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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50]前几天，我在天涯杂谈普欣所撰《历史回归，但愿不是再度落后的悲哀》一文中留言【留言内容见后文附录】，有热心的朋友认为我说的也挺有道理，所以建议我不妨就此展开大篇幅的讨论，以与普欣之文相互映照。

我自揣浅陋，但近来还真的颇有些感想，借着这个热乎劲儿，我就把自己内心的思考和焦虑吐一吐吧，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可贵的启示。[/size]
 

[b][size=200]一、“中国病”概念的提出[/size][/b]

 
[size=150]众所周知，几十年前流行着一种“英国病”的说法，主要用以戏称战后英国经济中长期出现的滞涨现象（法国人也认为法国有种作为官僚主义后遗症的“法国病”）。

在我看来，“英国病”并不是多么严重的，英国社会的机体总体还是健康的。但是由着这个思路，我又不禁想把苏联—俄罗斯的症结概括为一种“俄国病”——我认为这种病就非常典型和严重，不但久治不愈，而且对于国家、国民的伤害巨大。由于内容和篇幅所限，我这里不就俄国病问题展开讨论，而是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让大家注意到一种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更为紧密关联的一种病症——也就是我所谓的“中国病”（我认为还存在由种姓制度等文化毒素所引发的印度病）。

我三年前在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循环更替的奇特现象时，曾专门提出了“制度性崩溃”这一概念，即历代王朝崩溃的总症结是高度集权、官僚主义的政治结构。“中国病”的概念也是本人所首创，至少我目前还没有见到有关这一概念的提出和相关论述，所以本人思想中的这点原创成分还请大家做个见证。

那么，究竟何为“中国病”呢？通俗而言，就是“洋务运动后遗症”，就是后发国家在单纯进行技术模仿后制度、文化严重滞后所引发的机体的病态现象。

通过学习近代史我们知道，在清末的同治、光绪年间，中国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大量引入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军工方面），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壮大了国力、军力，取得了左宗棠征西、中法战争等一系列对外战争中的佳绩。可是由于中国的制度和文化中完全不具备走向现代文明的种子（基因中完全没有民主、自由的成分），经过一场惨痛的甲午战争，号称拥有亚洲第一强大舰队的中国，就被日本这个先前看来不大起眼的邻居给打回了原形——由此引发了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彻底怀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思潮开始涌起。

可惜的是，几经反复和挫折，拥有巨大历史惯性和不幸历史机遇（如苏俄干涉、日本侵华）的中国，并未在20世纪实现真正的民主，相反可怕的极权制度的出现，却夺去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的生命，以及造成了惊人的文化断层。正是基于对极权制度的反思和抛弃，中国人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实践。

究竟什么是改革开放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新时期的洋务运动，就是新时期的自强运动。因为其中的“中国特色”的痕迹是如此明显、如此被坚持，以至于几十年来不动摇，至今有桥不走、还在“摸着石头过河”。[/size]

 
[size=200][b]二、中国最近三十多年发展的奥秘[/b][/size]
 

[size=150]中国今天的所谓经济成就，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感同身受的，但是对于这一成就的本质及其成因，却可谓见仁见智。本人在这里不想对那些虚骄、浅陋之见一一驳斥，只想对此提出自己的有关分析和解释。

首先说，中国这三十多年的成就，主要是技术、物资方面的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模仿（或者说“山寨”）。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存在这种通过技术模仿快速迎头赶上的优势，西方用300年、200年所取得的科技成就，后发国家用50年、30年也许就能够赶上——且不说是否能够与之齐头并进。

其次，不得不强调，中国这三十多年的制度、文化特性没有根本改变。此前是一党专政、官僚主义，现在仍旧维持原状，甚至可以说至今犹行秦法政；过去人权状况糟糕，如今也没有质的改变；过去的党文化遗毒，至今也未得根本清理。贫富差距的可怕也许不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底层的民生状况堪忧、大部分人被国家通过各种方式盘剥的境况，却仍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社会常态。

技术模仿、市场繁荣、快速进步是如何实现的呢？难道真的是由于党的英明领导吗？很显然，无论是就我们的经验观察，还是逻辑推理，我们的官员在这种体制的决定下，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英明的——就是真的英明，也不可能被这个体制所容忍，道德的逆淘汰、能力的逆淘汰都是必然的。

改革开放、管制松动，带给中国人的首先是过去锁链的解除（实质是部分解除），温饱线上挣扎了几千年的中国人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没有理由不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致富激情！这个时候，偏偏又遭遇上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浪潮【缺一不可的要素】，发达国家由于对高污染、高消耗的顾虑，以及对于人力成本、生产成本的考量，不能不把那些劳动密集型、资源高消耗型企业转移到落后国家来。

为什么偏偏是中国成为了号称“世界第一工厂”的“幸运儿”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广阔的地域、相对丰富的资源储备量以及广大而廉价的劳动力。

那么中国的制度本身对于促成世界工厂的形成，究竟有无正面促进作用呢？有！由于中国的官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可以对人民发号施令甚至予取予夺，通过城乡二元体制、限制工会等措施，也就形成了作为中国发展过程中一大特色的“低人权优势”。由于这一优势的存在，社会交易成本（福利成本）大大下降、决策及实施效率大大提升——先不管腐败成本的巨大以及很多决策的局限性、盲目性。

如同秦晖教授所讲的，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情况，非常类似战后的南非。由于公权力的强大、低人权优势的存在，政府可以随意征地，用于修路、建工厂等；政府还可以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允许开设高污染、高消耗企业；政府在征收了大量的赋税之后，可以随意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而不须兼顾民众的福利问题……

什么是“中国模式”？这就是中国模式！但仅仅从对于资源的消耗而言，中国这个人均资源占有量偏低的国家，就是不可能长期维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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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00][b]三、中国的现状如何？为什么中国会得病？[/b][/size]
 
[size=150]在高投资、低消费的模式制约下，造成了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结构性失衡现象。自07年以来，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爆发，对于中国经济的重创可想而知。
出口不可恃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就成了当务之急，而要扩大内需，就必然要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第一是收入分配的合理化，提高广大人民的收入；第二，社会保障的到位，使得人民的安全感提高后敢于花钱。

可惜事与愿违，自08年以后的中国走上的不是一条扩大内需之路，而是一条全面的政治维稳、经济维稳之路：政治方面，由于社会矛盾的突出化，维稳费用在2011年首度超过了军费开支，这种大规模开支自然也是全民所承担的；经济方面，政府通过对于土地的绝对控制，通过房地产对全民收入进行了一次大劫掠，在消灭了无数中产阶级和潜在中产阶级、以及城乡（相对的）较高收入者群体之后，政府将这些海量财富应用于基础建设投资等领域，以维持GDP的不稳形势，以保障就业率及为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铺路。

不得不说，这种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的发展模式的后果是可怕的，它要比凯恩斯主义的主张还要彻底、还要极端，因为中国政府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至于其后果，首先说这种由国家和政府的投资所主导的所谓经济发展，势必会扭曲社会投资结构、浪费大量社会财富，造成很多拥有合理投资项目的人筹不到钱、国家的盲目投资的回报率偏低（且不论其中突出的腐败）等变态现象，也就是说需要钱的人找不到钱、不需要钱的人乱花钱，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基本丧失。

在这种不正常的制度下，环境严重污染、人口老龄化、社会矛盾突出、贫富分化严重、官僚腐败无能、道德危机甚至包括边疆问题等等，都是最真实的中国现状，也是让人一想起来就万分头疼、万念俱灰的事情。

那么这些现象究竟是如何形成或者说怎么造成的呢？是不是它真的是发展中国家必然要面对的一种阶段性的社会常态呢？

就在昨天，我提出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制度和文化，而表哥反驳我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两者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我说明道：“美国从立国之初，就是这套制度，他们的宪法沿用了二百多年，只是有一些修正案，但从来没有推翻从来过。在那个时候，美国人大部分还是文盲呢，美国也只是一个乡村社会、农业社会。”

言下之意，制度、文化的健康、优异，绝不是社会发展的果，而应该是社会发展的因！只有无知的人，才会倒因为果。总之，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既有后发优势的便利，也有后发劣势的苦恼，只想要人家的苗、不想要人家的根的行为，注定只是一种投机行为，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中国制度的症结就是专制，就是所谓的程序不正义。本人已经无数次的指出：官僚主义是万恶之源，官僚主义是对于社会的一种捆绑和束缚。在这种捆绑之下，中国的科技、教育的水平会大受影响。

在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产业转型，需要高精尖技术的支撑，以提升技术含量、打破国际技术垄断。可是，在我们的变态的制度环境影响下，科技的发展出现了瓶颈——就科技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甚至明显不及印度，印度的学校、科研机构的环境自由，知识分子也比较耐得住寂寞和清贫，以至于印度在软件等方面领先中国，尤其是印度科学家多次斩获诺贝尔奖——中国籍或者中国本土进行科研的学者却至今呼之不出！

人人都知道教育是百年大计，中国文化虽然糟糕，但是几千年来却一直保持着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然而，假如教育环境恶劣、教学内容跟不上时代，那么这样的教育产业下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合格呢？或者说，是否能够满足时代所需呢？显然，远远不能，无论是科技，还是人文，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抱持顽固的悲观态度。

当然，最明显的，就是中国法治环境的缺失。没有法治，就不可能健全市场经济，这几乎是一种常识（李大总理也表示过这一观点）。但是中国历来只有王法，只有人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对只是空话。

最后，就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和隐性。前几天我在一次聊天中表示：“中国人的思想就是世俗理性、功利至上，这其中都隐含着非常可怕的因子。由于中国人不信仰上帝，所以中国人的道德观是狭隘的，讲条件讲范围的，而做不到一种超越性、普遍性。信徒一般是虔诚的，甚至是狂热的，跟无信仰的人不一样，这个时候教义的内容很重要，引导正义、道德就可以贯彻这些观念。”

当然，以上观点还只是一斑，诸如狭隘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国家主义等文化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但是我的结论是，制度不能万能的，民主不是万能的，必须还要有文化的辅弼，两者相辅相成。[/size]
 
 
[size=200][b]四、改革如何进行？[/b][/size]
 
[size=150]面对以上诸多症结，中国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需要改革！

我们已经革命、改革了一个多世纪了，专制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因此我认为，真的是时候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了，不然中国的再次落后、与先进国家拉大差距就是必然的了，随之而来的，绝不仅仅是贫困。

广大的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由快速发展堕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经验，总是抱着无知和侥幸心理，以为中国可以就此保持万古长青。很多短视的中国人尤其是既得利益者（或自以为既得利益者），都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得过且过，可是他们不知道，根本没有人希望会乱，只是专制社会、经济周期自身的发展结局、逻辑终局必然是衰和乱！而如果我们此时不能对症下药，那么这个衰乱的周期和严重程度就会大大超出我们的容忍程度。
重病须下猛药，但是中国这种机体已经病入膏肓，下猛药之先，还是须适当培植下元气。至于这种元气究竟该如何培植，也许见仁见智，本人将在下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集权国家、后极权社会，社会成员往往是高度原子化的，无法拥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因此大动作的改革必然要由上层来推动——只要上层不想推动，下面的人再积极踊跃，也不可能收到太大成效——抓一批、恐吓一批，也就暂时安稳了。

在苏联历史上，勃列日涅夫将斯大林模式发展到了极端，从而造成了苏联的急剧衰落。有鉴于此，戈尔巴乔夫这个政治新秀、国家的头号领导人决心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结果他也真的大大改变了苏联的历史——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败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联一直不存在中国的这种“新时期洋务运动”，不存在私营经济三十年的蓬勃发展，也没参与过全球市场化（至少是参与度极低），因此俄罗斯至今还是依靠直接出卖资源这种最低端的手段维持经济。

从这个经济基础上而言，仅仅拿苏联改革的正反经验来比照中国有些行不通，而那些认为党一旦倒下中国将比苏联更惨的人，明显是危言耸听——因为中国下层民众的经济自主性远远高于前苏联人，中国人对于国家的依赖也弱得多，因为国家几乎从来不管我们的死活！换句话说，只要没有军阀捣乱，中国人的日子照过。

要进行社会的急剧变革，尤其是政治体制的巨大变革，阻力可想而知。这个时候，最高政治权威或者说最高统治者的集权，也就成为必然和改革的前提条件，正所谓“用独裁结束独裁”。因此，习总目前的大规模集权和通过反腐等手段加大政治清洗力度，还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他的目的及未来的方向，还很难让人乐观！

假如这十年是重大改革的十年，我认为首先就是要彻底贯彻法治，培养中国人的遵守契约的习惯以及尊重游戏规则的常识。为了从制度上保障法治的实施，就有必要实现司法的独立，使其不再受到执政党的领导和管制。至于是否要引入陪审团制度等问题，那是需要进一步商榷的问题。

现代社会是商业社会，对于契约的订立和遵守是非常重要的，乃至于对于不遵守契约的行为的相应惩罚也是至关重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这个法绝对不能是王法，而是体现民主原则），只有真正做到这些，市场环境、社会环境才能健康。中国的政治游戏规则，向来是暴力至上、枪杆子至上，从上到下充满了这种暴戾气息，充满了对于权力的迷信和崇拜——但是在暴力至上的游戏规则下，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冤死鬼，什么“刑不上大夫”，历朝历代乃至而今，皇帝如何？国家主席如何？总书记又如何？

与此同时，就是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造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思想氛围和监督氛围；为了便于更好的社会监督，官员的财产要公开，腐败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依靠一次次的运动式打击，而且防止腐败更重要。执法要文明化，就是贪官、犯罪分子都有人权，何况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未宣判之前，他们只是嫌疑分子。

教育要以去行政化为主，使得学校具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权（对于学校领导的监督当然也是必要的），甚至于对于教学内容进行重大改革，实现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及人才选拔方式的多样化，尤其是要废止洗脑教育！

在以上基础性的安排下，权力的下放及民主化就成为当务之急，最高领导只要掌控了上层权力、军队（包括争取民主国家的竭力支持），完全可以实现各级地方的选举自由化，去掉官僚主义的弊病，实现地方的高度自治化（边疆问题也迎刃而解）——中国人最初也许不熟悉和不适应选举，但是只要经历一段时期的培训（如议事规则），在法治环境下，多经历几次，还是不难走上选举正轨的。

最后，当十年任期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最高领导人的选举问题。当然还有立法与行政是否分离和如何分离的问题。

有人也许会说，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是不可能拥有程序正义的民主的，也不可能令很多无党派人士成功上位，乃至于上位之后能否很好地贯彻个人主张、积极施政也是个大疑问。的确，政治是需要抱团的，没有自己的党派无法成气候，没有多党也无法形成权力的有效的监督、制衡和激励，何况一个诉求多样化、理念多元化的社会，仅仅只有一个政党也是不可能长久的；但中国社会经过了两千年的高度原子化历程，政党很容易就会变成谋取私利、意气相争的朋党，因此这条民主之路绝不可能顺畅。好比台湾的民主之路，总有些让人寒心的地方，但能够将陈水扁之流投入监狱，本身已经是巨大的时代进步！

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欲速则不达，我认为党禁需要适当放开——在开放党禁时，朝野要达成某种妥协和共识，即限定新生政党十年或者二十年内不能问鼎最高权力！可以制定一个时间表，如五年后可以问鼎省级最高权力、十年后可以问鼎最高国家权力，等等！而且由于执政党在历史上的不光彩的行径，他们很可能因为顾忌被追究、被报复以至于不能放弃权力，为免除其顾忌，我认为朝野也需要达成一项类似的共识，比如可以仅仅没收其非法所得、重大责任人五十年内不进行司法追究、进行政治大赦等。

在开放党禁之后，一般的政党既不可能也无实力同中共相抗衡，就是真的将中共选下去，新的执政党也不可能真正具有领导国家的实力。就此而言，新生的政党不要急于同中共抗衡，最初只是起到监督作用或者谋求基层发展就好，待自身力量壮大之后，再试着领导国家不迟！政治需要妥协的智慧，这一点永远不要忘记。

当然，有人也许会认为我这是书生论证，那我只能鄙视你的无知。过去的所谓书生、文人，学习的仅仅是千百年不变的所谓经典，但今人的视野和知识结构已经大大改观，尽管读死书的人依然比比皆是。其实，中国人绝对不是说得多、做得少，而是盲目的“做”太多，而批评太少，一家之言太少。
真理是不存在的，问题只有越辩才越清晰。把问题藏着掖着，甚至自欺欺人，是永远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在漫长的讨论过程中，我们才能够成熟起来。[/size]

 
[size=200][b]五、中国的前景如何[/b][/size]
 
[size=150]对于中国社会的前景，我很不乐观。遥想韩国、台湾当年，经济的发展都比较快速、健康，在民主化之先，市场的法治化、自由化程度也颇高，尤其由于美国的介入，使得专制者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

何况船小好掉头，中国这样的历史负能量积累太多的大国，实在令人一想起来，就不免有些脊背发冷！

由于改革的方向并没有形成社会共识，社会的元气也一时很难培植，尤其是今天的最高领导者大有成就“失去的十年”的迹象。甚至包括最高领导的素质问题，都让我们有理由悲观。

假如这个十年被错过，那么未来所积累下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会更多，社会的总体负能量突然爆发的可能性更大！到那个时候，中国就真的步了俄罗斯的后尘，成了一个不死不活、黑恶横行、民生凋敝、道德沦丧的烂污社会，一个灰色的没有希望的社会。

由于最近香港问题的出现，以及朝鲜出现的一丝波动，连同美国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等，我就此设想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也许会到来，而在这波浪潮的影响之下，也许中国这一次真的不会再错过了。

只是代价太大、阻力太大，全社会的勇敢之士、有识之士，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专制是不义的，必然会遭到历史的唾弃，自由是人的天性，人类也必将解除自己身上的枷锁！在网络启蒙时代，人们更不可能回得去。

就是单纯从经济上说，腐败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的高昂，以及庞大的官吏队伍的存在，都注定了人民将不堪重负、企业将不堪重负；何况官僚主义、权力寻租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平、浪费与低效！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功是坐等不来的。努力，至少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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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200]附：[/size]
 
当时的跟帖——【这个也是我的观点，差距会再次拉大，其实差距的根源就是制度和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落后其实早就注定了，因为完全不具备现代文明的种子。
中国这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够快速在经济上迎头赶上，主要是技术模仿的便利，以及在全球贸易背景下，依靠低人权优势（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同时损害了大部分人的权益），通过出售资源和劳动力，来获得了一种全民致富热情的极大释放。
本身这种模式就无法维持，需要产业的转型，需要高精尖技术的支撑。但是由于环境恶劣，科技的发展出现了瓶颈。
今天的我们，后发优势是体现出来了，但是制度、文化没有进行相应的模仿和改造，只拿来了人家的苗，没有引入人家的根，这就必然引发后发劣势。没有法治，市场经济就不能完善；没有民主，自由、平等就是空话，而没有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本质上还是一个剥削社会、特权社会，社会的机体不健康，最终沦为一个腐恶横行、效率低下、道德沦丧的烂污社会。
如同当年的苏俄，依靠一种技术模仿和对于资源、人力的大规模使用，在国力上迅速赶上，但后来还是慢慢衰败。
当然苏俄的发展一开始就是畸形的。而中国的短板，就是在技术上都赶不上苏俄当年的那种相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