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稿,2017年3月修改】
袁世凯是近代史上一个谜一样的人物,看似大奸大恶,又似乎大智大勇,这二者和谐地统一在他的身上;他似乎精明无比,又仿佛愚蠢至极,这二者也神奇地统一在他的身上,让人难以捉摸。
民初袁氏任临时大总统时,国内几乎一面倒的赞颂,包括来自孙文、黄兴、宋教仁等前革命党也是不吝言辞,真可谓众望所归!及至其称帝的企图被打破时,又真可谓四面楚歌之声!
现在大家一说起袁世凯的罪过来,主要就是指责他是所谓的“窃国大盗”,痛斥其欲“复辟帝制”。那么我突然想问问大家的是,打天下、坐天下是不是一种“窃国”?就像章太炎在1928年间所批评的,袁世凯无非是一个人做了皇帝,而国民D却是一个党做了皇帝(一个人做皇帝并不意味着就是专制的,但一个“党皇帝”的出现那必然意味着专制)。如果恢复君主制于国于民皆有利的话,“复辟帝制”就真的错了吗?虽然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我曾经思考过一件事情:如果朝鲜(及其邻居们)至今真的还是君主制,那么那种个人绝对独裁、斯大林主义式(极权主义社会)的滔天罪恶还会发生吗?或者说权力斗争还会那么残酷、血腥吗?至少,如果它的西边邻居搞了君主制,还会不会搞什么灵魂革命、文化革命的幺蛾子呢?打着诸如民主旗号、有实而无名的独裁专制,历史已然证明,其危害性要比真正的君主制大,甚至大得多!20世纪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就是轻易地推翻了君主制!
我也经常感慨说1913年是一个转折点,如果没有宋教仁的被杀,没有孙文及其党羽的捣乱,袁世凯还会那么显得“任性”吗?不见得!正是有鉴于乱党作祟,所以袁世凯出于稳定局面计,就不能不走向个人独裁;与此同时,由于军事手段大规模的运用,也造成了军人势力的进一步坐大,乃至反过来侵蚀袁世凯及中央政府的权力。
袁世凯的权力自然是具备了一定的法理基础,首先他传承自满清的合法授权(满清在国际上是获得一定承认的,毕竟它与各国已经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后在民意上他也具备了一定依据。而更为关键的是,袁氏是当时中国最为强势的人物,时值国家的巨大转型,不需要一个强势人物来掌舵吗?否则就要秩序大乱,起码边疆危机要大爆发,所以梁启超、蔡锷等人愿意支持袁搞开明专制;而且袁世凯本人也有的是具体的国家建设经验,甚至说他是非常开明的(不排除他有相当狡诈自私的一面),他来出任国家元首,几乎是不二人选——这一点几乎明白点事理的人都是承认的!
那么袁世凯到底为什么要称帝呢?我们不妨来试着分析一下。
首先就是前面提到的,在二次革命的时候,地方势力、军人势力越发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那些有兵有权的,根本不拿法律当回事,甚至于对袁本人都很不恭顺。比如掌控陆军的段祺瑞,有时他对袁世凯表面的尊重都做不到了,甚至恶语相向,让袁世凯十分难堪;毅军统领姜桂题竟然当着袁世凯的面满口脏话,还敢拿袁世凯会客厅的痰盂撒尿;更甚者,江苏督军张勋连民国的国旗都不挂,一切规矩大体都还沿用前清那一套,袁世凯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大家看过《史记》或者《汉书》,可能就知道刘邦当年刚刚登基称帝之后,众臣子们在朝堂上种种不恭情状,令刘邦不胜其扰;最后还是叔孙通出来,拟定了一套隆重的礼仪,要大家都跟着三跪九叩,慢慢的才让刘邦无上的帝王权威建立起来。
如果袁世凯也成为皇帝,他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刘邦第二”呢?至少他心里也会这样期望。
其次,袁世凯家族有一个魔咒,就是男丁都活不过60岁,偏偏袁世凯本人又比较迷信,因此他就开始幻想以登基称帝来“冲喜”(唐生智、陈济棠这些人都极其精明,但也都非常迷信,最终都被迷信给害了)——这也算是袁世凯的一个私心。
另外,英、法这些先进国家在经历过革命的震荡以后,因为各种不适而出现了君主复辟或者拿破仑称帝之类的事情,那么共和革命后的中国能够完全避免这种不适感吗?经历过两千多年帝制的深入骨髓的统治,国民真的习惯没有皇帝的日子吗?起码他们心中对于“明君”似乎还有一种热切的期盼——“明君”的出现,至少便于打压各种野心家!
当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有无皇帝并不是真正的要害,要害在于能不能顺利推行君主立宪、虚君共和——做到分权与制衡才是关键之所在,哪一方独大都不是好事,更遑论完全消灭反对力量!如果君主制更便于推行民主宪政,那何妨恢复君主制呢?
如果当时的中国尚有皇帝在,那么至少可以避免野心家们对最高权力的过度觊觎,避免一些过度残酷的权力斗争,君主也可以起到很大的社会矛盾的调解作用,甚至于君主还可以制衡某些政治强权人物的独裁。
在当时的很多中国人尤其是袁世凯本人看来,同文同种、快速富强的日本,才是中国最理想的榜样,而日本却是所谓的“君主立宪”模式(跟民主化较为深入的英国还不太一样,天皇的权力非常之大,日本至多算是一种半立宪半专制的模式)。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在称帝以前,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已经可以无限连任,而且还可以指定下一任总统,这跟皇帝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如果袁世凯真的成了皇帝,那么他的子孙也可以做皇帝,但是深悉中国社会权力运行法则的袁氏,一定会认为他那些不肖的子孙做了皇帝就是好事了吗?除非真的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为子孙后世考虑——就会成为袁世凯的一种变革的动力。
对于称帝之举,袁世凯其实更看重列强的态度,起初德国、英国、日本等都支持袁世凯称帝,只是日本稍微有些阴晴不定。正是在列强怂恿鼓励下,袁世凯终于迈出了称帝的第一步,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帝制算是从此拉开了序幕。
可是由于一战的爆发及旷日持久,令英国、德国等自顾不暇,日本的态度就成了最重要的,偏偏日本对于中国是不怀好意的,有意要挟袁世凯,甚至还想拆他的台。
………………
不管怎么说,对于称帝之举,袁世凯的确是错了,他错在对形势的错估:
首先,错在可能真的被儿子及筹安会诸人蒙蔽了(比如伪造报纸的事情)。
其次,如果袁世凯称帝,那么部下们就要对他下跪,这些是包括段祺瑞等很多北洋元老们都十分抵制的。
最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是袁世凯所始料不及的,致使日本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加大。作为袁家亲戚的张伯驹曾经如此分析道:“项城之为帝制,其主因,实乃由英、德两国之倡赞。英、德皆帝国,谓中国尚不宜共和,实为妒日本对中国侵略独获其利。项城以有两大国之奥援,国内为其所掌握,用远交近攻之策,日本器小易盈,容易对付,帝制自为,百无一失。不意欧战发生,英、德成交战国,自顾不暇。日本遂提出二十一条,对项城压迫,又买走段祺瑞,拆散项城之班底,帝制遂失败。成败主因,实在国际而不在国内也。”
此外,秦晖教授也曾经指出,辛亥革命以后的很多中国人之所以不想再恢复君主制,其实正在于中国人是怕皇帝,而不是爱皇帝、敬皇帝,因为两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已经让皇帝的丑恶面目充分暴露(其实是制度造成的),一旦皇帝失势,百姓必定会痛打落水狗!
一贯的保守派如梁启超等人,也是极力反对袁世凯称帝,此举突破了他的底线。梁氏认为不宜胡乱折腾:今天订约法,明天改约法;今天召集国会,明天解散国会;今天是总统制,明天又是内阁制;如今又想改变国体,越折腾就让政府的威信就越低,这是无风鼓浪,兴妖作怪——梁启超也曾经反对袁世凯解散国会,解散国会也体现了袁世凯对于近现代文明的体认不足,不管他出于何种理由,这都是一大错也!
当然,重中之重的大概是,袁世凯的威望、权柄还不足以称帝——除非是国家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推举他做皇帝。拿破仑的权威和控制力都来自于频繁的战争,这一点是袁世凯所不具备的,何况拿破仑称帝时是如此年轻!
袁世凯其实并没有正式登基,严格说起来不是真正的“皇帝”,他虽然接受了拥戴并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但他没有口称过一天的“朕”,更没有举行过正式的登基大典。
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袁世凯始终还是有一种走一步看一步的试探心理,这也是他比较老成的表现:帝制初起时他神神秘秘、讳莫如深,对谁也不说实话,有时几乎赌咒发誓般地撇清自己,说是没有称帝之意;帝制进行中时,他又一步三回头,忽冷忽热、左顾右盼、战战兢兢,完全没有了平日沉稳、大度的模样;帝制后期更是心虚胆怯,迟迟不敢登基,一看情形不妙,马上又宣布撤销了帝制。
令袁世凯意外的,应该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致使“墙倒众人推”的局面生成——其实这既是外部的日本(借重革命党等)欲图搞乱中国、从中渔利的图谋,也是内部一些地方实力派等对袁世凯和中央集权的一种反击。当然,很多忧国之士还是觉得君主制早已是明日黄花(这些人其实也缺乏深思熟虑)——袁世凯面对这种空前的困局,形如火盆上被烤之人,以致“不好好治病”,延续寿命不成,反害了卿卿性命!
………………
以上皆为本人不成熟的思考,仅供大家参考。这类话题显然还需要深入,若有兴趣者,不妨参考一下石之轩所著《袁世凯1916:悬崖上的龙椅》。
袁世凯称帝就一定是错的吗?
版主: 周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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