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 由 周明河 » 周日 9月 18, 2016 1:12 pm
1948年2月，林彪率所部共军再次渡过松花江南下，无所忌惮地施展陆上“跳岛”战术，越农安打怀德，越长春打四平，越四平打铁岭，越沈阳打锦州，整个东北战局为之一变。
3月13日，共军攻克了四平，国军在东北只剩下了沈阳、长春、锦州、营口等城市，被分割成几片孤立的地区，处于共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其中处境最危险的就是最北面的长春，在它与沈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后，全靠空运补给，而国民政府的航空公司每天只能派出四架飞机运输补给，此举无异于杯水车薪。长春也成了卫立煌的一桩心病，如死守已无望，若丢弃便可惜，他于是对亲信私下说：“长春是个包袱，好比一个盲肠炎症，恨当初陈辞修走了这着死棋。”意思就是责怪陈诚当初没有果断放弃长春，而当时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撤的话，就将东北国军全部撤入关内，若不撤就要继续确保长春。
当时长春城里的守卫力量，主要就是李鸿的新七军和曾泽生的60军，由于长春工事异常坚固，长期坚守应该是没问题的，蒋介石想要挑选一位得力又可靠的大将坐镇长春，于是就选定了郑洞国担任第一兵团总司令。当时郑早已对东北局势绝望至极，他也是疾病缠身，原本想着借医治疾病而躲开东北这个危险之地，没想到虽然东北形势的突变，在蒋介石、卫立煌两方面的压力之下，身为军人的郑洞国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苦差事。
郑洞国上任之后，一天也没有闲着，面临困守孤城的现实，他必须有所作为。所幸从日占时期开始，日本关东军就在长春城内街道及近郊区修建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如碉堡、壕沟、坑道、瞭望台等样样俱全，郑洞国在回忆录中专门对此记述道：
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等四个高大建筑物，矗立在十字路口的四角上，前三座建筑物的地下室，均有钢筋水泥筑成的坑道通过宽阔的马路，彼此相连。更有笨重的铁闸门，可以彼此隔绝。四座建筑物的地上部分，都是厚墙铁窗加上钢筋水泥屋顶，连中型飞机的炸弹都不能损伤它们。再往南去的中央大街西侧，还有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这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全部外墙均用花岗石砌成，厚度在一米以上。室内可储存大批弹药、粮食、淡水，还可自行发电。我的兵团司令部以后就设置在这里。市内各主要街道都宽约六十米左右，街与街之间和各大建筑物之间都留有许多草坪、花园空地，距离足够发挥火力。重要的街口还修筑有水泥地堡。国民党军队占据长春后，于1947年秋季起，又环市构筑了很多钢筋水泥地堡，并用战壕将其联系起来。城四周还设有宽三米、深二米的外壕，壕内有纵射火力点，壕外则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使整个长春在日本侵略军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城市。我奉命镇守长春后，本着持久防御方针，又加紧巩固完善原有防御设施，以市中心为核心，层层设防，在市内外组织了多道防线。我还抽空到各重要地段视察，亲自督促各部加强防御工事，以备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我特地指示各处阵地加设隐蔽的侧射、斜射火力，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火器的威力。【《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340页】
3月中旬时，郑洞国做出了长春城防部署，新七军和60军以该市中山路、中央大街为界，新七军防守西半部，60军防守东半部。3月下旬，郑再度来长春后，除了命新七军暂56师加强在西郊大房身机场及西门至机场一线的守备力量，并着60军派出暂52师控制东郊城防工事外的一些高地和独立据点外，没有再在兵力和配备上做出多大的变动。
为了恢复和提高60军的战力，加强长春东半部守备区的防御力量，郑洞国还下令将新七军的一些汽车、大炮等重装备拨归60军使用，并将新七军的一个重炮连配属60军指挥。在整顿长春防务的过程中，令郑非常头疼的就是那些游杂部队，这些部队多是一些民间自组的武装，战力不足，但难脱匪性，骚扰百姓非常在行；后来郑对他们忍无可忍，就一律逐出城外，任其自生自灭，结果就让城郊的百姓遭了殃。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也很猖獗，杀了很多不满的民众及青年学生，李鸿将军曾经找郑司令出面制止滥杀行为。
经过这些努力，郑洞国自信长春城防已是固若金汤，可以同共军一决生死了——可惜，共军改变了攻城的路数，采用了一种历史惯常使用的“长围久困”的极端战法，比如朱元璋就经常使用。
进入5月份以后，当郑洞国得知共军频繁调动时，他心中又越发不安，更为险境中的新38师官兵难过：“当全美械装备的新38师部队整整齐齐地在检阅台前通过时，我心头突然袭扰上一股难以名状的伤感情绪。该师是我非常熟悉并引以为自豪的一支部队，抗战期间曾在印缅战场上纵横驰骋，屡建奇勋，成为名扬中外的抗日劲旅。自进入东北参加内战以来，这支以往英勇善战的部队却屡遭打击，士气下降，现在又随我陷入如此困境，将来还不知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342页】
从4月底共军派出部队打击长春守军的筹粮部队开始，算是揭开了长春围城战的序幕。5月下旬，经过一场恶战，共军夺下了大房身机场，暂56师两个团被歼，一个副师长和两个团长被俘，从此长春与沈阳之间的空中交通也彻底断绝，只能依靠空投接济了。但是经过这场战斗，新38师发起反攻并全身而退，也让林彪看到了长春守军还有相当的战斗力，如果硬攻长春，目前没有绝对把握，他开始给中央军委报告攻打长春的各种困难。6月7日，毛泽东回电，同意了围困长春的方案。
长春被围后，由于城内无粮，经不起坐吃山空的消耗，结果到处都是饿死、病死的死尸而无人收埋，以致臭气熏天。有人试着逃出去，结果被共军开枪硬生生地打了回来，只好乖乖地饿死在城里。不久后，长春就俨然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吃人的地狱，成了一座不折不扣的死城，一座饿殍之城、白骨之城！由于到处发生抓人吃的恶性事件，军方只好出面枪毙了一些出售人肉的屠夫，来遏止此类事件，但治标不能治本。
长春围城战的野蛮打法，其实就是纳粹德国攻击列宁格勒的打法，在长达900天的围困战中，有超过100万的平民被困死、饿死。长春被围困之前，居民约为50万左右，经过5个月的残酷围困后，到守军被迫投降时，长春居民仅剩下了17万人【这里的数字源自张正隆《雪白血红》第494页，这个数字大概还是粗略的一个统计。按照郑洞国的说法，防守长春之初哨卡线内外有居民50余万，另有军队、军队眷属、公教人员及警察等，共计约70万人。】。显然，犯下这一反人类罪行的人，是注定要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
不许老百姓出城逃命，目的就在于利用他们加速城内的粮食消耗，迫使守军尽快投降或丧失战力，这种做法明显是背离了文明底线的。面对如此惨绝人寰的战争手法，9月9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东北共军最高当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从以上报告中不难看出，究竟谁才是制造了这一堪比“南京大屠杀”惨剧的主要责任人，心肠狠毒如此，竟然令林彪等人都在委婉地表达不解和不满。
据新38师的一些老兵反映，他们一直都非常蔑视林彪的部队，除了轻蔑其训练、战力及文化素质外，其主因大概也脱不出类似长春围城战获得的一些恶感吧。
[size=150]1948年2月，林彪率所部共军再次渡过松花江南下，无所忌惮地施展陆上“跳岛”战术，越农安打怀德，越长春打四平，越四平打铁岭，越沈阳打锦州，整个东北战局为之一变。
3月13日，共军攻克了四平，国军在东北只剩下了沈阳、长春、锦州、营口等城市，被分割成几片孤立的地区，处于共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其中处境最危险的就是最北面的长春，在它与沈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后，全靠空运补给，而国民政府的航空公司每天只能派出四架飞机运输补给，此举无异于杯水车薪。长春也成了卫立煌的一桩心病，如死守已无望，若丢弃便可惜，他于是对亲信私下说：“长春是个包袱，好比一个盲肠炎症，恨当初陈辞修走了这着死棋。”意思就是责怪陈诚当初没有果断放弃长春，而当时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撤的话，就将东北国军全部撤入关内，若不撤就要继续确保长春。
当时长春城里的守卫力量，主要就是李鸿的新七军和曾泽生的60军，由于长春工事异常坚固，长期坚守应该是没问题的，蒋介石想要挑选一位得力又可靠的大将坐镇长春，于是就选定了郑洞国担任第一兵团总司令。当时郑早已对东北局势绝望至极，他也是疾病缠身，原本想着借医治疾病而躲开东北这个危险之地，没想到虽然东北形势的突变，在蒋介石、卫立煌两方面的压力之下，身为军人的郑洞国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苦差事。
郑洞国上任之后，一天也没有闲着，面临困守孤城的现实，他必须有所作为。所幸从日占时期开始，日本关东军就在长春城内街道及近郊区修建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如碉堡、壕沟、坑道、瞭望台等样样俱全，郑洞国在回忆录中专门对此记述道：
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等四个高大建筑物，矗立在十字路口的四角上，前三座建筑物的地下室，均有钢筋水泥筑成的坑道通过宽阔的马路，彼此相连。更有笨重的铁闸门，可以彼此隔绝。四座建筑物的地上部分，都是厚墙铁窗加上钢筋水泥屋顶，连中型飞机的炸弹都不能损伤它们。再往南去的中央大街西侧，还有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这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全部外墙均用花岗石砌成，厚度在一米以上。室内可储存大批弹药、粮食、淡水，还可自行发电。我的兵团司令部以后就设置在这里。市内各主要街道都宽约六十米左右，街与街之间和各大建筑物之间都留有许多草坪、花园空地，距离足够发挥火力。重要的街口还修筑有水泥地堡。国民党军队占据长春后，于1947年秋季起，又环市构筑了很多钢筋水泥地堡，并用战壕将其联系起来。城四周还设有宽三米、深二米的外壕，壕内有纵射火力点，壕外则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使整个长春在日本侵略军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城市。我奉命镇守长春后，本着持久防御方针，又加紧巩固完善原有防御设施，以市中心为核心，层层设防，在市内外组织了多道防线。我还抽空到各重要地段视察，亲自督促各部加强防御工事，以备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我特地指示各处阵地加设隐蔽的侧射、斜射火力，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火器的威力。【《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340页】
3月中旬时，郑洞国做出了长春城防部署，新七军和60军以该市中山路、中央大街为界，新七军防守西半部，60军防守东半部。3月下旬，郑再度来长春后，除了命新七军暂56师加强在西郊大房身机场及西门至机场一线的守备力量，并着60军派出暂52师控制东郊城防工事外的一些高地和独立据点外，没有再在兵力和配备上做出多大的变动。
为了恢复和提高60军的战力，加强长春东半部守备区的防御力量，郑洞国还下令将新七军的一些汽车、大炮等重装备拨归60军使用，并将新七军的一个重炮连配属60军指挥。在整顿长春防务的过程中，令郑非常头疼的就是那些游杂部队，这些部队多是一些民间自组的武装，战力不足，但难脱匪性，骚扰百姓非常在行；后来郑对他们忍无可忍，就一律逐出城外，任其自生自灭，结果就让城郊的百姓遭了殃。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也很猖獗，杀了很多不满的民众及青年学生，李鸿将军曾经找郑司令出面制止滥杀行为。
经过这些努力，郑洞国自信长春城防已是固若金汤，可以同共军一决生死了——可惜，共军改变了攻城的路数，采用了一种历史惯常使用的“长围久困”的极端战法，比如朱元璋就经常使用。
进入5月份以后，当郑洞国得知共军频繁调动时，他心中又越发不安，更为险境中的新38师官兵难过：“当全美械装备的新38师部队整整齐齐地在检阅台前通过时，我心头突然袭扰上一股难以名状的伤感情绪。该师是我非常熟悉并引以为自豪的一支部队，抗战期间曾在印缅战场上纵横驰骋，屡建奇勋，成为名扬中外的抗日劲旅。自进入东北参加内战以来，这支以往英勇善战的部队却屡遭打击，士气下降，现在又随我陷入如此困境，将来还不知有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342页】
从4月底共军派出部队打击长春守军的筹粮部队开始，算是揭开了长春围城战的序幕。5月下旬，经过一场恶战，共军夺下了大房身机场，暂56师两个团被歼，一个副师长和两个团长被俘，从此长春与沈阳之间的空中交通也彻底断绝，只能依靠空投接济了。但是经过这场战斗，新38师发起反攻并全身而退，也让林彪看到了长春守军还有相当的战斗力，如果硬攻长春，目前没有绝对把握，他开始给中央军委报告攻打长春的各种困难。6月7日，毛泽东回电，同意了围困长春的方案。
长春被围后，由于城内无粮，经不起坐吃山空的消耗，结果到处都是饿死、病死的死尸而无人收埋，以致臭气熏天。有人试着逃出去，结果被共军开枪硬生生地打了回来，只好乖乖地饿死在城里。不久后，长春就俨然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吃人的地狱，成了一座不折不扣的死城，一座饿殍之城、白骨之城！由于到处发生抓人吃的恶性事件，军方只好出面枪毙了一些出售人肉的屠夫，来遏止此类事件，但治标不能治本。
长春围城战的野蛮打法，其实就是纳粹德国攻击列宁格勒的打法，在长达900天的围困战中，有超过100万的平民被困死、饿死。长春被围困之前，居民约为50万左右，经过5个月的残酷围困后，到守军被迫投降时，长春居民仅剩下了17万人【这里的数字源自张正隆《雪白血红》第494页，这个数字大概还是粗略的一个统计。按照郑洞国的说法，防守长春之初哨卡线内外有居民50余万，另有军队、军队眷属、公教人员及警察等，共计约70万人。】。显然，犯下这一反人类罪行的人，是注定要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
不许老百姓出城逃命，目的就在于利用他们加速城内的粮食消耗，迫使守军尽快投降或丧失战力，这种做法明显是背离了文明底线的。面对如此惨绝人寰的战争手法，9月9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东北共军最高当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
[i]……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i]
从以上报告中不难看出，究竟谁才是制造了这一堪比“南京大屠杀”惨剧的主要责任人，心肠狠毒如此，竟然令林彪等人都在委婉地表达不解和不满。
据新38师的一些老兵反映，他们一直都非常蔑视林彪的部队，除了轻蔑其训练、战力及文化素质外，其主因大概也脱不出类似长春围城战获得的一些恶感吧。[/size]