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禽公案总传疑 ——再谈汪兆铭其人其事

[周明河]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汪兆铭客死东瀛，结束了自己饱受争议的一生。
12月17日，著名学者吴宓去到当时的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陈寅恪，陈先生有感于汪氏之死，当即作挽诗一首，遂命吴先生笔录下来，并传示二人的好友、著名政治学者萧公权先生，其诗为：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时至今日，作为我们这些读史的后辈，不能不倍加赞叹陈氏这种超然于政见与流俗之上的史家慧眼，也不得不由衷感叹历史之复杂、定论之艰难！
出于对这段“冤禽（精卫鸟）公案”的极大兴趣，笔者不才，愿意在这里表达些一家之言，以供大家来参考、批评吧。

【一】

追根溯源，我们还是要从汪兆铭的出身说起，此所谓“知人论世”。
汪家原籍徽州，虽是世代的书香门第，但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沦为所谓的“绍兴师爷”，汪父中年时游幕于广东番禺（今广州），从此即安家于此。汪父先后在广东的十余县署任幕僚，所以汪兆铭于光绪九年（1883）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
兆铭的生母吴氏是汪父的续弦，二人之间差了三十多岁，而兆铭是父亲十个孩子里年纪最小的，可能也是由于他父亲生他时已经六十多岁，所以他从小体弱多病，更添一种天然的诗人性情吧，因此少年时代的他已经小有诗名。
汪家生活颇为拮据，多赖母亲的勉力维持，兆铭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他后来在回忆母亲时说道：母亲每天鸡鸣便起床，对上服侍自己年老的丈夫，对下抚育年幼的孩子们，柴米油盐等家常琐事无不细细计较，往往到凌晨还不休息。兆铭因为年幼无知，只知道饿了就找母亲要吃的，吃饱了就跑一边去玩闹，懵然不知母亲的劳瘁辛苦。逢年过节，兆铭和一帮孩子玩得不亦乐乎时，但见母亲徘徊于室内，看着头顶上，微叹有声；她翻箱倒柜拿衣物去典当，得钱后就交给家里的佣妇去市集上买来一应果品；等到亲友来到自家，则笑语相迎，殷勤招待，好像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本人翻译为白话】。
可是不幸的变故还是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了这个温情之家，1897年母亲病逝，次年9月，汪父又因感染霍乱而去世；没几年，兆铭的两位同母哥哥也相继病亡——这种惨痛的人生际遇，加上当时对于国事的忧愤，积聚为对于“人生至深的苦闷”，不能不使得汪兆铭对于生命的态度有别于常人！
汪喜欢用“薪”来自喻，每每自称不是政治上的栋梁之才，却不惜为国家献出生命，如同“薪”燃烧自我发光发热一样。汪留日以后，开始受到民主革命及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越发对于暗杀这种自杀式的行动推崇备至！因此才有了1910年三四月间谋刺摄政王载沣的举动，也有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传世名篇！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汪依然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感召，于1912年2月加入了无政府党人李石曾发起的“进德会”，对于政治采取了一种拒斥的态度，而改行一条教育救国、启蒙宣传之路。不久之后，这帮无政府党人就去到了法国开始了勤工俭学，汪因“平日自恨不通欧文，于世界科学真理茫乎不知其畔岸”，因此拒绝了孙文的邀约，也追随大家来到了法国。
如果汪兆铭从此以后走上一条类似蔡元培等留法好友的教育救国之路，那么他在中国历史上所遗留下的印记就单纯多了，可能他会获得诸如诗人、学者及教育家的头衔。
可是偏偏汪的血液里有些激烈的因子，他的奋发敢死也使得他坐不得长久的冷板凳，因此当时孙文等人所践行的革命激进主义路线，也慢慢将他吸引过去，从而此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有时候我想，像汪兆铭这样的人之所以会如此激烈、如此决绝，完全是腐恶、野蛮的社会所造成的，专制主义孕育了激进主义、极端主义，而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反过来又造就了变本加厉的独裁及更为可怕的极权主义！观诸法国、俄国、中国等历史无不如此，只是极端主义在俄国尤其中国的成功并非是必然的。

【二】

汪在留日时期虽然一度追随过孙文，但二人的龃龉其实甚多，乃至一度差点绝交。
有一回，身在越南的孙文就曾对汪说道：“你怕热吧？等我打到北京去，我把颐和园给你住。”汪听到这种话后不禁愕然，自此以后他心中就有些闷闷不乐，虽然自己也不解何故（民主革命的目标难道是打天下坐天下吗？孙文脑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
在“二次革命”问题上，汪也不赞成孙文的“倒袁”军事行动，厌烦他的“捣乱”，他更反对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做法，认为这种种侮辱党员人格一类的作为足以令自己与孙绝交，而最终竟然没能绝交，大概是因为自己“逐臭”太久！
在留法的五六年间，汪也有几次回国的经历，但他一次比一次失望于国事，由此也令他越发激愤不已！有一个时期，他甚至开始谋划要刺杀袁世凯——关于暗杀问题，这里我们不能不加以评述一番，对于暗杀的对象及限度，实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杀机一开实际上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最终连汪本人及身边的至交也遭到了暗杀！
由于在法国时期办报并不成功，汪氏越发对于回国参与政治重新燃起了热望，1917年3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曾写信召汪前去主持国文类教科，但被汪所拒绝。1920年10月，汪最终奉孙文之召第四次从欧洲回国，于次年担任了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和广东军政府最高顾问之职，从次以后他就成为中国国民党中的一员。
汪在孙文的安排下，曾经去往东北联络张作霖，以促进联奉反直的工作。孙文死后的1925年7月，汪当选成为改组后的广州国民政府的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兼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部长，从而一举登上了国民党权力的最高峰——不过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书生本色的汪从来都不是一个强力的人物，尤其不是一个意志力坚强的人物，他的权力往往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广州政府的头号领导人，其实正是各方实力人物妥协的产物。
因为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汪还自己投了自己一票，给有些人留下了他嗜权的印象，其实毋宁说他是更想为这个政府出一点力，也更希望能够驾驭其前进方向！因为这个时候是联俄容共的特殊时期，汪虽然自来就不赞成孙文的这一没有底线的举动，可它毕竟已经成为事实，汪欲图更好地借助苏俄、中G的力量来达成所谓“国民革命”的目的，或恐当是真实的心态。
这年九月，在答夫人陈璧君的信中，汪说道：“何图（民国）二年以后国事日非，仍有需要于国民革命，六年以后由欧返国，投身于国民革命……我舍此将何之乎？我并非抛却无政府主义之理想，但此理想之实现总在国民革命之后。今日尽瘁于国民革命之进行，即所以求无政府主义之理想能得比较接近，又何疑而以为被嫌乎？”
这其中所表明的心迹，第一是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依然向往，第二即是为国民革命的奔忙，其中也包涵了他对于权位的观感吧。
1925年是汪兆铭一生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他就被基本卷入了波诡云谲的实际政治和权力斗争之中，革命激进主义成为他人生的主调。

【三】

有关于蒋、汪之间的权力斗争，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蒋的以军权挑战党权，而他的独裁在国民党内也几度引发了大的武装较量，使得中国在革命激进主义的恶性循环中越走越远。
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因为苏俄方面对蒋介石的偏袒态度，导致汪一气之下干脆辞职了事。随后不久就开始了所谓的“北伐战争”，国民党内反蒋势力（包括苏方、共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于是在1927年初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迎汪复职”运动。
汪不久就回到了国内，此时正是蒋反动“四·一二政变”的前夕。汪到达上海以后，便与中G方面的陈独秀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表示了国共继续合作的诚意；随后汪便来到了与南京方面分庭抗礼的武汉，立即成为了这个“左派”中心名义上的领袖。
然而由于很快就发现了苏俄方面的狼子野心，致使汪不得不在7月间“和平分共”，鉴于中G方面及国民党左派的激烈反应，汪又提出警告道：“再这样乱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要闹，只好捉人了。”就在武汉方面为要不要采取武力而犯难的时刻，8月1日，南昌的一声枪响，终于打消了他们在道义上的顾虑……
随后的历史，越发彰显了革命激进主义所结出的苦果、恶果，汪氏处身其中，也被大漩涡所裹挟，加入了一场又一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路线的斗争！直到“九一八事变”后，蒋、汪之间暂时形成了合作的局面，才令他开始一心谋求国家的和平建设。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是汪与张发奎的关系。广东籍的张发奎是北伐时期的名将，后来长期追随汪参与武力反蒋活动，但是由于汪一向不注重抓紧军权，而他自从出任行政院长后，为了表现同蒋的精诚合作，竟开始对张发奎避而不见，大大地寒了张氏之心，此次以后连这一支仅有的对自己效忠的武装，汪也失去了。


【四】

“九一八事变”以后，汪起初也是主张抗战的积极分子，但是到了1933年间他的态度就为之一变！也许这要归咎于他作为文人的一种“软弱”，实则更是他对于国民福祉的一种深切的关怀。
在给胡适的信中，汪指出：“战则同为牺牲，和则同受谴责……日本在国际社会，道德上已成孤立……我国道德上虽得同情，而军事经济无各国实际援助，则亦孤立而已。以孤立之中国，支孤立之日本，不能持久，已无待言。弟平日决心欲集吾党精锐，共同一拼……惟一战而败，吾辈死固不足惜，恐平津失陷，华北亦随以沦亡，而土地丧失之后，收复无期，是不啻吾党亡而以平津华北为殉也。……如在最低限度内有方法保全平津及华北，弟亦将不顾一切而为之。但若要签名于承认傀儡政府及割让东三省、热河之条约，则弟以为宜俟吾党牺牲之后，届时弟必不独生……”
汪不久甚至还预见道：中国对日作战必然失败，然而即使日本被英、美、俄等国打败，中国也绝没有复兴的可能，因为中国的国力衰弱，战争持久，只能造成民穷财尽、政府垮台、国家分裂，军队化为土匪，游民充塞，陷入长久的分裂与混乱之中。因此唯一的办法，只有依靠外交上的努力，以妥协换时间，用这些时间来建设国家，充实国力，以为将来做复兴之基础【此处参考了《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一书】。
胡适与汪在是否能够倚重国际组织方面存在一定分歧，汪提出国际组织不可依恃，因为“弱小国可以生存，弱大国则不能生存”。但不管如何，与汪在抗战问题上深有共鸣的胡适后来便加入了“低调俱乐部”。
在当时，对日主和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和比战难，这就如同“赵氏孤儿”里背负恶名、忍辱偷生的程英。有一回汪便在酒醉之后向陈公博哭诉道：“现在聪明人谁肯做外交部长？”
汪因为与张学良的一段纠葛，导致其曾经一度辞职，待到复职以后，眼见中日之间的矛盾越发扩大，汪便命驻日大使蒋作宾到东京，秘密探查日方对于中国的真实方针。1935年8月前后，蒋作宾在给汪的报告中，便指出了日本内部的意见分歧尤其是军部内部“荒木派”与“少壮派”的矛盾；即便是二二六兵变之后，日本方面依然是主张不一——由此可见，对日和平并不是没有希望，纵然没有希望，又何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尽到一己之心力？
日本方面不少要人都向蒋作宾提出了一些促进中日关系和缓的办法，蒋作宾由此在致汪的函电中判断：第一，日本所提之“共同目标”，是希望中日在军事上立于统一战线，共同反对俄国和英国；第二，日本朝野极愿与中国“提携”无疑，尤其是实业界，只是具体方案尚未拟定，惟有先行联络感情，再相机而行。
哪知蒋作宾函电发出后的第二天，即1935年11月1日汪就因被刺造成重伤（医生断言他活不过十年，凶手是一群爱国愤青），不得不辞去了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12月25日，已随汪辞职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刺身亡。随后蒋介石兼行政院长，张群出任外交部长。
就是在这种历史上的重大关头，汪兆铭及其“亲日”外交被迫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这里不能不使我们做出如下假设，假如当初汪有幸躲过了这一劫呢，历史又当作如何演变？
等到汪结束疗养、回国准备再次复职时，已经到了西安事变之后的1937年1月14日，此时大的历史基调已经被初步奠定【可参见本人《中国和日本当年到底是怎么打起来的》一文】。

【五】

对于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只要是稍微有点见识的人就不难判断。
比如在七七事变以后不久，陈寅恪先生在散布时就曾对吴宓指出：“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 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
汪兆铭、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也是这样想的，何况1938年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出了一个错误的声明，导致与蒋介石和谈的大门几近被堵死，这才愈发令汪不能不挺身而出。
可是蒋介石始终有自己的小盘算（我反复指出，作为准独裁者及准独裁政党，蒋介石及国民党将其私利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几乎是不容置疑的），汪不得不秘密出走到越南，随后就发生了“曾仲鸣被刺案”。曾仲鸣虽然是汪的秘书，但因两家是世家通好，所以曾实际上形同汪的儿子，“感情浓挚，有逾骨肉”，因此这场刺杀案带给汪的刺激甚大，也大大恶化了他同蒋介石的关系！
1939年12月29日，也就是所谓“艳电”发表之后的一周年，汪又念及曾仲鸣之死，于是感叹道：“我惭愧我尚在人间！我誓以我所余的热血贡献于和平运动！”他还着重指出：在民主国家的议会里，即使在战争中，依然可以提出反战意见，但是“我呢，在重庆不能哼一声，离开重庆才能哼得一声，立刻便要杀以灭口了……杀没什么可怕，可怕是哼不出声来。一个副总裁，一个外交部长，尚且如此，其他可想。”
曾仲鸣之死令汪感到重庆方面对他的压迫太甚，遂起了组织政府、致力中日和平的念头。虽然他心里知道此事成功的希望并不大，连他最器重的陈公博也非常反对他来蹚这个浑水，陈氏指出：“在中国军阀的军队占据的地方尚且不能实行我们的理想，何况外国军队占领的地方而可以实行我们的理想？无如汪先生有他的理想，有他的勇气，总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以为日本总会觉悟，而且已慢慢的觉悟，他总有办法。”——陈公博是一个具有侠义精神的人，秉持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古典道义，他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追随汪，不惜以身名殉友！
与日方谈判的道路是相当曲折和复杂的，因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方面固然也有很多亲华的、主和的人士，但是也有很多强硬主张的人，尤其是其内部的意见往往也不能统一，而由于汪并非是一个强力的人物，且他平素就带有一些妥协性格，所以导致他最终由求和而沦落为一个类似“维持会会长”的角色——用汪的话来说，他即使做了“汉奸”，也可以尽量借助自己的力量，来为沦陷区的百姓争得更多一点的权益！就算同样是所谓“卖国”，他也可以比别人少卖一点！
在这个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因为日方的苛刻条件而中道退出，而汪依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曲线救国”之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连死都不怕，你们还不信我吗？”
如今大家一般都喜欢拿贝当来与汪做对比，实际上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当时德国对法国是蓄谋已久、非亡不可的，而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一种走一步看一步的路径！

【六】

我们后人检讨历史，往往存在着一种“以成败论英雄”的味道，这里我们不妨做出一个假设：假如当时中日之间真的达成了和平，那么汪在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又假如中国当时真的战败而亡了，那么汪在历史上的地位又如何呢？
历史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判，由于日本方面在夺取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后，改变了对华作战方略【在国民政府已丧失中原逃往内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丰富资源和大半人口的情况下，日方认为若采取适当的政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内部崩溃，但至少也可使之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因此，从战略角度可以认为日本帝国已经粉碎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今后已进入实施政略进攻、取得美满结果的阶段】，从而给中国方面制造了苦撑待变的良机。直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为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才迟迟地拟定了一个夺取重庆等地的“五号作战”计划，可惜因为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严重失利，这个计划最终胎死腹中——我反复强调过，如果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就制定这样一个作战计划，那么它实现目标的几率就会超过九成！
如果最终的结果真的是中国彻底失败，那么人们会不会更多地理解汪氏的所作所为的呢？那时至少一部分人会说：“早知道还是会失败，当初何必就全面开打呢？还搞什么‘焦土抗战’呢？白白牺牲不说，也让人民受尽痛苦！”
在周佛海的日记中，就有很多关于对形势判断失误的反省之词，比如1941年2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日事变之后，余之观察，辄多错误，初深信决不至扩大，乃扩大延长至今；继信日本军事行动必继续发展至重庆，乃日本无力再进；深信美、日必妥协，乃美如此强硬。此外，对于我国估计过低，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均根本错误，今后虽不敢臆测，惟目前又颇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也。”
此时的周佛海，出于个人的名誉及利害考量，对于“和平运动”颇有点后悔的意思，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过去深感在汉，在渝，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而于美国动向认识不清，因观察误谬，至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
一般而言，能力越大、权力越大，所要担负的责任就越大，而由于汪本人的能力并不强，所以汪政府内部很多不能尽如人意乃至根本违背其意愿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诸如政府官员的腐化、恶化，尤其是党部及特工人员。另外便是日方的责任，由于战争的继续深化，日本方面对于沦陷区的控制和汲取也越发变本加厉，以至于汪等只能疲于应付。
比如陈公博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斗争一天天的尖锐化，末后日本已采孤立南京、转而直接压迫民间的政策。所谓商统会、食粮统制委员会、棉纱布统制委员会等，都是日本孤立南京一种奇妙方法……南京不止对日斗争失败，本身的行政也是失败。除了任免本身的官吏比较自由外，各省的长官任免是须当地日军同意的，各县的长官任免是须各省的联络部征求军队同意的。因此各地有些不肖官吏只知有联络部，不复知有政府。无论如何贪官污吏、骄兵悍将，一有日人支持，不要想惩办他们。”


【七】

汪的理想的确是失败了，这其中固然有他自身的因素，有各方面的干扰因素，自然也有日方很大的责任。
这一点，陈公博也是深有感触：“日本失败，在日本自己批评说没有大政治家。在我看来，自从‘二·二六’事变以后，虽有善者，已未如何，因为权已下移，人各骄纵，日本的皇室不敢过问，而政府只好迁就军人。而所谓军人，权皆不在将官，而在佐官（参谋）阶级。这一般佐官，对于政治是不懂的，对于经验是没有的，对于理想是盲动的，对于意气是固执的。因为这般骄横的官佐，日本就这样失败，而中国就给这般骄横的官佐弄得天翻地覆。”
汪弥留之际，曾留下一首《金缕曲》：“故人落落心相照，叹而今生离死别，总寻常了。马革裹尸仍未返，空向墓门凭吊。只破碎山河难料。我亦疮痍今满体，忍须臾、一见欃枪扫。逢地下，两含笑。”
至今仍有很多人把汪误解为一个类似儿皇帝那般恋权、贪权的人，可是他所为何来？有道是“宁为鸡头，不做牛尾”，汪何苦要把自己弄到这样一种苦不堪言的境地？他本系一书生，诗侣为伴、啸傲江湖，其实才合乎他的志趣嘛。

这里不妨再补充说说陈璧君的问题，大致可以放心的说，她是汪氏毕生唯一的女人。过去我对陈璧君有一些恶感（她脾气不好，也得罪了很多汪的同志故旧），但她身上的闪光点也不在少，被认为是一个“虎虎有丈夫气”、一生难得流泪的奇女子。
在汪死后，有人就力劝陈璧君飘然远引以避祸，可是她却认为“今日之抗战必胜，已仅属时日问题。有我等在，陷区人民，尚有交涉回护之人，如我等引退，造成政府解体。日军于屡败之馀，势将益加迁怒，以我为敌，横加摧残，则陷区人民，将何以堪命?我不忍以一己之安全，贻亿万人无穷之祸害。”陈氏之所为，大有善始善终之风，远非寻常女子可比！
抗战胜利以后，陈璧君就成了受到法律审判的“汉奸”嫌疑人，据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和收场》中记述道：“最近我去日本时，遇见了前广东特务机关长兼香港民政长官的矢畸堪十，他在广东时与陈璧君时有直接接触的机会。一次在宴会席上谈到汪政府当年旧事。他问我:‘汪夫人判的什么罪名?’我说:‘当然是什么通谋敌国了。’矢畸听说，哑然大笑，他说:‘说别人通谋敌国犹可，说汪夫人通谋敌国，就有些近乎滑稽。莫说她向我们通谋，有时我们去晋谒她面谈一件事，她看到我们日本人就像有气似的，不是指责这样，就是诉说那样，喋喋不休。我们都怕了她，连声辩的勇气也没有，只好诺诺连声而退。所以，说她通谋敌国，连我们日本人也万难置信。’”【同样的，当时与汪接触的日方人员，一致认定汪是一位高尚的爱国者，比如他在于板垣征四郎的谈判中，坚持要使用青天白日旗作为新政府的标志。】
当然对于陈璧君包括对汪兆铭等人的所谓“审判”，在当时则纯粹是出于国民政府的政治需要，一旦我们拉开历史距离，抛弃烂污的政治成见，我们心中的那杆公义的天平就会做出自己的裁决！
通过对汪氏的生平与那段特殊历史的了解，不禁让我们越发对陈寅恪先生的提出的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之同情”，感到由衷的赞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那些恶人及恶行也给予理解乃至赞赏，因为文明的底线是必须坚守的！
最后，我还是想强调一句，历史的公正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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