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 由 周明河 » 周日 8月 26, 2018 5:09 am
]承蒙群里XX的错爱，邀请我这个半瓶子醋来群里分享一下自己对于戊戌变法的思考，说实话，用《红楼梦》里凤姐的话说，我本来就不是这里头的货，所以水平是有限的，何况XX是昨天下午才通知的我，让我都来不及准备。但盛情之殷，就只能赶鸭子上架了！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虽然也谈过关于大清灭亡和康有为生平的话题，但主要还是现学现卖，无非是提供一些信息给大家，只能算知识普及类。这次分享，自然不能老调重弹，我就勉为其难，从自己比较感兴趣也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角度，也即是世界史的角度，来谈谈晚清中国的维新、改良甚至革命的问题吧，不足是肯定的，但也希望能够为大家思考和理解相关问题提供一点线索或者灵感吧。
好的，言归正传。
【一】
中国跟西方的大规模接触，自然要算从明末就开始了，那时候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华，还造就了一批像徐光启、孙元化这样的士大夫里的基督徒，但是因为当时西方势力不强以及中国在1640年代又逐步建立起一个封闭且强盛的中央大帝国，所以让中国跟西方的互动、交流又被压缩到了一个非常窄小的空间，以至于失去了跟西方共同成长的机会。
直到1840年代的所谓鸦片战争，由于西方的强势与清帝国的衰落，终于开启了一个被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被西方强行拉入了一个世界体系当中，随着各方面的交流的强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大大加剧！世界在深刻地影响中国，中国也在慢慢地影响世界！
不过让我们先设想一下，假如说大清的境遇跟明朝类似，也就是说依然没有遭遇到西方的太强大的影响，那么大清的命运将会如何呢？中国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我想，按照中国历史的兴亡周期率，也就是说这套帝制的本身的演变规律，大清的灭亡几乎是必然的，然后在一个残破的废墟上很可能要建立一个新的汉人政权，就如同明朝取代元朝一样。
如果想要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那么大清必须有一种制度性的变革，以遏制住专制权力的肆虐及腐败的恶性发展，从而有效地改善民生——但就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与历史经验看，大清是无法完成这种转变的。
然而，真实的历史是西方强势来袭，接着又是我们的东邻小邦日本的强势崛起，从表面上看，大清很弱小，所以被各种欺负，因此大清的当务之急就是追求富强！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也搞了，成绩也有点，但是在高度竞争化、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成绩不够好就混不下去啊！当然，如果能有自知之明，当时不去跟日本硬碰硬，或许不会弄得那么惨。其实这也是领导集团的素质问题。
【二】
一面是民乱蜂起、天灾人祸的内忧，一面是列强环伺、咄咄逼人的外患！在这样艰难困苦、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刻，其实最考验领导集团的应变与能力了。
解决内忧，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制度的转型，但也可以逐步满足民众的需要，这个相对来说就可以慢慢来，慢慢尝试，但是面对外患就不行了，这个相对比较急迫，领导集团和精英圈子也对这个更着急，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赶紧强大起来才行！
那么，历史上的中国是怎么实现强大的？那就是法家的方子，典型的商鞅的搞法。
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法家的老方子好像是有点过时了，而且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和正统的精英阶层，也一直不怎么待见法家，直接取法商鞅看来难度很大。
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大清的所谓精英们此时注意到了一个新的方子，这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到底是什么性质？它好还是不好？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争论的重点，我们只是需要看，当时的大清到底适宜还是不适宜采纳这个方子呢？
首先说，日本是从一个半封建半中央集权化的社会过来的，而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传统的帝制社会（当然中间部分时代有些封建回潮），想部分限制君权就比较难。大清如果想像日本那样迅速地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其实只有一种比较可靠的方式，那就是出现一个开明的集大权于一身的雄主，比如说类似彼得大帝那样的人物！
可是就1890年代中国的情况看，显然光绪皇帝不是这样的雄主，他也没有成为雄主的那种潜质，除非是让康熙再生。那么慈禧呢？慈禧确实有一定才干和手腕，但她不仅是一介女流，看起来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她也深度感染了恶性制度下的腐败病，那就是贪图享受、比较奢侈！
慈禧这个病看起来是小毛病，其实一点都不小！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根本不是只有慈禧感染上了这种腐败的、贪婪的病毒，而是经过大清二百多年的专制统治、烂污统治，腐败病毒在晚清中国已经发酵得相当厉害，这其实才是阻碍中国进步与改良的最大绊脚石！
腐败问题是权力的问题，但也不仅仅是权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但大家好像一直谈得很少，也有些低估了它的危害，其实这个问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史【用我在其他文章里的话说，腐败问题也影响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失败】。
如果一个社会上上下下都被腐败病毒所感染，那么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其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严峻问题之一，也是一个腐败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减轻腐败问题对于人们道德、思想方面的侵蚀作用，那么中国的未来依然会相当坎坷。
晚清中国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可怕的衰世（比如说出现了类似丁戊奇荒这种饿死上千万人的惨绝人寰的景象），其实也正在于这种腐败严重侵蚀下的社会堕落，尤其是读书人的堕落，1920年罗素来中国时就发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都普遍冷漠，缺乏对贫苦大众的关心。我为什么那样严厉的批判康有为？就是因为康有为其实就是这种堕落读书人的典型代表，甚至康有为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道德问题、私德问题了，他其实连法律上的底线都破了，什么国家的法律也不能容忍康有为这种类似谋财害命的恶劣行为。【马勇老师刚才说讨论历史人物时，不能心怀恶意。但是我觉得很多历史人物就是政治人物，我们对待政治人物就应该有不同的态度，何况权力就是容易让人迷失。对于政治人物的防范就是要跟防贼一样，因为他们容易变成贼，而在缺乏监督、制约的专制权力场上，更容易变成贼。】
在未来，如果我们期待一个比较顺利和成功的转型，就必须提高对于自我的道德要求，尤其是我们更要提高对于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并竭力清除腐败社会留存在我们身上的毒素。我们现在很多人倾心保守主义，其实保守主义不仅仅是保守自由，更要保守道德、传承道德。
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在政治方面，爱因斯坦的这一句话尤其适用，政治人物的道德表率作用极其重要！这也是我极力批判康有为、孙文之类政治人物、思想人物的理由，因为一个德性上立不住的人，很容易就沦为野心家或者很容易沦为投机分子，最终对于国家的危害难以估量。
总结上面说的，不管康有为、谭嗣同或者其他人的责任如何，光绪与慈禧也确实是干系重大，可见当时想要迅速的实现强大确实是不容易走得通的，何况可能还会遭遇外力的强制干预——而且即便是走得通，其实也只是再度进行了独裁化、集权化和军国化，未来还是会面临一个“走出帝制”的问题（M时代的中国其实就像一个军国主义国家，M的角色就类似彼得那种人物）。
秦制见效虽然快，但是不治标，而且副作用大。
【三】
在当时的大清，其实还有一种可以选择的路径，这就是治本的英制，也就是说英国式的宪政民主道路。
我曾经设想，如果光绪信用和委托像张之洞等较为稳健的大臣进行维新变法，那么大清就应该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因为这就是要走英式宪政的道路，而这种道路不仅是慢的问题，甚至于大陆帝制国家还没有走通的先例。【这主要也是因为来自内部尤其是外部的干扰，时间太长，变数就大，列强虎视眈眈，虽然有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但是日本和俄国却不是善茬，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走上良性的发展道路，更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外力的干预这一点，其实正是促使大陆国家转型时期更加激进化、再度集权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
另外，由张之洞等人搞大动作的维新事业，其实还是会涉及一个权力安排与权力斗争的问题，这种维新是自上而下地搞，中央如果权力不统一，没有大的权威，那么还是很难有所成就。结果的话，还是只能小幅度的搞，只能从洋务运动的基础上稍微提升一下而已，比如加强教育和培植民间资本。何况张之洞等人的见识也就这么点，能力也非常有限。
总之，面临转型的晚清中国绝大的概率是要震荡的，所以维新变法很难有什么成就，事实上，戊戌变法确实是很快就搞砸了，但是呢，经过一番剧烈的震荡，到了1901之后，这种改良主义的路径又接上了。而且这一次，通向英式宪政的目标更为清晰了（虽然清廷最高统治者还是想拿德国或者日本做模板，但有些因素是他们无法控制的）。
大陆帝制国家虽然还没有走通英制的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走不通，而且只要维新、改良做得好，也就增加了未来向好的变量。
就像刚才说的，按照满清统治者的想法，他们推行宪政，搞成了也就是当时的德国、日本的版本，但是由于他们的失误，结果造成了武昌起义及其后的一系列震荡，这时候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转入英制的契机，也就说出了一种类似光荣革命的情况——此时的大清、此时的中国，也完全可以全力以赴去追求一种真正的英式君主立宪的模式！
当然，前提应该是仔细地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高层里最好多几个像郭嵩焘这样的人物，如果头脑里稀里糊涂的，就要大打折扣。
【四】
然而，在1911年的路径选择，共和的主张又强势登场！它一下子就增加了未来转型的变数！
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自来就有共和的传统，比如说长达500年的古罗马共和国，包括中世纪一些地区共和自治的传统，及至进入近代以后，又有美国、法国甚至拉美等实现了共和制。而中国历史上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共和主张和传统，孙文、宋教仁等人所主张的共和制完全是世界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共和思想完全是中国被拉入世界体系的一种产物！
那么中国到底是更适应君主立宪呢？还是更适宜共和制呢？这么重大的问题肯定需要好好研究，不能儿戏。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和思考，梁启超的结论是中国适宜搞君主立宪，而宋教仁的结论是共和制。
宋教仁为什么这样想呢？我觉得应该从清帝国的性质上去看，因为大清是一种半殖民地性质，宋教仁等人的思想里既带有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性质，又带有当时席卷世界的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
但是从历史的发展和国际经验看，年轻的宋教仁的思考是有些不足的，因为从大帝国到共和制，必然要激起巨大的震荡，法国、俄国甚至德国、西班牙等等都不例外，何况中国的帝制传统比其他所有国家都深厚。我们再看拉美的情况，自从独立以后，拉美普遍进入了一种类似军阀独裁的考迪罗时代，所以墨西哥在1910年还爆发了新一轮革命。
在1911年的历史关节，如果大家都只有君主立宪这一条路考虑，那么我觉得搞成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就是眼前搞不成，以后还可以接着搞。就是满族的君主不合适，也可以再找合适的。
可是最后，还是让共和制占据了上风！
宋教仁主张搞共和制，虽然不成熟，但也是经过了一番审慎的研究的，而且他觉得美国式的总统制是不适宜中国的，跟梁启超一样，他们都主张采行两党制的英式内阁制，而不喜欢法国式的多党内阁制。而孙文就不同了，我必须提出批评的是，虽然孙文是中国人，但是他的中学根底却很差，看国学经典都要通过英文译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比较肤浅。同样的，虽然他也西方的学习和游历的背景，但是对于西方文化和历史的掌握和理解也是肤浅的！
孙文这个人轻率盲目，头脑简单，学习很不认真，思考问题很不认真，所以在认知上很容易偏执，做事盲目，尤其是不择手段！他曾经是基督徒，但他没有基督的精神，但却带有一些极端教徒的狂热性。有学者说孙文长期流亡在外，是很痛苦的，是很大的牺牲，我觉得如果这样看那斯大林比孙文还伟大呢！斯大林还多次被流放过。
孙文所主张的一些东西，其实背后更多的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这也是由他多年的革命方式所聚拢的那种半黑势力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是真正反民主、反宪政的。【当然了，袁世凯集团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他们属于封建化的性质，必须兼顾地方的建设，而不会一味破坏。】
宋教仁为什么和孙文那么不对付，也那么不一样？就是因为宋教仁私心更少，而在研究问题方面更为认真、审慎，在做事上更为长远考量。
【五】
总之，历史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必须认真地研究世界同时也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盲目地照搬别国的经验。
孙文忽而觉得美国的共和总统制好，忽而又觉得苏俄的那套东西好，这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也是因为他不认真的结果。美国跟中国的历史传统完全不一样，如果孙文像托克维克那样认真、深入地考察美国的历史与文化，那么肯定结果不一样。梁启超虽然不如托克维尔睿智，但是也对美国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这是值得称赞的！结论不是那么重要，态度却相当重要。
我们现在的历史教训就是，我们不能再搞君主立宪了，这个机会已经完全丧失了。我们必须坚持搞共和制，必须深入地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汲取世界的经验和智慧。比如说中国的未来到底应该分裂还是维持统一，到底要搞中央集权还是搞联邦制，到底是搞内阁制还是搞总统制。这些不是小事，希望大家能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这些政治主张在将来肯定也会演变为权力之争，只是希望大家少一些私心，提高我们自身的道德素养，尽力去完善我们的制度建设，这样权力之争就会被限制在宪政民主的大框架之下了，变成了良性的。
时至今日，我们的外部形势已经比一百多年前大大改观，我们要树立信心！不过，大势固然非常重要，但也是事在人为，做和不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马虎的做和认真的做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今晚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吧。准备仓促，望大家多海涵。
]承蒙群里XX的错爱，邀请我这个半瓶子醋来群里分享一下自己对于戊戌变法的思考，说实话，用《红楼梦》里凤姐的话说，我本来就不是这里头的货，所以水平是有限的，何况XX是昨天下午才通知的我，让我都来不及准备。但盛情之殷，就只能赶鸭子上架了！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虽然也谈过关于大清灭亡和康有为生平的话题，但主要还是现学现卖，无非是提供一些信息给大家，只能算知识普及类。这次分享，自然不能老调重弹，我就勉为其难，从自己比较感兴趣也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角度，也即是世界史的角度，来谈谈晚清中国的维新、改良甚至革命的问题吧，不足是肯定的，但也希望能够为大家思考和理解相关问题提供一点线索或者灵感吧。
好的，言归正传。
【一】
中国跟西方的大规模接触，自然要算从明末就开始了，那时候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华，还造就了一批像徐光启、孙元化这样的士大夫里的基督徒，但是因为当时西方势力不强以及中国在1640年代又逐步建立起一个封闭且强盛的中央大帝国，所以让中国跟西方的互动、交流又被压缩到了一个非常窄小的空间，以至于失去了跟西方共同成长的机会。
直到1840年代的所谓鸦片战争，由于西方的强势与清帝国的衰落，终于开启了一个被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被西方强行拉入了一个世界体系当中，随着各方面的交流的强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大大加剧！世界在深刻地影响中国，中国也在慢慢地影响世界！
不过让我们先设想一下，假如说大清的境遇跟明朝类似，也就是说依然没有遭遇到西方的太强大的影响，那么大清的命运将会如何呢？中国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我想，按照中国历史的兴亡周期率，也就是说这套帝制的本身的演变规律，大清的灭亡几乎是必然的，然后在一个残破的废墟上很可能要建立一个新的汉人政权，就如同明朝取代元朝一样。
如果想要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那么大清必须有一种制度性的变革，以遏制住专制权力的肆虐及腐败的恶性发展，从而有效地改善民生——但就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与历史经验看，大清是无法完成这种转变的。
然而，真实的历史是西方强势来袭，接着又是我们的东邻小邦日本的强势崛起，从表面上看，大清很弱小，所以被各种欺负，因此大清的当务之急就是追求富强！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也搞了，成绩也有点，但是在高度竞争化、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成绩不够好就混不下去啊！当然，如果能有自知之明，当时不去跟日本硬碰硬，或许不会弄得那么惨。其实这也是领导集团的素质问题。
【二】
一面是民乱蜂起、天灾人祸的内忧，一面是列强环伺、咄咄逼人的外患！在这样艰难困苦、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刻，其实最考验领导集团的应变与能力了。
解决内忧，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制度的转型，但也可以逐步满足民众的需要，这个相对来说就可以慢慢来，慢慢尝试，但是面对外患就不行了，这个相对比较急迫，领导集团和精英圈子也对这个更着急，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赶紧强大起来才行！
那么，历史上的中国是怎么实现强大的？那就是法家的方子，典型的商鞅的搞法。
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法家的老方子好像是有点过时了，而且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和正统的精英阶层，也一直不怎么待见法家，直接取法商鞅看来难度很大。
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大清的所谓精英们此时注意到了一个新的方子，这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到底是什么性质？它好还是不好？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争论的重点，我们只是需要看，当时的大清到底适宜还是不适宜采纳这个方子呢？
首先说，日本是从一个半封建半中央集权化的社会过来的，而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传统的帝制社会（当然中间部分时代有些封建回潮），想部分限制君权就比较难。大清如果想像日本那样迅速地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其实只有一种比较可靠的方式，那就是出现一个开明的集大权于一身的雄主，比如说类似彼得大帝那样的人物！
可是就1890年代中国的情况看，显然光绪皇帝不是这样的雄主，他也没有成为雄主的那种潜质，除非是让康熙再生。那么慈禧呢？慈禧确实有一定才干和手腕，但她不仅是一介女流，看起来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她也深度感染了恶性制度下的腐败病，那就是贪图享受、比较奢侈！
慈禧这个病看起来是小毛病，其实一点都不小！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根本不是只有慈禧感染上了这种腐败的、贪婪的病毒，而是经过大清二百多年的专制统治、烂污统治，腐败病毒在晚清中国已经发酵得相当厉害，这其实才是阻碍中国进步与改良的最大绊脚石！
腐败问题是权力的问题，但也不仅仅是权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但大家好像一直谈得很少，也有些低估了它的危害，其实这个问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史【用我在其他文章里的话说，腐败问题也影响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后发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失败】。
如果一个社会上上下下都被腐败病毒所感染，那么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其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严峻问题之一，也是一个腐败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减轻腐败问题对于人们道德、思想方面的侵蚀作用，那么中国的未来依然会相当坎坷。
晚清中国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可怕的衰世（比如说出现了类似丁戊奇荒这种饿死上千万人的惨绝人寰的景象），其实也正在于这种腐败严重侵蚀下的社会堕落，尤其是读书人的堕落，1920年罗素来中国时就发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都普遍冷漠，缺乏对贫苦大众的关心。我为什么那样严厉的批判康有为？就是因为康有为其实就是这种堕落读书人的典型代表，甚至康有为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道德问题、私德问题了，他其实连法律上的底线都破了，什么国家的法律也不能容忍康有为这种类似谋财害命的恶劣行为。【马勇老师刚才说讨论历史人物时，不能心怀恶意。但是我觉得很多历史人物就是政治人物，我们对待政治人物就应该有不同的态度，何况权力就是容易让人迷失。对于政治人物的防范就是要跟防贼一样，因为他们容易变成贼，而在缺乏监督、制约的专制权力场上，更容易变成贼。】
在未来，如果我们期待一个比较顺利和成功的转型，就必须提高对于自我的道德要求，尤其是我们更要提高对于政治人物的道德要求，并竭力清除腐败社会留存在我们身上的毒素。我们现在很多人倾心保守主义，其实保守主义不仅仅是保守自由，更要保守道德、传承道德。
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在政治方面，爱因斯坦的这一句话尤其适用，政治人物的道德表率作用极其重要！这也是我极力批判康有为、孙文之类政治人物、思想人物的理由，因为一个德性上立不住的人，很容易就沦为野心家或者很容易沦为投机分子，最终对于国家的危害难以估量。
总结上面说的，不管康有为、谭嗣同或者其他人的责任如何，光绪与慈禧也确实是干系重大，可见当时想要迅速的实现强大确实是不容易走得通的，何况可能还会遭遇外力的强制干预——而且即便是走得通，其实也只是再度进行了独裁化、集权化和军国化，未来还是会面临一个“走出帝制”的问题（M时代的中国其实就像一个军国主义国家，M的角色就类似彼得那种人物）。
秦制见效虽然快，但是不治标，而且副作用大。
【三】
在当时的大清，其实还有一种可以选择的路径，这就是治本的英制，也就是说英国式的宪政民主道路。
我曾经设想，如果光绪信用和委托像张之洞等较为稳健的大臣进行维新变法，那么大清就应该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因为这就是要走英式宪政的道路，而这种道路不仅是慢的问题，甚至于大陆帝制国家还没有走通的先例。【这主要也是因为来自内部尤其是外部的干扰，时间太长，变数就大，列强虎视眈眈，虽然有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但是日本和俄国却不是善茬，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走上良性的发展道路，更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外力的干预这一点，其实正是促使大陆国家转型时期更加激进化、再度集权化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
另外，由张之洞等人搞大动作的维新事业，其实还是会涉及一个权力安排与权力斗争的问题，这种维新是自上而下地搞，中央如果权力不统一，没有大的权威，那么还是很难有所成就。结果的话，还是只能小幅度的搞，只能从洋务运动的基础上稍微提升一下而已，比如加强教育和培植民间资本。何况张之洞等人的见识也就这么点，能力也非常有限。
总之，面临转型的晚清中国绝大的概率是要震荡的，所以维新变法很难有什么成就，事实上，戊戌变法确实是很快就搞砸了，但是呢，经过一番剧烈的震荡，到了1901之后，这种改良主义的路径又接上了。而且这一次，通向英式宪政的目标更为清晰了（虽然清廷最高统治者还是想拿德国或者日本做模板，但有些因素是他们无法控制的）。
大陆帝制国家虽然还没有走通英制的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走不通，而且只要维新、改良做得好，也就增加了未来向好的变量。
就像刚才说的，按照满清统治者的想法，他们推行宪政，搞成了也就是当时的德国、日本的版本，但是由于他们的失误，结果造成了武昌起义及其后的一系列震荡，这时候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转入英制的契机，也就说出了一种类似光荣革命的情况——此时的大清、此时的中国，也完全可以全力以赴去追求一种真正的英式君主立宪的模式！
当然，前提应该是仔细地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高层里最好多几个像郭嵩焘这样的人物，如果头脑里稀里糊涂的，就要大打折扣。
【四】
然而，在1911年的路径选择，共和的主张又强势登场！它一下子就增加了未来转型的变数！
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自来就有共和的传统，比如说长达500年的古罗马共和国，包括中世纪一些地区共和自治的传统，及至进入近代以后，又有美国、法国甚至拉美等实现了共和制。而中国历史上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共和主张和传统，孙文、宋教仁等人所主张的共和制完全是世界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共和思想完全是中国被拉入世界体系的一种产物！
那么中国到底是更适应君主立宪呢？还是更适宜共和制呢？这么重大的问题肯定需要好好研究，不能儿戏。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和思考，梁启超的结论是中国适宜搞君主立宪，而宋教仁的结论是共和制。
宋教仁为什么这样想呢？我觉得应该从清帝国的性质上去看，因为大清是一种半殖民地性质，宋教仁等人的思想里既带有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性质，又带有当时席卷世界的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
但是从历史的发展和国际经验看，年轻的宋教仁的思考是有些不足的，因为从大帝国到共和制，必然要激起巨大的震荡，法国、俄国甚至德国、西班牙等等都不例外，何况中国的帝制传统比其他所有国家都深厚。我们再看拉美的情况，自从独立以后，拉美普遍进入了一种类似军阀独裁的考迪罗时代，所以墨西哥在1910年还爆发了新一轮革命。
在1911年的历史关节，如果大家都只有君主立宪这一条路考虑，那么我觉得搞成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就是眼前搞不成，以后还可以接着搞。就是满族的君主不合适，也可以再找合适的。
可是最后，还是让共和制占据了上风！
宋教仁主张搞共和制，虽然不成熟，但也是经过了一番审慎的研究的，而且他觉得美国式的总统制是不适宜中国的，跟梁启超一样，他们都主张采行两党制的英式内阁制，而不喜欢法国式的多党内阁制。而孙文就不同了，我必须提出批评的是，虽然孙文是中国人，但是他的中学根底却很差，看国学经典都要通过英文译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比较肤浅。同样的，虽然他也西方的学习和游历的背景，但是对于西方文化和历史的掌握和理解也是肤浅的！
孙文这个人轻率盲目，头脑简单，学习很不认真，思考问题很不认真，所以在认知上很容易偏执，做事盲目，尤其是不择手段！他曾经是基督徒，但他没有基督的精神，但却带有一些极端教徒的狂热性。有学者说孙文长期流亡在外，是很痛苦的，是很大的牺牲，我觉得如果这样看那斯大林比孙文还伟大呢！斯大林还多次被流放过。
孙文所主张的一些东西，其实背后更多的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这也是由他多年的革命方式所聚拢的那种半黑势力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是真正反民主、反宪政的。【当然了，袁世凯集团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他们属于封建化的性质，必须兼顾地方的建设，而不会一味破坏。】
宋教仁为什么和孙文那么不对付，也那么不一样？就是因为宋教仁私心更少，而在研究问题方面更为认真、审慎，在做事上更为长远考量。
【五】
总之，历史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必须认真地研究世界同时也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盲目地照搬别国的经验。
孙文忽而觉得美国的共和总统制好，忽而又觉得苏俄的那套东西好，这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也是因为他不认真的结果。美国跟中国的历史传统完全不一样，如果孙文像托克维克那样认真、深入地考察美国的历史与文化，那么肯定结果不一样。梁启超虽然不如托克维尔睿智，但是也对美国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这是值得称赞的！结论不是那么重要，态度却相当重要。
我们现在的历史教训就是，我们不能再搞君主立宪了，这个机会已经完全丧失了。我们必须坚持搞共和制，必须深入地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汲取世界的经验和智慧。比如说中国的未来到底应该分裂还是维持统一，到底要搞中央集权还是搞联邦制，到底是搞内阁制还是搞总统制。这些不是小事，希望大家能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这些政治主张在将来肯定也会演变为权力之争，只是希望大家少一些私心，提高我们自身的道德素养，尽力去完善我们的制度建设，这样权力之争就会被限制在宪政民主的大框架之下了，变成了良性的。
时至今日，我们的外部形势已经比一百多年前大大改观，我们要树立信心！不过，大势固然非常重要，但也是事在人为，做和不做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马虎的做和认真的做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今晚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吧。准备仓促，望大家多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