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神话的长征——两万五千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明河]

有鉴于前几次围剿的失利，南京方面不能不改弦更辙，他们一面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实行堡垒封锁战术，一面大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全面剿杀手段，终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迫使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在红军长征过程中，蒋巧施一石二鸟之计，大致将中央势力楔入了大西南，为未来持久抗战提供了战略纵深。随着政治、军事的起色，力图刷新风气的新生活运动也蓬勃展开……




No.1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蒋在削平各地藩阀的同时，自然也没忘了中共这个心腹之患，因此当他每有余力之时，都不忘对中共在各地所建立的苏区进行围剿。
在1932年前后的中国，有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根据地约十几块，其中比较大的两块是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鄂豫皖苏区以及红一方面军所在的赣南、闽西中央苏区。
对于中央苏区的围剿，是蒋在中原大战获胜后的1930年底开始的，到九·一八事变前后，蒋已经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三次围剿。这三次围剿，由于国军投入力量有限、多杂牌部队、轻敌冒进以及红军方面毛泽东的灵活应对策略，结果都遭到了粉碎。1932年5月，当上海的局势刚刚稳定之后，蒋亲自坐镇南昌，又调集了中央军精锐在内的几十个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与此同时，国军也发动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进剿。
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是由中共方面的朱德、周恩来指挥的，他们一改毛式游击战术，采取大兵团伏击的“运动战”战法，利用在苏区内部情报和地理的优势，对采用分进合击战术的轻敌冒进的国军精锐陈诚第十八军十一师予以重创【1】，在粉碎这次围剿之际带给国方以很大震撼。素来与陈诚有隙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利用这一机会，向南京中央建议取消遭到沉重打击的几个师的番号，陈诚本人则愧悔交加，于是向蒋发电请求辞去本兼各职；胜败乃兵家常事，对陈依然信任有加的蒋也不能失去这位爱将对何应钦等人的制衡作用，最后在夫人谭祥的积极斡旋下，陈诚很快又从蒋委员长那里领受了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主办庐山军官训练团。
不过，由于采用了“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的稳妥战术，加之投入力量很大，不但指挥统一且动用了很多“王牌”部队，而红四方面军政治领导人张国焘、沈泽民（茅盾胞弟）不顾养精蓄锐、休整训练的现实需要，提出了分兵南下作战的错误方略，结果迫使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早于中央红军两年开始了长征。
在亲历过鄂豫皖苏区失败的徐向前看来，这次失败，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也在于错误地推行了所谓的“王明路线”。
张国焘、沈泽民等人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的，他们执行的主要是“左”的王明路线，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打击富农；对中小工商业者不是采取保护的措施，而是孤立、打击和没收；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在统战工作上，不去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做争取分化工作，而是强调“绝不妥协”，搞关门主义，吉鸿昌曾派人来新集和张国焘谈判，想与红军联合，但败兴而归；肃反政策上，搞扩大化、逼供信，屈死了很多干部和群众；知识分子政策上，是排斥、歧视、打击。最终吓跑了同情者、中立者，脱离了根据地的群众，大大孤立和消弱了自己【2】。
这跟彭德怀指出的中央苏区的问题大同小异：“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区流窜；富农分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少数富裕的中农，也有外逃者。他们伙同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3】
不过好在当时由于国府要应付来自日本的威胁，及围剿重心暂时放到了中央苏区一边，红四方面经过西行转战三千里，最后在川陕地区又得以建立了一块面积很大的革命根据地，迅速恢复了元气。

为了彻底将中央苏区这颗钉子拔掉，消除掉近在江浙咫尺的赤色隐患，蒋在第四次围剿失败以后，决心倾举国之力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1933年5月21日，蒋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在南昌设立了由他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委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行营办公厅主任；行营原参谋长贺国光为第一厅厅长，主管军事；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主管政治。行营全权管理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个省的军政要务，并由南昌行营组设一个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作为五省一切党政军参谋部。
蒋亲自部署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显然有志在必夺的意思，而且也是为了实行其一石二鸟之计，即驱赶红军西进，便于他跟踪追击，以此将中央军的力量深入到大西南地区。
李宗仁认为，蒋一向忽视红军的发展，这其中除了蒋轻视眼中的“土匪”之外，他也有私心自用的一面，即“意图挟寇自重，内则胁制江、浙一带的财阀和中央元老们，为其出钱出力，外则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鼓吹其反共的决心，以自抬身价”【4】，而且他如此养痈，也意在假红军之手消灭杂牌武装。等到红军势力坐大而蒋系势力也已坐稳南京之后，压迫红军西进的需要，也日渐提上日程。
6月8日，蒋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检讨过往得失，蒋在杨永泰等人的建议下，确定了第五次围剿的基本原则“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采用军事、政治并用方针，将“围剿”定位为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
蒋对此解释道：“具体点说，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该设法变更。……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使他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5】杨永泰则在演讲中指出：“剿匪清乡，差不多要拿全副精神注重政治的基本工作，我们要想根本肃清匪共，就得要先从政治方面去切实想办法才行。”【6】杨还认为“政治之腐败，实为驱民为匪唯一之主要原因”，他主张师法成功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胡林翼：“曾、胡一班人则不仅懂军事，尤懂政治，在努力军事之外，极力注重政治的刷新”。显然，杨永泰等人看到了社会政治、精神信仰等层次的问题，力图从根子上消除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为了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本原则，7月蒋接受行营参谋柳维垣、戴岳的建议，在江西庐山海会寺举办军官训练团，全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蒋对于这一军官训练团非常重视，他自认团长，命陈诚为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兼教育长，以陆大校长杨杰任总教官，由“军事学校”和实战部抽调的48名军官充任教官。训练团还聘请了以曾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军事顾问团、以裘育德为首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以加强军队的技术、战术训练。
训练团设有政治、战术、射击、通信等六门课程，其主要任务是“刷新干部思想，统一战术行动，完成党政军总体战之战争体制”。蒋还亲自讲授了《民众组训》、《战时政治》等课，还指定《曾国藩剿捻实录》、《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豫鄂皖剿匪总司令新颁党政军条规及行营第四厅新颁各条规则》、《军人必读》等作为受训人员必读书目。庐山军官训练团从7月18日至9月18日共开办了三期，轮训军官7500余人。北路军三十多个师的团以下军官几乎都参加了轮训，这对于蒋加强对其思想控制也作用非小。
蒋为强化政治“剿匪”之效，专门制定《剿匪临时施政纲要》13项，把厉行保甲视为“最要紧的政治工作”。为了笼络人心，还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为了对红军进行组织战和精神战，还相继颁布《剿匪区招抚》、《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等文告，此外还设立了“投诚招待所”、“感化院”以期瓦解红军队伍。从争取民众的目标出发，也强烈反对杀戮苏区民众，南昌行营第二科长柳维垣列举了烧杀政策的危害：“匪屋不烧，或尚有毁过反正之日，以烧其屋，即迫其终身为匪……正合共党之希望。”【7】
由以上不难想见，此次对于红军的大规模“围剿”，南京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尽管后来并不见得政治手段就达到了七分，但更多的还是体现了蒋对于政治“剿共”的重视程度。

实际上，出于尽快收拾局面的目的，武力还是这次剿共的重心，为了不重蹈前四次围剿的覆辙，这一次国军方面重新制订了战略战术原则，即所谓“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战略上“以动制静”，意在从外围逐步向中央苏区压迫；战术上则“以静制动”，意在采用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战法对红军不断形成威胁和消耗，但又不给红军围歼的机会。这一堡垒战术是由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这种战术的灵感大概来源于一战时期的堑壕战；不过在晚清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对付流动性极强的捻军时，曾挖了几千里的长沟进行封锁，大概这种思路对蒋本人也有启发吧。
到1934年1月，国军仅在江西境内就构筑了碉堡、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塞等各种碉堡近5000座，到10月红军被迫长征时，堡垒已达14000余座。另外，为了沟通各碉堡，也专门修建了上万公里的公路，可谓工程浩大、不遗余力。为了筹措这些花费，蒋不惜大量举借内外债及加征各种苛捐杂税，由此益发加重了民生的困苦及国家的艰难。
国军利用碉堡和公路组成的封锁网，对苏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交通、邮电等“三封”政策，尤其是粮食、医药、布匹等也重点封锁，以图困疲红军。与此同时，蒋却在不断补充扩大国军，为了适应山地灵活机动作战，蒋还将部队进行了整编，把原来的一个师拆成两个或三个师，每师仅下辖三个团。
1933年8月底，部队整编结束后，蒋加快了军事部署，从江苏、浙江和北方各省调集的总兵力达100之众，可谓规模空前，计有正规陆军64个师、7个旅、6个团另加各省地方保安团，又有11个航空队的飞机上百架。其中，直接用于对付中央苏区的兵力占到了一半以上。而此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不过10万人（外加20万赤卫队），国军在人数上就占到了五倍以上的优势。
10月2日，蒋在南昌召集第五次围剿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部署围剿计划。17日，蒋颁发行动纲要和围剿计划，指示各进剿部队务必遵照已确定的战略战术原则。按照围剿计划，各路军的战斗序列为：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指挥33个师、3个旅，担任围剿主攻任务，下辖第一路军（顾祝同兼总指挥、刘兴为副总指挥）、第二路军（蒋鼎文兼任总指挥、汤恩伯为副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薛岳）、赣闽边区警备部队（司令赵观涛）、总预备队（总指挥钱大钧）。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副总指挥白崇禧，下辖一、二、三军，共11个师及1个旅，扼守赣粤边境以防止红军向南发展及渡江西进，并逐步向北广昌方向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9个师、3个旅，该路军同北路军赵观涛麾下的5个师及4个保安团配合，担任围攻湘赣和湘鄂赣苏区的任务。
另外，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十九路军当时也分派了在东路的任务，目的是阻止红军东进。
9月25日，国军围剿部队趁着红军东方军与中央军分离作战之机，陈诚指挥所部三个师向中央苏区要地黎川发动进攻，从而正式揭开了第五次“围剿”战争的序幕。


No.2 反围剿战争的失利

除了巨大的军事威胁以外，国民党的封锁政策，确实也给中央苏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
红军的武器也残缺不全，全部火力不到10万枝枪，基本没有大炮，手榴弹、炮弹和弹药来源都极其有限。偏偏这个时候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一帮苏俄钦点的年轻知识分子把持了苏区的实权，灵活机变、较懂军事的毛受到排挤——应该说，王明、博古等人起初对于军事上有一手的毛是比较尊重的，但是由于毛日渐流露出的个人专断作风，他开始不为人所喜；待到其以残酷手段激起了“富田事变”，终于令他丧失了军事领导地位。黄克诚曾经指出：“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8】
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毛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一套军事战略方针，即一切以保存、壮大实力为前提，绝不与敌打消耗战；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的薄弱环节，“与其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既歼灭了有生力量，也容易缴获补给品——在实际运用中，毛的这套作战原则，经常表现为在敌进攻前军队进行大幅度后退，这些又恰恰被临时中央政治局视为是毛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等待主义”的集中体现。不过，这种游击战术实际上既不是毛的首创，更非他一人的智慧结晶，诸如徐向前等人也在实际斗争中独立摸索并完善出这种游击战术。
德国是近现代军事的翘楚，国军方面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而红军方面也聘请了一位德国军事顾问。1933年10月初，一个名叫“李德”的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来到了中央苏区，据张国焘回忆录中的交代，共产国际最早是准备派出一位在一战中担任过中下级军官并光荣负伤的老军人，这位年逾五旬的老军官“具有冷静的头脑和丰富的知识”，给张国焘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因为他几次改装牧师前往苏区都被国军所阻，最终无奈的共产国际才改派了30出头的李德前往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张国焘认为：“如果是那位较老的德国人去了，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9】但不管怎么说，总比年轻的李德靠谱一些。
李德原本只是军事顾问，但是在博古等人的配合下，越发直接参与军事指挥，乃至于将共产国际的影响发挥到了某种极致。正是由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教条旨意，在政治上，中共临时中央提出了“两个政治决战”、“保卫与扩大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不切实际的所谓“左”倾口号；在战略战术上，又推行“大军对大军的作战”的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硬拼方针，要求广大红军“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致使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基本丧失了机动性，进而丧失了争取胜利的可能性。
正是针对红军这一军事指挥上的重大误区，在黎川一带的战斗中，蒋在近两个月中多次电令北路军各纵队与红军激战于黎川、临川、金溪一带。蒋的战术明显是利用黎川乃红军势在必守的特点，不急于攻取黎川，而利用大部队对红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充分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空军火力的配合下，迫使红军陷于北路军主力和堡垒群火力网之间，数度频临被夹攻的险境。
9月28日，国军占领了黎川，但中革军委强令红军夺回黎川一带。10月6日、7日，红军东方军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不期而遇，消灭了赵观涛第六师两个多团，缴获机枪29挺、长短枪1084枝、无线电台1架，俘虏1100余人，不过红军自身也损失了大量弹药，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此战本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意外胜利，何况消灭的不过是一支无足轻重的保安团，但李德却片面夸大这一战役的普遍意义，主张红军陈兵苏区边缘，主张向敌人的碉堡、重兵把守的据点进攻。其中命东方军向许克祥第24师据守的硝石进攻，根据红军的判断，许部“与红军周旋，多半迭遭损失，士兵对红军及苏维埃有相对影响，战斗力不强武器不精，非蒋介石主力军。我作战均系东方（军）全部，军力武器均比该敌占绝对优势，而又当洵口战役之后更加勇气百倍”【10】，对拿下硝石相当乐观。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许克祥第24师一直被陈诚控置于总预备队之中，尚未投入战斗，因此兵员、装备比陈诚所部其他部队都较为完整，结果红军连攻五日不克，最后只得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撤出战斗。
10月18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攻打黎川东北的资溪桥，资溪桥也是国军重兵设防的巩固阵地，因此东方军司令彭德怀、政委滕代远两次向中革军委建议不应攻打工事坚固的资溪桥，而应该向信河流域机动作战。可是这一建议未被采纳，资溪桥战役也跟硝石之战一样，于26日红军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
进行攻坚战最需要的就是火力，但这显然是红军的弱项，对于严重缺乏火炮的红军而言，运动战、游击战才是其长项。

28日，中革军委决定正式组建第七、九军团，任命寻淮洲为第七军团军团长、罗炳辉为第九军团军团长。
中革军委命令第七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以期调动金溪、南城和南丰之敌。11月11日，第七军团在浒湾方向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浒湾、金溪、琅琚出击的国军的夹击，红七军团只得在八角亭一带构筑工事阻击敌人。12日，红三军团来援，但在国军的强力反击下被迫撤出战斗；第七军团的阵地终被突破，只好匆忙后撤，这一仗伤亡红军达上千人。
11月15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之十四师奉命前往配合东方军作战。蒋立即命陈诚集中10个师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红军中央军不得不折回云盖山、大雄关地区。17日，国军以五个师的兵力向云盖山、大雄关阵地攻击，双方激战数日，红军在国军的优势兵力及飞机、大炮的轰炸下损失惨重，第一军团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第一、二师师长均负重伤，红军伤亡600多人，被迫放弃阵地，从国统区转移到苏区内部。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从9月下旬到11月中旬连续失利，李德于是又提出了“短促出击”的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和苏区人民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红军的作战主动权尽失。11月20日，福建事变的消息传来，蒋只得暂时改变军事部署，从进攻中央苏区的人马中抽调嫡系部队九个师和宁、杭地区抽调两个师，分别由江西和浙江入闽镇压十九路军。红军得以暂时喘息，也给了红军以化被动为主动的契机。
此时，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调国军回援重地，与十九路军形成战略上的配合，以粉碎第五次围剿。彭德怀也提出了类似的计划，但临时中央害怕失去苏区，也不愿援助十九路军，因此最终坐失了扭转战局的良机。
1934年2月，在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蒋再次调整军事部署。
13日，蒋在南昌召集顾祝同、陈诚、熊式辉、陈调元及西、南两路将领举行重要军事会议，部署推进第五次围剿后期计划。
由于红军方面战略战术指导上的错误，造成了红军在此后一系列战役中的失利。仅仅3月中旬，林彪率红一军团、彭德怀在红三军团在三溪圩、三坑的反击战中，由于临时中央的错误方针，导致红军失去了战胜立足未稳之敌的良好时机，无法攻破国军的兼顾堡垒，致使红军伤亡达2000余人。
4月10日，国军第三路军集中了十一个师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然后攻占苏区首都瑞金。
在国军的强劲攻势面前，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无视红军几个月以来连续作战、严重减员和没有休整的情况，匆忙抽调大量兵力与国军大打阵地战，企图“保卫广昌”。在国军优势兵力、火力的进攻下，4月28日，广昌失守，红军被迫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虽然也杀伤了部分国军，但红军自身伤亡达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计伤亡5500余人。
国军占领广昌后，又集中七个师的兵力于5月15日向建宁发动进攻。16日，国军占领建宁。此后，国军又相继攻占了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至此，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和归化一线，已被国军北路军和东路军控制；与此同时，在筠门岭失守后，国军开始构筑碉堡准备向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会昌进攻。
7月上旬，国军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部署，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依托堡垒群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此时，中央苏区经过数月连续作战，人力、物力消耗极大，苏区进一步缩小，红军已经失去了在内线粉碎国军围剿的可能。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头脑灵活的毛又建议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但中革军委依然拒绝回头，反而要求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分兵六路进行全线抵御。
8月5日，国军北路军集中九个师兵力，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半桥、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三军团一部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军亭到驿前约30华里纵深内，修工事、筑碉堡，以五道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击退了敌人的多次集团冲锋，重创其精锐部队89师。但红军终因伤亡2300余人（其中干部600余人），不得不于28日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国军其余各路军与北路军同时向中央苏区腹地发动进攻，9月初红军在温坊地区以运动伏击战法歼灭了国军东路军一个旅，同时在西线红军也颇有斩获。但这种局部的胜利已经无法扭转中央苏区红军的被动局面，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被压缩在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的狭小地区。
10月上旬，国军北路军和东路军、南路军前后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企图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其围剿红军的最终目的。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突然开始进行战略大转移，一下子就跳出了国军的全面包围。
“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11】。实际上当时是接到了来自国军内部线人的情报，充分知悉了当前的巨大危险，因此不得不匆忙做出了转移的决定。
中革军委于10月7日下令，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由地方兵团接替，将第一、三、八、九军团和第五军团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主力红军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方向的战略转移——即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始。
对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邓小平后来曾经指出：“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限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12】
不过，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诸如实力差距、指挥失误等原因外（肃反也造成了群众的不信任、大量扩红造成了红军的开小差现象普遍），有些学者也指出它更为本质的一个问题：“革命是一定情境中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利器，但不是包治百病的仙丹，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革命甚至也非常态。革命常常以打破现存规则为代价，而规则又是人类社会构成、存续和进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石，其间所显示的冲突，时时提醒人们在革命令人炫目的张力后面，应有也必有自己的限界。”【13】
当然更为直接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苏俄不能像后来三年内战时那样直接对中共进行支援，而灵活务实、权谋卓异的毛也未取得领袖地位。事实上，革命是完全可以由外部强加的，只要这个外力足够大。



No.3 缔造神话的长征

蒋在命令国军合围中央苏区时，为了尽量在途中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他早在1934年5月便发电致陈济棠与何健，要他们在几个月内构筑两道碉堡封锁线。
当国军向中央苏区全面推进频频得手的时候，1934年8月，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这也是蒋江西围攻大业的一项积极成果，为此他对身边的幕僚们说道：“湘赣便红六军团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14】10月，红六军团进入黔东，同红三军会合；接着红三军改编为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之后，两军发起了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教导师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8.6万多人，从江西瑞金、福建长汀等地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准备进至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其中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由项英和陈毅领导，继续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蒋先后筹设了四道封锁线堵截西窜的红军。第一道封锁线设于江西信丰与安远之间，企图以此阻挡红军去路，由粤军余汉谋纵队防守。但蒋在配备兵力时蓄意北重南轻，以便在中央军占领赣南后促使红军进入广东，以便同粤军杀得两败俱伤。但比狐狸还狡猾的陈济棠也不是吃素的，他早于此前已经与红军达成了必要时可以借道的秘密协定，令蒋的如意算盘落空。
还在1934年春时，陈济棠邀请白崇禧进行了一番赣南之行，一个月的旅程后，小诸葛回到广州对陈济棠作了一番形势分析，大意为：“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共产党的根据地逐步缩小。这一战略战术，有了显著的效果。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越缩越窄的失败危险；如果要求生路，必须突围。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方向，这是个关键问题。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版石一带可入粤北。根据当地防军汇报，近日在上列韩坊、古陂等地，每隔十日左右，常发现有共产党军官乘骑，少者五六人，多者七八人，东张西望，用望远镜，进行地形侦察。这很可能是共产党准备突围的象征。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我估计在秋冬之间。那时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15】因此陈济棠于此时就已经开始着手与红军方面秘密接触，制定和执行“互不侵犯、借路西行”的协议。
红军于10月22日顺利突破粤军所放水的第一道封锁线后，向湖南汝城、城口一线前进。蒋得讯后，立即同各高级将领及幕僚们商议，此时根据所缴获的红军材料，蒋此时才基本判定此次红军西移不是战术行动，而是一种战略转移。
薛岳在中原大战之后没多久，从广西跑到香港度过了两年的寓公生活，经过吴奇伟的引荐，薛开始投到了陈诚麾下，成为“土木系”的一员大将（薛岳的夫人方少文与宋美龄是海南同乡，这层关系也很重要）。陈诚对于薛岳的才干非常欣赏，曾经表示：“剿共有了薛伯陵，等于增加十万兵。”【16】等到中央红军西去以后，蒋于26日便命令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率所部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共八个师和一个支队（相当于一个加强师）担任跟踪追击的任务。
本来蒋是希望陈诚来做这个追剿军司令的，但陈诚却保荐了薛岳。蒋之所以同意这个提议，一方面固然在于看重薛岳的才干和威望，以及第四军的擅长追击；另一面应该也在于薛的身份，即他的非蒋嫡系将领及曾经的反蒋派——如此一来，他在追剿过程中，就不会引起各省军阀的过分反感和提防，便于其施行一石二鸟之计。
为了防止两路红军会合，10月31日，蒋下令组织新防线，确定了侧重堵截的方针。同日，蒋又致电陈济棠、白崇禧、何键和陈诚、顾祝同、蒋鼎文等，责成众位务必将西窜的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南昌行营制定了一个追剿计划，其中规定：“我军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各以有力部队，分途围剿，各个击灭之。”
11月5日到8日，红军突破湘军设防的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了湘南、粤北一带。蒋见红军西进甚急，为了阻截红军渡过湘江进至桂、黔边境，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12日，蒋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入湘薛岳、周浑元两部，共十六个师专门进行追剿；令粤军陈济棠主力进至粤、湘、桂边截击；桂军白崇禧以五个师扼守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
11月中旬，红军突破了由粤军和湘军共同防守的第三道防线，由于红军实行的是“大搬家”主义，舍不得丢掉辎重，导致行动速度慢、负担重，当他们西进至湘江一线时，已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11月17日，蒋针对红军已经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后的战略意图和当前形势，决定围歼红军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为此他调集了总兵力达30万之众的国军，撒开了一个大包围圈，在周边要地大量构筑堡垒，从而形成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是非常看不起“流寇”的，认为自古以来“流寇”没有成大事的，红军离开了江西根据地，使得蒋如释重负，对此他给幕僚们打气道：“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17】

11月底，红三军团四师主力渡过湘江进至界首，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60余里的湘江两岸，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制造了有利的条件。
可是由于红军主力负重太多，以至于每天只能行进三四十里，这样就给国军创造了调集重兵进行包围的良机。经过一个星期的激战，红军最终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成功渡过了湘江；可是他们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至于人员损失过半，全部人员已经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下降为3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蒋有鉴于红军仍然有西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因此布置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中央红军北上西去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城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等人提出的转兵贵州的建议。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再次肯定了毛的意见，从而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次会议也标志着红军由教条向务实的战略转变的开始。
贵州多山地，不便于国军围堵部队的行动，而且贵州军阀王家烈、犹国材等人内部不和，混战多年导致力量薄弱，也便于红军各个击破。王家烈等人在治黔期间对于经济、民生也破坏尤多，导致民怨沸腾，便于红军在当地创建新的根据地以立足。
红军经过千辛万苦进入贵州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在乌江南岸的候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与会者有感于过去的错误路线和血的教训，大多数开始赞同毛所提出的红军应在川黔地区迂回战斗的喘息之策，这样也就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状况。随后红军渡过乌江，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从而获得了一阵难得的休整之机，也为中共中央进一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路线问题、经验教训创造了难得的条件。
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等六名政治局委员，以及王稼祥、刘少奇等四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另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高级将领和李德等十人。会议最终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确定了红军今后新的行动方向，即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建立新的苏区。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后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中常委进行了分工，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洛甫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到了3月11日左右，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这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标志着毛权力、权威的正式回归。
由于长征，也导致中共和红军处于一种“天高皇帝远”的状态，以至于部分地摆脱了来自莫斯科的干涉。遵义会议以后，教条派、钦差派受到抑制，务实派、本土派逐渐占据了上风。但要打破国军的围追堵截，事实上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时国军与红军的力量对比拉得更大了。


No.4 三大主力的会师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于1月10日再次电颁《追剿纲要》，要四川的刘湘、湖南的何键、两广的桂军、王家烈的黔军及薛岳的中央军相互配合，集中一百五十多个团的兵力，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了整编，扔掉了笨重的辎重，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加上一个干部团，准备分兵三路向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区进发，准备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各渡河点，迅速北渡长江。
土城战役是毛正式复出以后所进行的首次战役，同时也是一场恶仗，给红军造成了很大伤亡。此战开始前，由于情报失误，红军方面判断川军只有四个团6000多人，而且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结果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后，从抓获的俘虏番号中才发现，原来敌军是六个团一万多人，战斗力也不逊色；加上川军的后续部队又迅速赶到，形势对红军逐渐不利，“出其不意”反成了“腹背受敌”。当战斗陷入胶着状态后，红军总部不得不立刻派出陈赓、宋任穷所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朱德总司令则亲临前线指挥。干部团在陈赓的指挥下猛打猛冲，总算稳住了阵脚；此时原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一军团也回师增援，终于巩固了阵地，但这一仗并没有歼灭土城附近的川军。
而蒋发觉了红军欲北渡长江的意图之后，立即调集了四十多个团封锁了长江，最终在国军的重围之下，红军上演了一出四渡赤水的险剧——四渡赤水，可谓毛灵活、务实风格的集中体现，但事实上也是一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无奈之举！在此期间，红军进行了一场历时五天的遵义战役，击溃和歼灭吴奇伟两个师、王家烈部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缴获枪支2000余枝，子弹10万余发，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既鼓舞了士气，也得到了短暂休整的机会。
土城战役的失利，是情报工作的不足导致的；而遵义战役的胜利，其基础则来自情报工作的到位。徐向前曾在一次谈话中就“四渡赤水战役”指出：“《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作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铮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健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言下之意，就是反对神化毛，反感无聊地吹捧毛。
蒋认为遵义惨败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一度轻敌的薛岳在此后也变得更为谨慎持重。3月2日，蒋决定亲赴川、黔督战，并伺机整理川政。
3月31日，红军全军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央红军不得不改变先前的决策，认为此时已经不能直接由贵州直接北上进入四川，而只能西进云南、渡金沙江入川北上。鉴于贵阳一带有红军的游击队活动，蒋又于4月7日离开贵阳飞往昆明。
龙云生怕红军攻打昆明，也不愿与红军硬拼，因此将主力都抽调至昆明一带有选择地设防，放红军北渡金沙江。到5月9日，中央红军已经全部渡过金沙江。在12日的一次会议上，林彪对毛“摸着石头过河”的作战方针突然提出了质疑，可见当时红军的危险处境。好在到了6月2日，红军已全部顺利渡过大渡河，蒋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破灭了——不过，蒋既然丝毫不惧怕“流寇”成气候，他大概也有些故意要放中央红军入川的意思，尽管他的“一石二鸟”之计也可以通过红四方面军来完成。
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川西懋功地区，实现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红四方面军在退出鄂豫皖之后，经过三千里的西行转战，于1933年初开始在川陕一带站稳脚跟，形成了一块以通南巴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这年秋末，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在蒋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对川陕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六路围攻”，经过十个月的血战，红军共付出了2万余人的伤亡代价，却消灭了8万敌人，实现了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然而，战争虽然胜利了，但川陕一带被破坏得十分严重，可谓十室九空，苏区的元气大伤，1935年初中央军胡宗南部进入了川陕一带，他们会同刘湘等部对红四方面军再次实施大规模的“川陕会剿”，终于迫使红四方面军放弃了川陕苏区，开始进入川西地区准备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按照徐向前的说法，红四方面军在会合时有军队约8万人，加上从川陕根据地撤出的党政机关人员和革命职工，总计不下10万之众【18】。而此时经过万里行军、艰苦转战的红一方面军仅剩下万余人马，且物资粮弹严重短缺，早已是今非昔比。
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目标是试图接近苏俄，以谋求获得苏俄的物资援助。张国焘等人虽然表示同意向川陕甘一带发展，但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于地形和敌情都极为不利，因而主张分兵：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从茂、理北上占松潘西，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主力伺机东向陕西发展；为了解决给养问题，应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
应该说张国焘的主张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出于不被中央控制的个人野心，也是其主张分兵的主要动机。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的两河口开会，张国焘参加了会议，但显然张无法占据上风。28日，会议正式作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为此，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并确定一、四方面军兵分三路（一方面军为左路军，四方面军为中路军、右路军和岷江支队），攻占松潘，北出甘南。
为了向中央争权，张国焘迫使毛与张闻天等人在7月18日于芦花镇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经讨论通过了张闻天所提出的方案：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张国焘的目的已经达到，但“一山难容二虎”，张开始对中央尤其是毛产生了怨恨情绪，以至于他要另立“中央”。
8月上旬，红军总部将各军就驻地分成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一方面军（已于8月恢复原番号）的五、九军组成，从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地区前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红一方面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巴西前进。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随同右路军行动。
红军历尽艰辛，通过茫茫无际、危机四伏的松潘草地，于8月下旬到达目的地。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然而此时，在北进途中的张国焘仍然坚持南下的主张，电令徐向前、陈昌浩执行，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只好率领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的原红一方面军七千多人先行北上——此时的毛其实心中没底，但他毅然做出了与张国焘脱离的决定。
毛走得是如此急匆匆，以至于他们在9月9日夜间没打招呼就先行开拔，天亮后有人报告徐向前“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有些前面的人不明真相，见红一方面军对其进行了境界，竟请示是否要打。徐连忙说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19】
当时由于陈昌浩是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虽然陈对此非常激动，也说了些难听的话，但终究没有翻脸不认人。

9月17日，红军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开始进入甘南。
18日，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毛获得了一份国民党方面的报纸，其中提到国民党军正在对刘志丹所领导的陕北苏区根据地进行围剿，毛不禁大喜过望，没想到陕北竟然有一块根据地，于是几天后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20】。至于毛为什么选择先去陕北，就见仁见智了，笔者估计毛非苏俄方面所钦点且独断专行惯了，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想寄人篱下乃至任人呼来喝去的——大概张国焘也是担心自己的地位被钦差派所取代。
就这样，这支红军先后又突破国军的渭河防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终于获得了短暂的休整期，事实上也标志着完成了所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张国焘之所以决定留在四川发展，其实也是有“圣旨”的，因为在1930年时斯大林就提出过，中国红军应该在四川盆地那样一块地方建立苏区，因为那里交通闭塞、易守难攻，容易切断与外部的联系，而且那里物产丰富，人口密度高，比较容易提供红军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把四川控制起来建成苏区，就可以少受国民党的军事围攻。因为斯大林有这样的指示，因此张国焘才对四川如此恋恋不舍。
然而，张国焘的运气明显没有毛好，在川西地区他遭到了薛岳等人所率领的国军主力部队的重创。9月中旬，左路军和右路军余部奉张国焘的命令，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集结，徐、陈所率领的右路军只好回头再次穿越草地。11月间，红军主力与川军十几个旅在百丈地区展开了一场决战，由于红军在指挥方面的急躁和轻敌，导致作战上的一系列部署和指挥失误；这场空前剧烈的恶仗打了七天七夜，双方都已筋疲力竭，可是就在战局陷于胶着之际，薛岳所率领的中央军突然从南面压来，迫使红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红军在四川的处境越发困难。
就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危急关口，突然传来了“八一宣言”的消息。就在红军长征途中的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有关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要求，特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显然，莫斯科面对纳粹德国的迅速崛起，已经感到了强烈的不安，为免除两线作战之忧，只有放弃既定阶级革命方针、号召中共起来联合一切力量进行抗日，以牵制日本北上。
“奉旨抗日”的八一宣言是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意味着中共关门主义的结束、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开始。遵义会议不过是解决了中共中央的军事路线问题，而八一宣言才真正解决了中共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历史学家对此评论道：“至少在1927到1936年中共苏维埃革命这一阶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政策指导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真的是败也共产国际，成也共产国际。”【21】
此后，共产国际派出张浩（即林彪堂兄林育英）去到陕北，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传达了《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进一步确立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的策略路线。不久，即将这个决议的基本内容和张浩回国的消息，向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作了通报。
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莫斯科方面显然不会承认张国焘另立的“中央”，而没有来自莫斯科的支持，红军就不可能成气候——张的运气又一次明显不如毛！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张国焘只有表示服从中央决定；此时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肯定中央北进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的指示，面对当头一棒，张于是不得不改变初衷转而北上。而且在川康边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也已为事实所证明，1936年初，在薛岳等部的打击下，红四方面军的处境越发艰难。
最后，根据中央的裁决，红四方面军东渡岷江，待红二、六军团北渡长江后，两部会合后共同北进，“第一步抵川北，第二步抵陕甘，为在北方建立根据地，同苏联红军联合对抗日本侵略者创造条件。”【22】
1935年初，蒋调集六个纵队，对建立还不到三个月的湘鄂川黔苏区根据地发动“围剿”；5月，蒋再次集中了八十个团的兵力卷土重来。红二、六军团虽然在两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不错，但由于敌人来得太多、地形的限制、社会政策过“左”及根据地经济、文化落后等原因【23】，迫使红二、六军团不得不于11月间退出了鄂川黔苏区，再次踏上长征之路。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了红二方面军（将32军编入）。9月，两支方面军走出了草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终于陆续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至此整个“长征”结束。
长征无论对于中共还是整个中国历史无疑都是意义深远的，而且长征因为演绎了共产党人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史诗”、“神话”，为中共制造“北上抗日”的舆论做出了有力的注脚，也使得中外人士对于中共的同情和敬佩倍增，因此它成为中共在中国持续走上坡路的真正发端。


No.5 四川独立王国的结束


南京政府控制四川的意义极为重大，最显明的莫过于抗战时期四川所提供的“陪都重庆”。很难想象如果蒋无法掌控四川，那么他还有底气将抗战坚持到底吗？
四川是天府之国，人力资源丰富，虽然经过内战的摧残破坏非常严重，但是其腹地开阔、地势险要，可谓名副其实的稳固大后方。在北洋军阀时期，四川就已不幸成为南北争夺的一个焦点，由于连年混战，引发了当地多个军阀势力的崛起。1917年以后，四川军阀各派系逐渐形成气候，并出现了频繁的混战局面，城头不断变幻着各种大王旗，从1917年到1926年的近十年间，四川军阀混战中主要有以下几次：
1917年北京政府任命周道刚为四川督军，但是段祺瑞派吴光新入川查办，企图控制川、滇、黔地区，于是川、滇、黔联合起来赶走了吴光新。北京政府又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以张澜为省长。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响应广州护法运动，在重庆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联合滇黔军，共同讨伐依附北洋的刘存厚，进占成都，刘被迫退至陕西宁羌。4月，熊克武被孙文任命为四川督军。
1920年5月又发生了新的川、滇、黔军阀大混战，先是部分川军与滇黔军联合倒熊克武，熊失利后退往川北，与刘存厚合组靖川军，进行反击，结果滇黔军全线崩溃，被迫退回云贵——从此以后，辛亥革命以来客军驻川的局面结束，但四川各派系军阀混战的局面却又延续了下去，川军所属各部扩大到十个师以上。
刘湘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校，他在民国内战中青云直上，到1922年他已经成为名义上的川军总司令并兼任四川省长。7月，以熊克武为首的一军和以刘湘为首的二军，为争夺地盘在忠县、合川一带发生激战，由于熊克武联合了刘成勋的三军，结果致使刘湘的二军被击败，刘湘下野后只得退出了重庆。刘湘麾下的九师师长杨森则退往湖北依附了吴佩孚（后来吴失势又去寻求杨的保护），从此他与刘湘也日渐离心。
1923年2月，熊克武与刘成勋联合，又向刘存厚等部展开进攻，杨森奉吴佩孚之命回攻川东。次年2月，刘存厚、杨森联合黔军袁祖铭攻占成都，被孙文任命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的熊克武退走。5月，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督军，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
1925年春，杨森企图统一四川，与刘湘等矛盾激化，引发了川东战争，结果杨森被迫再次退往湖北，继续投靠吴玉帅。次年5月，刘湘与杨森再度联合，向黔军袁祖铭发起进攻，迫使袁部退出了川境，重庆又为川军各部占据。
正是由于连年不息的军阀混战，给四川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各种巧取豪夺无奇不有，对四川人民的生产生活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天府之国”几成人间地狱。
时人对此指出：“果无防区制之毒害，果无四百七十余战之摧残，果无苛捐杂税之横敛，果无八九十年粮税之暴敛……，则虽有天灾，亦能预为应付，而无吞泥粉、嚼草根、啮树皮，人食人之惨象，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灾象，统谓之为前此不良政治之总暴露，亦无不可。”【24】

随着国民党在与北洋集团的交锋中日渐占据上风，四川的实力派人士们都瞅准风向，力争把自己的砝码放在最有利的一边。
还在1926年7月，杨森即抢先派出代表到湖南去见北伐军蒋总司令，表示自己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又派出一路代表去找北伐军总政副主任郭沫若和吴玉章，要求这两位四川老乡向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疏通，请求广州国民政府给杨森以国民革命军军长名义。与此同时，刘湘也派出代表在汉口与国民党代表接上了头；另一军阀赖心辉（此时尚为杨森的部将）的代表则找到了唐生智，赖、唐有些交谊，所以赖心辉希望通过唐生智进行疏通。
另一方面，广州方面也派出了代表前往四川进行策动，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刘成勋四人于是在1926年8月13日发出了讨伐吴佩孚通电，表示愿意出兵北伐。然而杨森由于同吴佩孚的特殊关系，他在刘湘等人发出通电的次日，在万县就任吴所委任的四川省长一职，甚至还给孙传芳发电称：“拟合力恢复汉阳，夹击长、岳，为我帅一臂之助。”等到武昌城将破之日，杨森不得不做出声明：“此次就任四川省长，系因与吴关系不同……虽发表通电，亦不过应付。”眼看局势渐趋明朗，杨森才又最终表示拥护北伐。10月，杨氏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可是就在11月16日他宣布就职这一天，杨森还与吴玉帅密电往还，吴“特任杨森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可谓把军阀唯利是视、见风使舵的本性演绎到极致！
北伐军拿下武昌后，相继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21军军长、赖心辉为22军军长、刘成勋为23军军长、刘文辉为24军军长，以后蒋又任命邓锡侯为第28军军长、田颂尧为29军军长。就这样，四川军阀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已经纷纷改旗易帜，其中刘湘被任命为川康绥抚主席。刘湘也对蒋的青睐投以回报，在四川境内加紧反共工作，在重庆制造了所谓的“三·三一惨案”，先于蒋武力反共一步。
为了更好地掌控四川的局面，蒋玩弄起了一系列分化、瓦解、拉拢、收买或施加压力等手段，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四川内部军阀间的权力争夺，其中以刘湘、刘文辉之间的争夺大战最为引人注目。
刘文辉本系刘湘的亲堂叔，刘湘与刘文辉等联合打败了杨森等同盟军，由此形成了四川新的“四巨头”，即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其中又以二刘实力更为雄壮，各拥兵十余万。从1930年到1932年，四川各派间维持了一段表面上的暂时平静，后来由于刘文辉反蒋、刘湘拥蒋，在蒋的挑动之下，二刘叔侄终于兵戎相见。
由于有蒋的支持，以及暗中同川军各部的结盟，刘湘在二刘之争中逐渐取得优势，经过成都巷战、荣（县）威（远）大战等激烈较量，不支的刘文辉最终退守西康。碍于“叔侄之情”，在刘文辉部兵力损失七成、地盘损失八成、已无反抗实力的情况下，刘湘出让雅安给刘文辉，以备有朝一日与蒋发生对抗时可资利用。1933年9月6日，刘湘、刘文辉发出联名通电，双方停止敌对行为。
自辛亥以来内部战乱达22年之久的四川，终于日渐统一于刘湘之手，刘还下决心废除了营造大小军阀独立王国、臭名昭著的“防区制”。古语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25】，民国的四川历史又一次为这句话做出了注脚。
正是由于连年战乱，对于四川的民生破坏极其严重，因此当刘湘准备开发、建设四川、掌控四川时，红四方面军及红一方面军等又相继而来，不啻又是当头一棒！

长征开始以后，由于担心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于是令刘湘赶赴南京，商议对策。
刘湘对自己的南京之行顾虑重重，老谋深算的他对其驻南京代表邓汉祥说道：“红军西来的目的，究竟是在于拿下四川或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如他们的目的是在拿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护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更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26】
因此，当蒋以四川的军队系统不一、不能发挥清剿力量为借口，提出要派出10个师入川协助作战时，刘湘当即表示拒绝。见刘湘态度坚决，蒋不得不取消了派兵的计划，而改以组织军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帮扶，驻川参谋团以贺国光为主任；蒋又建议以康泽任参谋团保安处张，刘同意贺国光的人选，却拒绝作为大特务的康泽入川，蒋只好让步。1935年1月，参谋团进驻重庆，带有别动总队及宪兵一团，计2000余人——参谋团声称其任务是督导“剿匪”，而其实它不仅可以干预川省军政，就连贵州、云南和西康的事情，也都要过问；参谋团的入川，实际上是蒋系中央势力的武装打入西南的开始。
由于川军的竭力阻止，红军终于没能通过贵州直接进入四川，这让刘湘松了一口气，可是待到5月时，红一方面军绕道云南北渡金沙江，刘湘虽派出杨森部予以布防，但还是未能赶上红军前进的步伐。此时，红四方面军已于3月强渡嘉陵江，向南面攻来，两大红军主力已有会师之势，川中将领无不惊慌失措。
为了将会师后两个红军主力赶走，刘湘等人不得不集中兵力在百丈关一带展开了拼死的争夺战，终于迫使红军于1936年春撤走。然而“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已经随着红军进入四川的中央军就是赖着不走，在一纸命令夺走了刘湘的军事指挥权后，蒋便有恃无恐地对川军进行了统一整编，规定团长以上人员均有南京军政部委派。
1935年秋，蒋在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亲任团长，又开办中央军校成都分校，轮训和收买四川军政人员。刘湘的权力每况愈下，刘湘与蒋之间的矛盾也逐步上升，直到抗战爆发后不久的1938年1月刘湘的病逝。
对于刘的死，可谓众说纷纭，不少材料都表明刘系蒋方的特务所毒杀，但作为刘湘亲信的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则认为刘完全是被蒋气死的【27】，因为蒋要借抗战之机肢解川军。


No.6 大张旗鼓的新生活运动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严重威胁着国民党较为世俗化的统治，威胁着缺乏蛊惑力的三民主义，这种赤色革命思想的威慑力量甚至比军事威胁还要可怕，因此面对三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因经济危机而引发的方兴未艾、汹涌不息的红色思潮，蒋不禁感叹道：“此种思想上之流毒，实较有形匪患尤甚。”
为了提高自身素质并适应国家领袖的角色，蒋开始聘请了一帮专家、学者来为自己专门授课，通过这番认真的学习，胡适不禁认为蒋确实越来越像个领袖了。
而针对蒋的心病，作为股肱干臣的杨永泰在适当的时机递上了一份已经写好的《新生活运动纲要草稿》【28】，杨对此解释说：推行新生活运动对于收拾民心，提高国民素质，对付共产党的洗脑都能起到积极的抵制作用；此外，还能起到收拢民众之心、对抗日本的更深层的意义。对于这样一个一箭多雕的谋划，蒋对此深为赞赏。
正是出于从思想上对抗赤色思潮、凝聚全国人心的目的，蒋在南昌发起了这个旨在恢复中国固有道德、达到“民族复兴”的所谓“新生活运动”。
按照蒋及杨永泰等人煞费苦心的策划，新生活运动试图从国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基本方面入手，用“礼义廉耻”等传统的伦理纲常、四维八德，与德意法西斯手段、西方民主国家的某些生活方式相混合，来整治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和其他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维护国民的一党专政统治，达到其控制下的国家复兴。
新生活运动的组织发起，与“三民主义力行社”关系密切。力行社的成员大多到国外考察过，十分倾慕西方的政治、社会生活，有的成员曾去往德国，更觉纳粹治下的社会秩序井然，而国内却是糜烂杂乱，他们试图对国家有所匡救、对蒋校长有所辅弼。1933年9月，蒋为了要他的亲信骨干们负起责任，于是就在力行社中大肆鼓吹“伟大的中国的第二期革命，现在已经临到我们头上”，因此他要求大家为国民党的统治积极出谋划策、贡献方略，而一批力行社成员便有了倡导新生活的建议。
11月，蒋在南昌行营成立了“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下分政治、党务、军事三组，其中政治组的设计任务之一就是中国文化的改进，目标是“要从教育学术和一切文化事业上，将国民心理和社会风气，以至民族的气质性能，使之革新变化，以保根本的挽救危亡，复兴民族”【29】。这一运动的筹划设计工作由政治组中的数名委员暗中进行，其中邓文仪作为力行社的台柱子，主持了新生活运动的规划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1934年2月19日，江西南昌各界500多人齐集百花洲附近的乐群电影院，参加扩大的总理纪念周，其中包括了南昌市各学校的校长、国民党党政军各界官员等。蒋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由此开始为新生活运动揭幕。21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蒋自任会长，邓文仪任主任干事。22日，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公共召开首次干事会议，研究制订新生活运动推向社会的各项规划、章程，会议决定以南昌为试验区，然后在全国逐步推行。
3月1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公共体育场召开新生活运动市民大会，南昌及附近二十多个县市民中有10多万人被要求参加了大会；蒋、宋夫妇均出席大会，蒋专门发表了《力行新生活运动》的演说。18日，南昌新运促进会又组织市民举行提灯大会，以为新生活运动制造声势——提灯游行，本来就是民国时期特有的一道风景线，当时各大中城市和集镇上，经常举行提灯游行和灯火晚会，可谓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助兴方式；而提灯游行还有一个好处，即可以把需要宣传的口号、标语都写在灯笼上，灯笼里的烛火一亮，灯笼上的字就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可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又有一定的广告效果。
很快，经过蒋及国民党各级机构的大力推动督促，南昌的面貌在短期内有了明显改观，其中以“规矩”、“清洁”两项最为显明。
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后，迅速推向全国，南京、上海、福建、北平、江苏等省市，相继成立地方性的新运组织。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通令各地各级国民党党部，要求“以新运列为党务考绩”，这一措施进一步加速了新运的推行。
到1934年底，全国除东北及西南数省外，各省市均已完成新运的组织工作。

新生活的主要内容，经过蒋及其幕僚的反复宣讲、补充，日渐形成了这样几条主旨：
第一，以“礼义廉耻”为新生活运动的准则，其目的无非是要百姓甘做国民党政权的驯服臣民，从而消弭人民的民主要求尤其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主张。
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对此指出：“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和蓝衣社试图把他们的精神——法西斯精神——输入中国人民中间的尝试之一。但这是一个隐蔽的目标，为了实现他改造国家的要求，蒋介石运用了儒家学说，乃至基督教。蒋介石用来指导新生活运动的儒家学说，是经过改造，相对减弱了的儒家学说。这是一种大众儒学，它全无哲学的精妙，被剥去了伦理道德的要点。这是一种标准口号式的儒学，为了公众需要而被缩略成四种含糊不清的美德：礼、义、廉、耻。”【30】
第二，新生活运动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为实行起点，提出要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如此才能是“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新生活运动也提倡禁烟、禁赌、禁娼等，甚至反对纳妾。
第三，以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和“艺术化”为追求目标，以“军事化”为最终目标。蒋一再强调，只有“使全国国民都能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才能解除内外交困的危机，“完成其安内攘外之目的”，并要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
新生活运动从发展起到结束，历时长达十五年，其中以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三年，为国民党推行新运最卖力的时期，这一时期同时也是民国史上较为和平与欣欣向荣的一个春天。新运正是伴随着蒋对于中国逐渐稳固的统治而到来的，1934年是中国进入新生活的第一年，“历史似乎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血风腥雨的屠杀，转瞬间换成了移风易俗重教化”【31】。
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等口号逐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对于蒋的统治稳固确实发挥了很大成效，在西安事变时便表现非常明显，受厄的蒋成为万民同情和关心的对象，也已经公然成为全民拥护的不二领袖!然而随着蒋政权在大陆的覆灭，新生活运动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代之而起的则是另一种更彻底、更极端的强制“新式社会改造”运动。
从本质上而言，新生活运动体现了权力对于社会控制的一种强化，它是执政者对于社会全面控制、谋求改良的一种尝试，只是因为国民党独裁的弱势，他们暂时还没有这个力量对于社会进行全面的重塑——不过这种重塑都带有强烈的思想专制色彩（如大量禁书），是极权统治的重要表现，国民党迁台以后就愈加明显了。
正是感到对于自由的侵犯，对蒋的新生活运动的内涵持不同见解的也不乏其人，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先生对此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胡从西方的民主政治说起，反对侵犯人权的所谓新生活。
汪对此也持有异议，他认为蒋以法西斯主义来统制国人生活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个人独裁，不符合国民党党治的宗旨，因此加以反对；而且他也意识到新生活运动本质上是按蒋的模式去生活，是扼杀人性、扼杀个性的表现，连思想权都要专制的独裁者，实在是令他无法容忍，因此汪反对将礼义廉耻纳入国人的生活。
如果从更高的层面去看，新生活运动扩散到全国，影响到抗战、波及了后来的整个民国历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凡是以运动的形式出现的社会改造行为，都是一场历史的滑稽剧，终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可是新生活运动也绝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它包含了凝聚人心、准备抗日的意义。
开展新生活运动，即是以精神总动员的方法，意在唤起国人的现代觉悟与意识，从而成为提高人民觉悟方面的积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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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注释：

【1】参见《杨伯涛回忆录》，一般材料认为是予以全歼，实际上只是重创.
【2】《徐向前回忆录》，P142
【3】《彭德怀自传》，P188
【4】《李宗仁回忆录》，P487
【5】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
【6】转引自《由郑学会到新政学系》，P209
【7】柳维垣《剿匪实验见解录》
【8】《黄克诚自述》，P100
【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P488
【10】《五军团第十三师硝石战斗经过详报》
【1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
【12】《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13】《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P480
【14】《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P3
【15】《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P93
【16】《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P36
【17】《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P5
【18】《徐向前回忆录》，P303
【19】《徐向前回忆录》，P335
【20】参见《毛泽东年谱》
【21】杨奎松《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P98
【22】《徐向前回忆录》，P354
【23】参见《萧克回忆录》，P223
【24】《赈务旬刊》第31期，转引自《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
【25】语出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警录》，但明代史学家高岱才批评明初割据四川的明昇时说：“蜀地与中原隔绝，昔人谓其后天下而乱，亦后天下而平。大抵中原有事，蜀必割据；天下一统，蜀亦不能久存也。玉珍非有雄才大略……”两种说法其实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有历史事实作为依据。
【26】转引自《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P119
【27】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邓汉祥《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
【28】《新生活运动史料选辑》
【29】《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
【30】《流产的革命：1927-1937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P84
【31】《“模范”南昌：新生活运动策源地》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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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部分内容：



广西问题刚刚解决，蒋就于10月22日来到西安，尽管当时绥远等地区对日形势非常紧张，但蒋仍逼迫张、杨继续进行剿共战争，试图消灭红军于立足未稳之际。他在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召见张、杨，向其宣布剿共计划，性格直率的小张代表东北军全体将士向蒋委员长表示反对内战、要求一致抗日，性格深沉的杨则只是委婉地表达了剿共的不得人心。
10月27日，蒋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巡视，这个训练团是小张为了改革东北军的陈腐习气以适应抗战需要而筹办的，蒋在次对五六百名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们大谈剿共与抗日的轻重缓急，并威胁不听命的人便是不革命，将遭受制裁。10月31日是蒋50岁的生日，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阳，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名为“避寿”，实则调兵遣将以部署新的剿共战事。几个月前被调到两湖地区对付两广事变的那些中央军嫡系部队，如今又奉令北返，有三十多个师被部署在平汉与陇海铁路各要点，随时可开往陕甘。这些部队对东北军、西北军也是一种督战的压力，形势已经到了燃眉的时刻。
蒋在洛阳期间，小张曾两次前往诤谏：第一次是与阎锡山结伴同去，二人向蒋祝寿后，劝蒋停止内战、团结一切力量以共同抗日，结果遭到了蒋的严词拒绝和斥责痛骂：“我是委员长，代表革命政府！你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现在我宣布——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小张强调了一个事实：中国要反对日本就必须联合苏俄，如果蒋不想与红军合作，他也须考虑能否与苏俄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
蒋断然回复说：直到中国土地上每一个红军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都被关进监狱，那是再来谈论这一问题；我们要把局势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别担心苏俄将完全愿意讨论中苏同盟的问题，有无红军都无所谓；如果我们首先消灭了红军，今后在与苏俄谈判时，就能够处于一个优越得多的地位。我们的责任是消灭国内的共产主义威胁，首先把中国人民从红色帝国主义手中解救出来；然后我们再考虑其他的同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抵抗日本【8】。
蒋在洛阳阅兵后又在礼堂训话，他除了大骂共产党是汉奸外，还痛斥“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在台下的小张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绥远抗战爆发后，张于11月27日给蒋写了一份“请缨抗敌书”，要求率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开赴绥远抗击日本侵略，又遭蒋的拒绝。
为了部署新的剿共战事，蒋于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邵元冲等也陆续来到西安。蒋百里刚刚奉命从欧洲考察回国，也特意来到西安向蒋汇报，不想也赶上了那惊魂的一幕。


【8】参见《张学良的政治生涯》，P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