孤注一掷的投资。这种状况，导致日本对中国革命风暴的承受力十分脆弱。”
所以当1928年5月所谓的“二期北伐”打到济南时，日军做出了一种过渡性、威慑性的举动，制造了“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的的确确是恶化了中日关系，这一点日本方面后来也承认，说是“此一事件毕竟加深了南京政府对日本感情的恶化，极应予以重视。说起来，在东方会议上决定的保护当地侨民的方针，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无论如何那不是对一个独立国家所应有的企图。如此用兵，使得两国国民的对立情绪更加恶化，而且隐藏着导致战争的因素。”
这一晃就到了6月份，张作霖被爆杀了！谁干的？现在有的资料说其实是苏联人干的，但是当时中国人认定了这就是日本人干的——这个事件大大恶化了张学良同日本人的关系，使得他很快就“改旗易帜”，从名义上归顺了南京国民政府。
可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蒋介石还面临着来自冯玉祥、阎锡山、新桂系包括张学良等地方势力的威胁，为了对付这些新军阀，蒋介石的首席智囊杨永泰就提出了一个计策，即“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系、以政治方法解决阎系、以军事方法解决桂系、以外交方法对付奉系”，所以就有了后来蒋介石煽动张学良去挑战苏俄，上演爱国秀，结果引爆了“中东路事件”，因为奉军实力太差，爱国秀演砸了！在这个事件之前，蒋介石答应会帮助张学良，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所以伤亡惨重的奉军的确是被消弱了，然而也更加恶化了国民政府同苏俄的关系，也增加了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不信任，让日本关东军方面在两年后敢于放手一搏！
我前几天写了一个文章，我说国民党的激进革命，完全应验了梁启超曾经的担心，这就是“革命召瓜分”！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一年，就是所谓中原大战，后来在蒋介石方面胜局基本已定的时候，之前左右摇摆的张学良方面挥师入关，加入了蒋介石阵营，接管了华北部分地区，这样的话张学良本人也暂时留在了北平，一部分奉军主力也留在了华北。
于是乎，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有些后方空虚了，这一点也是造成关东军敢于放手一搏的关键！
为什么会发生九·一八事变呢？这个我们再从日本方面说说，尤其是要从石原莞尔这家伙身上说说。我在《南京政府那十年》第三卷中对于石原莞尔的生平和思想，都有一个大概的介绍，这里就简单说一说吧！
我曾经说过，日本文明、制度中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陆军的主要学习对象是德国，德国这个国家，后来走向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绝对不是偶然的，同样，日本最终亲近德国、走向军国主义，也不是偶然的，日本陆军受到德国的各种的坏影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石原莞尔及冈村宁次等人都去过德国学习，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充满了诸如虚无主义、激进主义乃至极端主义的因素，信奉这些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主义的东西。当然了，石原莞尔是一个虔诚的日莲宗信徒，这个教派的“日莲圣人”指出过所谓的“统一世界的大规模战争”注定会发生，所以石原莞尔为了让日本在这样的终极决战中利于不败之地，尤其是在同苏联的武力扩张与革命输出的角逐中，处于一种有利地位，包括缓解当时的日本的经济危机，就不能不决定把满州地区给收入囊中。尽管日本天皇及政府当时并不敢这样乱来，担心会遭到西方列强的阻挠！起码美国是明确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的。
大家知道，这个关东军的来历，就是由于日俄战争，石原莞尔当时是关东军参谋，他的想法得到了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支持，大家知道，在日军里，石原莞尔是号称“日军之智”，板垣则号称“日军之胆”，这个家伙是敢想敢干，而且后来的地位也很高，曾经做过陆军大臣！加上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支持，关东军的这一小撮人就阴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日军大本营也听到了一些风声，还试图阻止！只是没能阻止住，这个跟七七事变那个时候有一点点类似，只不过1937年搞阴谋的不只是日军里的激进分子，还有苏联的狗腿子。
当时关东军人很少，只有1万人，加上约1万在乡军人及3000名满铁警察的支援，对于留守在东北各地的20万东北军而言，其实没有什么优势，因为东北军的装备也很好，甚至还有空军。
九一八的细节我就不说了，反正是没有抵抗，主要还是张学良的一种误判。但是更可耻的是，张学良这货拥有很强的军阀本性，当日军打到锦州时，各方面包括蒋介石都希望他能够好好抵抗一下，但他就是不抵抗，而且当时日军只有2万人，东北军则有20万以上，最后张学良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继为由，开始向关内撤退，只留下了三个骑兵总队维持锦州一带的治安。
后来日军又打到了热河，东北军还是不怎么抵抗，东北军元老、热河省主席的汤玉麟表现就很差，急急忙忙弄了200辆汽车装着自己的私产运往天津租界，本人则弃守承德，率千余人逃往丰宁。张学良闻讯大惊，当即下令通缉老汤。
当时还有一个风波，就是在守卫热河时，张学良跟南京政府讨价还价，结果惹恼了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当然这两人关系本来就不好，汪精卫一看张学良对于国家大事这么儿戏，就闹出了一场辞职风波，结果他真的辞职去了欧洲。张学良不久之后，因为丢失热河的责任，也是千夫所指，最后也下野了，去欧洲也呆了半年，避避风头。
但是，这个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样就到了1936年了。6月份前后有一个所谓“两广事变”，其实他们背后的支持者是谁呢？虽然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但是背地里还是寻求了日本方面的支持！由于老蒋比较善于挖墙脚，结果广东的陈济棠很快就垮了，广西则与南京方面达成了妥协，这已经是10月份了。
红军跑到陕北以后，蒋介石就调东北军去围剿红军，但是没想到东北军战力那么差，连败了几次。这个时候张学良就想与中共达成妥协，以免得两败俱伤，甚至于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中共是苏联一手扶植的，张学良完全可以通过中共的关系，来实现与苏联的合作。也完全可以通过打通西北交通线，来实现与南京政府的分庭抗礼——注意，这个时候的新疆是盛世才的天下，而盛世才已经跟苏联紧密合作了，所谓的红军西路军，其实也是想打通西北交通线。
自从1927年占据半壁江山的时候，蒋介石就想做越王勾践，不想招惹日本，这个也是蒋百里的主意，蒋介石对此甚为赞同。蒋介石日记里，对别人都是直呼其名，唯独对蒋百里，是称为先生。后来又有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当然了，这个就是烂污政治的悲哀，不能通过民主方式达成有效的团结，而只能通过逐个的武力削平来实现——那么谁最有理呢？谁应该来做国民政府的老大呢？没法说清！
反正蒋介石一方逐渐占据了上风，当然在这个期间，国民政府方面为了遏制一下日军的侵略气焰，也进行了一些抵抗，比如说“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一二八”打得比较好，日军主帅就换了三次，不断增援，国军伤亡在1万4千人左右，日军伤亡在八千人左右。而且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时候，蒋介石就是想复制一下128的模式，国军打得不错，最后双方也停战谈判了。
长城抗战规模相当大，中国军队共出动三十五个师30余万人参加战斗，损失达6.5万人。日军与伪军总兵力在15万左右，其中日军伤亡近1万，伪军总伤亡在3万左右。
有人要问了：日军这不明显就是要灭我中华吗？他们如此得咄咄逼人？
还真不是，占据东北、占据满蒙地区是真，甚至于想要永久占据满蒙也是真，但是对于中国内地，那就不一样了！甚至于石原莞尔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扶植中国，达成中日联合来对抗西方，只不过因为日本军人做事简单粗暴，伤害了两国的感情，又被苏联加以利用，这个是后来一系列悲剧的根源。
实际上，日军之所以想染指长城一线和内蒙这一带，主要目的就是想守住地理要害，尤其是想切断苏联通过蒙古与国民政府的陆上联系，当时啊，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
日本非常担心一件事，这就是当日本与苏联大战的时候，国军会从侧后方打击他，所以他就想在满洲国与南京政府之间制造一个隔离带，所以才有了他们推行所谓“华北自治”的活动。其实就是想扶植或者打造一个不敌视日本的华北政权。随后就签订了什么《何梅协定》，把国军及国民党势力逐渐挤压出了平津、河北等地。
但是据说这个协定的秘密条款，蒋介石根本就不知道，是何应钦擅自做主签订的，签完也没敢跟蒋介石打招呼！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许中央军再踏进河北一步，否则就是违约！我觉得倒是也有可能，因为何应钦跟很多日本人关系都不错，也许他是觉得退一步也无所谓。
这个时候，抗日情绪不断高涨，这有宣传的缘故，也有这种不了解日本真正意图的缘故，不过还是有一派人，包括了汪精卫、胡适、陶希圣等人组织的“低调俱乐部”，可惜他们不是主流——而那些真正主张抗日的，又是各怀鬼胎！
起码张学良就坚决要“抗日”，当然了，这个抗日是要加引号的，于是他就联合西北军的杨虎城把前去督导剿共的蒋介石给扣了。这一扣不要紧，竟引起了红色沙皇斯大林同志的震怒，原来是中共方面根本没有搞清楚太上皇的意图，所以招来了严厉的批评！
原来中共方面是假传圣旨，他们根本没有向太上皇请旨，一厢情愿地就认为太上皇一定会同意抓蒋。小六子感到受到了欺骗，于是就进退失据了，加上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斡旋，最后张学良决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闯的祸我来背！这个还算是有点江湖义气！
不过还是要指出的是，其实西安事变最大的影响并不是让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剿共并没有停止，而只是因为处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问题，被拖延了半年左右。西安事变最大的影响，就是让蒋介石看到了斯大林的所谓“善意”，于是蒋介石就上了斯大林为他安排好的抗日的这条贼船——因为斯大林后来在谈判时承诺，只要中国抗日，苏联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甚至于在关键时刻还会亲自出兵！这就是蒋介石抗日的底气的来源！所以说西安事变最大的关键在这里！
对于西安事变的影响，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后来说道：“迄今，我得到两个结论：其一，西安事变促成中日之战提早爆发。不论南京官方如何解释，日方认为委员长如果不答应实施张学良的统一抗日主张，张是不会释放他的。其二，西安事变的解决意味着中国将单独抗日。苏联希望远东爆发战争。此种战争将使日本陷入泥淖，解除日本进攻苏联的隐忧。一旦此一目标达到，苏联在外交战略上则予中国有限度的援助，其援助数量仅仅使中国能继续抗战。换言之，不论西安事变的原因如何，但却非常符合苏联的利益。”
而日本方面也是这样理解的：由绥远战胜、西安事变等所引起的国民气势和民族抗日的狂热，使蒋丧失了在中日之间驾御于中间道路的力量；蒋的背后有中共、有苏俄的存在，决定了中日两国的悲惨命运。
但不管怎么说，西安事变的确是一个转折点，一个“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被事实上放弃的开端。
我曾经反复的强调过，全面抗战是突然爆发的，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日本方面都没有准备好，日本方面连弹药都很少，军队多数也是临时征召的。芹圃老师那天给我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斯大林当时指示少奇同志，要隐藏在29军内部的人员挑起中日武装冲突。这方面的证据确实有，只是我没有找到斯大林这个明确的指示的材料，但是按照一种逻辑，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呢，这个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日本方面的二货们。“华北自治”运动不是没有推行成功嘛，日本政府也担心恶化中日关系，所以不想继续推行了，但是一些激进分子不这样想，他们有这种“下克上”的传统，其实还是想在这方面立功的，所以日方的材料中也可以找到他们挑动武装冲突的证据——因此说，中日两方都有爱国贼，他们才是发动全面战争的元凶！
这里我就不再细讲了，感兴趣的可以看看的我那个《解密1937：日本为什么全面侵华》，这里我主要是想强调，日本军队方面当时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大本营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以退求和派，石原莞尔甚至主张华北驻屯军撤出平津地区，干脆撤到山海关以外，免得在那里惹出事端（这个华北驻屯军跟那个义和团运动有关系，又是爱国贼制造的祸端）。另一派是以作战课长武藤章为代表的以进求和派，意图就是通过武力威慑迫使国民政府赔礼道歉之类的，类似于重演长城抗战后签订《塘沽协定》一样。
因为蒋介石背后有这种抗日舆论的压力，以及党内各种反对派及中共的压力，所以他在当时的确是采取了一些有些过度的反应，比如派遣几个师北上，其中就包括了两个中央军的师。按照以前的协议，蒋介石不应该这样干，虽然可能他真的不知道这个秘密条款，但责任应该由国民党方面承担。
一看这个架势，石原莞尔一派在大本营内部就占据了下风，于是乎华北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尤其当时还发生了一个“通州事件”，这是1937年7月29日的事情，造成五百多名日本侨民、顾问、官兵和日韩浪人的被杀，至于谁是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大家就可以想一想了。
于是日军就大举进攻了，于是平津就沦陷了。
为了在对日和谈中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同时也希望西方国家都来严重关切中日冲突，加上国民政府的统治重心在长江下游地区，所以蒋介石与陈诚等人就决心，通过一次迅猛的出击，将驻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都赶下海去！大家注意，对于这次主动性进攻，国民党方面是讳莫如深的，从来都是强调日军主动发起了进攻！其实不是，所以后来参与了这次战役的国军将领张发奎就在回忆录里说道：“简言之，我们采取了主动权——日军在卢沟桥攻击我们，我们挑起了八一三事变。但是我不能在《抗日战争回忆录》中披露这一点，因为我们一向宣称我们在抗（抵抗）战。”
可惜的是，国军战力太差，负责指挥的张治中水平太差，没有完成目标，结果引来日军的增兵，于是又引来国军的增兵，于是日军再增兵……
增着增着，就打成了一次大会战，日军先后投入的总兵力就达到了20余万，国军则在六七十万之众（先后投入的兵力）。其实在128的时候，完全不是这样，国民政府就小小的增援了一下，所以战争始终是有节制的，但是这回不同了，蒋介石有底气了！他非要跟日本人硬顶！
日本方面一看，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军方原来就向天皇承诺了，一个月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这时又承诺三个月就可以解决——大家注意，这句话到了中国这里，居然就成了日本决心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版本，这实在是政治误导的典范！因为当时日本完全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弹药少兵员少，也没有转入战时体制，尤其是满洲国的建设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不愿意被打断。而在中国方面，蒋介石在庐山时也说得清清楚楚，“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为了赶紧解决中国事变，日军于是又一次性地派出了四个师团约10万之众，从金山卫登陆，直接就抄了国军的后路，造成了淞沪战场上的国军的大溃败！
应该说，这次大溃败是影响重大的，而蒋介石是这场大溃败的主要责任人，因为他违背了一个兵家常识，这就是预备队的问题。预备队本来就少，蒋介石还把预备队全部调上了前线，结果造成了后防的空虚，以及关键时刻的反应迟钝。
这一场大溃败不要紧，居然使得前线的日军完全不顾大本营的命令，为了追求更大的战果，竟然一口气就拿下了南京，并且制造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屠杀！
过去还可以说对日和谈很必要，这一回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就使得坚持抗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不过，我们追究这个全面抗战爆发，或者说提前爆发的责任时，首先要看到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中日双方当时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也互相不那么信任。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蒋介石的这种无能，这种误判，正是因为他的政治的、军事的无能，才导致他最后弄巧成拙。以前很多人就问我，伟大领袖是不是要比老蒋的军事水平高呢？我就说，伟大领袖的那个水平，跟山大王的水平差不多，只不过人家有权谋，比如说挑动国军和日军恶斗，人家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说三年内战不过是两个军事外行、常败将军之间的较量，哪个不怎么干预前线将领，哪一方就容易胜出，偏偏老蒋喜欢充内行，而且他还有飞机可以飞来飞去！
当然了，日本方面的那些二货也有责任，包括关东军方面。
当然，也包括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磨，他曾经有过积极斡旋的打算，可是由于担心被激进分子暗杀，所以一直畏缩不前，政治不作为。到了1938年，这个货不愿意老是被军队牵着鼻子走，于是更进一步，发表了一个声明，明确表示不再以国民政府（实际上等同于蒋介石）为对手，而期待与“中国新政权”调整邦交——这无异于不再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近卫显然是小看了老蒋在中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独裁者或者一个政党，完全是可以将其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的！
这一声明关乎重大，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日本的有识之士在后来对此批评道：“‘不作为对手’并不是法律上的词语，让人明显感觉到的只是对于‘对手’的侮辱。据说，‘不作为对手’这句话，是外务省某课长的穷极之策。他本人曾做过这样的辩解：这是故意避开法律字句而苦心想出的暧昧说法。”
针对日方分裂中国、颠覆国民政府（及其蒋的领导）的企图，蒋介石则针锋相对，马上发表谈话予以驳斥，并强调了自己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不然，首先就是蒋的地位不保，这肯定是蒋介石本人不能容忍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努力至此宣告失败！
然而战争在继续，双方谈判的努力并没有结束，这时日本就幻想通过军事手段的压迫，迫使国民政府接受城下之盟，于是就一口气打到了武汉！大家要注意的是，武汉的得失是一个转折点，从拿下武汉的这一天起，中日全面战争就进入了一种战略相持阶段，这时的日军不是没有了继续进攻的力量，而是觉得往后完全可以通过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攻势为辅的手段来解决中国事变了，从此日军也基本不再以攻城略地为主了——直到1944年的一号作战。
关于中日全面战争期间日军对华方略的变化，我曾经也专门写过一个论文，其中尤其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日本方面对于中国内地基本没有什么领土野心，因为内地没有日本所迫切需要的资源，如果以武力来掠夺诸如什么粮食、矿产，那肯定是得不偿失的，日本人没有那么傻，因为代价实在是太高了，人家就是全世界花钱买都可以。
可是日本侵华战争毕竟是事实啊，这个到底怎么解释？我认为这纯粹是日本方面的一种死要面子，就是不能吃亏的表现！《剑桥中华民国史》里就说了：“他们（也就是日本方面）使整个国家为胜利而行动起来，但是，打这场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却并不清楚。正值日本的军政首脑打算把日本的亚洲政策通过与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转向帮助恢复某些稳定意识的时刻，这场战争爆发了。”
其实啊，像日本海陆军里的一些精英人物，比如冈村宁次、山本五十六、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等等，都是反对中日全面战争的，土肥原说这次战争是“师出无名”，冈村曾经是何应钦、孙传芳等人在士官学校的班主任之类的，彼此关系都不错，他就曾经感叹说“我虽有如此想法，但此后却始终在中国战线，并四次出任军司令官，这种与友为敌的命运，真使人啼笑皆非”。所以严格说起来冈村也不算战犯，而且他还积极约束军纪，并没有滥杀现象，但是释放化学武器，可能是个污点。
山本五十六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石原莞尔在1939年前后就曾经想联系山本，想要通过两个人的联合，来促成中日全面战争的结束，但是因为当时石原莞尔处于被监视状态，行动不那么自由，而山本又突然成为了联合舰队的总司令，需要立即走马上任，致使两个人的见面变得遥遥无期……
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对于历史的反思，却必须有如果！如果没有七七事变，会怎么样？如果蒋介石不去主动进攻上海的日军会怎样？如果淞沪会战，蒋介石很有节制会怎么样？或者，国军打得不错又会怎样？包括1938年以后的一系列和谈，如果可以进行得很顺利，又怎样呢？如果石原莞尔和山本五十六见面和沟通了，那历史又将如何发展呢？
好了，就到这里吧，总之，对于历史的反思绝不能局限在一种固定的模子里，大家尽可以大胆假设而小心求证！
最后还是推荐一下我的那几本书，都在豆瓣阅读里有电子版，我的笔名叫明河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